新书推介 |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九卷）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十卷本）以整体性的视野阐述马克思主义170余年来形成、发展和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着重总结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历史经验，探索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及未来趋势，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基本经验，力求为未来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九卷）主要反映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过程，以及苏东剧变过程中及之后世界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历程。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大理论创新成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时期理论创新的标志性成果，有效指导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期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探索过程中最后都从“改革”走到了“转向”,教训深刻而惨痛。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在经历低潮后又积蓄力量，马克思主义重新展示了强大理论魅力和实践威力。

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或终结了真理的绝对体系，而是随着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开放理论，是在不断总结各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的，是在与各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不断彰显其真理魅力和理论威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创新的广阔舞台和生动例证。“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1]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历史活动的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实践过程中，自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经过长期艰难探索和大胆开拓，成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毛泽东

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探索从社会主义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道路，需要经历一个从实践探索中不断积累经验并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曲折过程，有可能犯这样那样的甚至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内外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我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历史转折关头，在拨乱反正、推动我国走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邓小平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走、应该向何处去”的历史转折关头，深刻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重大的根本理论问题。他对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回答聚焦在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这两个既有重要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重要问题上来。针对当时对毛泽东历史地位评价方面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两种错误倾向，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2]

邓小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牢牢抓住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坚持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新的实践要求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邓小平

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身发展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逻辑、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诞生于并服务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伟大理论成果。

邓小平理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在这一理论创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具有“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具有多年从事党、政、军工作的丰厚经验，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伟大的实践家和理论家，他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赢得了我国人民和世界正义人士的普遍好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沉思考，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基于对党和人民热切期盼的深刻体悟，基于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汲取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实践中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回答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发展活力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关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3]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指出：“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同事们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4]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回答了包括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问题，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问题，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个有利于”标准等重大问题。这些内容集中体现在本卷的第一至四章。邓小平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创新成果，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代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时期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代表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建设和改革实践的现代形态，即社会主义国家推进现代化实践探索的多样化形态。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探索如何走出传统的单一模式社会主义的改革时期，既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时期，也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改革探索的重要时期。这种探索和改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不断深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因而是必然的要求。十分遗憾的是，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因素，除了中国等极少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以外，包括苏联在内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过程中，最后无一例外地从“改革”走到了“转向”，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给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带来了严重挫折，教训十分深刻而惨痛。这些内容集中体现在本书第五章中。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低潮，马克思主义饱受质疑，并在逆境中经受严峻考验。但苏东剧变决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终结，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苏东剧变之后，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在经历低潮后又在积蓄力量，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重新展示了强大的理论魅力和实践威力。特别令人欣喜的事实是：即使在苏东剧变的波谲云诡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屹然挺立，而且“风景这边独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示了现代形态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充分说明了科学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这些内容具体体现在本书第六章中。为了比较系统地呈现苏东剧变后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实践探索和理论反思的全貌，第六章内容延伸到了21世纪初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不仅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而且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和普遍价值，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实行改革开放、如何走上现代化道路指出了一条富有启发性的成功道路，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大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在经济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成功走上现代化道路，也具有重要启发和借鉴意义。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邓小平同志的贡献，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5]

邓小平著作的多语种文本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倡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顺利实行四十多年了，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四十多年是在理论上有重大创新、实践上有重大突破、事业上有重大成就的辉煌历史画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向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砥砺奋进，马克思主义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6页。

[3]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

[4]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641页。

[5]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9页。

侯衍社，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郗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十卷本）是由庄福龄教授于2013年正式向中国人民大学主要领导倡议撰写的，得到了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被学校列为“重大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学院将之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给予大力支持。人民出版社始终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这项重大科研工程。其间因我分工负责学院科研工作的关系，始终积极参与了这项重大工程的酝酿、启动、组织和实施，从中受益良多。

本卷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十卷本）中的第九卷，主要反映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过程，以及苏东剧变中及之后世界马克思主义曲折发展的进程。本卷根据编委会划定的研究范围，在编委会提供的大纲基础上由笔者细化了全书的提纲，提出了全卷章节目的安排。经过多次讨论和反复修改，编委会最终同意和确定了现有的全卷框架。

本卷写作的具体分工情况如下：

卷首语、后记：侯衍社

第一章：张晓华、宋希永、侯衍社

第二章：王金磊

第三章：庄忠正

第四章：刘宏元

第五章：郗戈

第六章：汪亭友

本卷先后修改多次，由侯衍社最后修改定稿。参考文献、大事记、索引由宋希永整理初稿，侯衍社进行修改定稿。需要说明的是，本卷第六章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现状、主要问题与基本趋势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AGJ005，李冬冬、杨戏戏、丁晨、裴亚男、吴深林搜集整理了部分资料。

本卷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多位前辈学人和众多学界同行的教诲、指导、支持、鼓励和帮助，受益匪浅。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靳诺教授自始至终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十卷本）给予的高度重视、亲切指导和大力支持！十分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吴付来教授、党委副书记齐鹏飞教授、副校长王易教授给予的关心指导和大力支持！衷心感谢杨瑞森先生多年来的悉心指导和无私帮助！感谢陈先达先生，梁树发、郝立新、张新、张雷声、秦宣、张云飞、刘建军、陶文昭、黄继锋、郑吉伟、张秀琴、郇中建等专家学者在拟定本卷写作提纲和修改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特别感谢人民出版社毕于慧女士高度负责、精益求精、耐心细致的编辑工作。几年来，她为十卷本付出的心血智慧有目共睹，她的高度敬业精神令人钦敬。本卷依据国内外大量的权威文献开展研究，并大量吸收了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相关成果，在此谨向学界同行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此我要深谢恩师庄福龄先生多年来的亲切指导、悉心关爱和殷切期望！虽然先生已驾鹤仙逝数年，但音容笑貌仍常常浮现在眼前，激励我勇于克服各种困难，在学术上不断砥砺前行。愿先生含笑于九泉！

书中肯定存在诸多错误和不足，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侯衍社

2022年7月28日于人大人文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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