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永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南开大学民族事务研究中心(天津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同推进研究”(23JZD032) 阶段成果。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存有紧密的互补性、统一性和同向性的内在逻辑关联。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精神养料,后者是前者的发展方向指引,二者在有机统合中,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精神文化面向与认同意识面向的重要构件。结合天津市的案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机统合的实践机制主要在于,围绕“主体对象-传承方式-产业转化-空间区域”四维度,通过锚定各族青少年群体、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深挖民族文化性旅游、扎根民族互嵌式社区,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化育功能,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得到了有效推进。在有机统合的实践机制基础上,为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协同性,应当依循“认知—认可—认同”三层次路径,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可及性与系统性,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与大众性,保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的民族性与先进性,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
一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同时,还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这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凝练结晶,既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也可以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竭源泉。学界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分别性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目前剖析两者关系的文献为数尚少”,且主要从宏观理论层面着墨,而较少与实践案例结合。对此,本文将在理论层面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关联,在实践层面以天津市作为具体案例加以剖析。力图呈现出如何在“铸牢”工作开展中,有效发挥“以文化人”认同化育功能的生动实践机制,思考在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推动路径。
二、互补、统一和同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具有紧密的互补性、统一性和同向性的内在逻辑关联。就互补性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共有精神家园根基和文化认同养料,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方向指引和基本时代要求。就统一性和同向性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一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共同体系统之中,共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精神文化面向与认同意识面向的重要构件,并最终服务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养料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样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创造的文化生命体”。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属性和本质属性不容忽略。
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属性是中华民族。这意味着辉煌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由哪一个民族所独创,而是56个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无论是儒家经典、长城故宫,还是少数民族史诗、布达拉宫、坎儿井等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是根与叶、源与流的关系。各民族在共创中华的过程中,使得多元一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塑造。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产物,也是各民族在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中进行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无论是物质性文化、精神性文化抑或是制度性文化、行为性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都是反映、展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绝佳载体和容纳机体,提供了“多元一体的共识性支撑”。
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是先进文化。毋庸置疑,中华传统文化也需要被一分为二地辩证性对待。按照时代发展需要,在批判性继承中加以扬弃,选择那些具有先进性、民族性、包容性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养料。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由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而且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具有进步性、正向性的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满足当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要求和社会需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同时,也与增进共同性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方向相一致,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统一。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能够鲜明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属性和民族标识的文化内核,如“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以公为先的义利观念、四海一家的天下观等。可以说,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都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等有着高度的内涵一致性、精髓相通性。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指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应然状态下,呈现出主体或群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心理认同反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一种心理认同意识。这种心理认同意识主要表征为“五个认同”。而其中的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除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外,就主要包括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表征为一种文化认同意识。因此,在心理认同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化领域的重要心理认同表征,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认同观的重要指涉对象和实在内容载体。
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得各民族形成“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并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共同书写的悠久历史、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共同培育的伟大民族精神,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依恋感。这能够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共同体所创造的文化标识相区别,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当前地位和过往历史形成基本认知,对中华文化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之中的独特性、价值性、辉煌性形成自豪感和成就感。进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坚定的自信心,产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心理。这种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软实力。
另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在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过程中不断增进共同性。中华民族共同孕育的中华文化是世界民族文化的独特瑰宝,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各族成员都应树立中华文化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意识。因此,既要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独特的本民族文化,又尤其要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注重加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认可与认同。这为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总体思路和发展方向。
(三)二者共同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构件
在功能作用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统一性和同向性。二者在有机统合中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精神文化面向与认同意识面向的重要构件,并服务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
一方面,根据斯大林对民族这一“稳定的共同体”的经典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因此,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形塑各民族基于共同文化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心理认同意识。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必须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实现各民族文化认同凝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凝聚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提供了坚实的共有精神家园和丰富的共同文化养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精神灵魂的奠基作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共同体的主要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别是建设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精神文化面向的血脉基石。
另一方面,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能动反映。因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存在,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客观社会事实的存在,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中华民族是共同体本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共同体本体的能动反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民族实体的主观反映,更通过发挥其能动作用而反过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引领和指导功能。因此,准确认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系,需要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建构性与原生性的关系:在原生性基础上主动加强意识形态构建,促进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和稳固。作为一种认同意识的塑造过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一种较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心理素质。其能够促使各民族对已经存在并加快建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能动性、自觉性的意识感知和心理认同,对一些自发性的、不知不觉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行为,形成自觉性认知和主动性引导。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能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目标、方向、过程、步骤等进行思想理论层面的科学指导,从而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尤其是建设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认同意识面向的心理依托。
三、四维机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统合实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互补性、统一性和同向性,意味着可以有机统合二者关系,有效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人”的认同化育功能,推动“铸牢”实践工作的开展。以天津市为代表的东部城市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和区域特色,在二者的统合实践中,取得了较好成效。天津市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是我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和北方重要中心城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天津市少数民族常住人口为44.35万人,占全市人口总数的3.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20.74万人,占全市流动人口的5.76%;万人以上少数民族有回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壮族、苗族、土家族;此外,天津市有22个回族村、20个满族村。在主体对象维度上,天津市以各族青少年作为核心群体;在传承方式维度上,天津市以现代化技术手段作为重要凭借;在产业转化维度上,天津市以民族文化性旅游作为主要深耕领域;在空间区域维度上,天津市以民族互嵌式社区作为关键地域。总之,人、技术、物质、空间等要素的充分整合,共同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机统合的四维实践机制。
(一)主体对象维度:锚定各族青少年群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注重横向的跨区域、跨民族乃至跨国际传播,也注重纵向的代际传递,尤其是各族青少年的传承。各族青少年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认知、尊重、接受和喜爱,自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者、保护者、传承者。相较于其他年龄段群体,青少年群体学习能力强、兴趣爱好广泛、空余时间相对充分。在当前部分传承者年龄偏高、活力不足、面临失传风险的境况下,尤其应在主体对象上锚定各族青少年群体。青少年时期是接受政治社会化的关键阶段,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的重要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样需要将各族青少年作为“主体力量”和“重点培育对象”。因而,国家民委才将“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列为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三项计划”之一。因此,各族青少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主体对象上有机统合的核心群体。
天津市以举办“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创产品创意设计大赛”品牌活动为着力点,促使各族青少年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0年,“时代记忆杯·天津市首届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创产品创意设计大赛”成功举办。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19所高校的参赛作品265件,来自汉族、布依族、仡佬族、朝鲜族、维吾尔族、藏族、回族等21个民族的362名学生参赛。通过提炼侗族传统民族建筑鼓楼元素,设计而成的茶具作品《茶楼鼓语》,以及傣族文化酒具作品《傣族孔雀酒具》等获奖。大赛通过给予数千元到一万元不等的奖金并颁发荣誉证书,采取企业冠名和政府组织动员相结合的方式,为参赛者提供实训机会和创业平台,就业择优录用,并对获奖文创作品实行市场转化,有效地动员了各族青少年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积极性。第一届大赛带来了良好反响,天津市又举办了第二、三、四届大赛,青年学生参赛人数不断创新高。通过紧扣时代语境和年轻人群体喜好,锚定青少年核心群体举办文化活动,发挥认同化育功能,可以促进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各族青年学生参赛者,抑或是活动主办者、评委、工作人员乃至普通群众,也可以在学习了解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感悟体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灿烂文化的过程中,创造交往机会、丰富交流内容、深化交融成效,从而在有形、有感、有效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传承方式维度: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现代社会,要做到“面向未来”就需要不断运用现代化的各种技术手段,尤其是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VR技术、3D技术、全息投影技术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转化。在传承方式上,与传统的口耳相传、师徒相授、笔墨相绘等传播传承方式相比,现代化技术手段的采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通过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表现形式予以革新,以更具科技化、可及化、形象化、便捷化的方式进行传播传承,才能更好地吸引各族青少年及其他群体对中华文化的喜爱,便于中华文化的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承。而在日益强调技术赋能的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样需要充分依托现代化技术手段,包括全媒体传播、智能算法等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方式。以这些现代化技术方式作为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义的有效载体和便捷手段。因此,现代化技术手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传承方式上有机统合的重要凭借。
天津市着力加强现代化技术手段的运用,以技术赋能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化育功能。在西青区档案馆新馆,通过使用3D和VR技术等现代技术手段,建设“互联网+档案”线上信息展馆展厅,打造智慧楼宇管控平台,搭建馆藏档案资源智慧管控系统,对天津杨柳青年画文化、运河文化、津商赴新疆“赶大营”文化等进行了数字化保存、智慧化展示和信息化传播,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现代化技术手段。在第三届天津市大学生民族文创设计大赛中,《入染·数博》作品也通过设计白族扎染数字博物馆APP,将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数字导览服务系统的视觉设计,搭建了线上浏览虚拟平台。以形象生动的数字化方式,缩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各族群众的时空距离。通过应用现代技术手段,可以简化传承环节、缩短传承时耗、叠加传承效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各民族文化互嵌共生搭建媒介桥梁。同时,使得各民族在极具便捷感、舒适感、体验感中,学习、了解、认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
(三)产业转化维度:深挖民族文化性旅游
文化不只是软实力,也能转化为经济力量等硬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个思路,就是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和市场因素,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无论是吸引各族青少年等群体,抑或是传承方式中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所需要的经济成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可以在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中,实现文化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均衡发展。通过“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民族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模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在更具时代活力、更具物质基础、更具传播影响中传承发展。相比于其他行业,旅游业的特质在于,更能展现传统文化价值,在保护与开发兼顾中传承传统文化,创造规模性受众,助力传统文化传播扩散,塑造交流互动的时空条件。因此,与旅游业进行深度融合,既符合现代产业发展方向,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力再造的重要路径。与此同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现路径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旅游作为时空变化下的大规模、大范围、大众化的人口流动与接触活动,能够广泛促进民族交往,深化共同体内部信息、体验、情感等要素的交换。集感知-构思-体验于一体的文旅活动,已经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社会领域。因此,民族文化性旅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产业转化上有机统合的主要领域。
天津市依托丰富多彩的文化底蕴,着力发展民族文化旅游。蓟州区孙各庄满族乡是天津唯一的民族乡,历史文化悠久,民族风情独特,发展民族文化旅游的资源禀赋优越。近年来,蓟州区以孙各庄满族乡为重点区域,建设满乡大舞台,新建满族乡历史文化馆,以满族乡特色村寨建设、仿古牌楼修建、满族特色小吃街打造、满乡文化旅游项目投资等措施,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业,打造了满族风情精品民宿10家。孙各庄满族乡还利用民族团结墙体彩绘方式,投资近30万元,宣传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融入剪纸、祥云、华表、风筝、书法、民族服饰等中华文化元素,在民族乡村旅游中积极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二十大精神等内容。作为天津传统民俗文化的主要汇集展示区,天津古文化街也积极依托旅游产业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天津古文化街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天津是一座很有特色和韵味的城市,要保护和利用好历史文化街区”。桂发祥十八街麻花、果仁张、狗不理包子、煎饼课子、耳朵眼炸糕、龙嘴大铜壶茶汤等传统民俗小吃,泥人张、杨柳青年画、风筝魏、皇会展演、秧歌、舞龙、舞狮、中幡、挎鼓等传统文化,使得古文化街成为天津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场所。在2023年“五一”假期首日,天津古文化街游客人数就突破了25.6万人,达到1986年开街以来的历史极值,营业额达1400余万元,同比增长55%。在天津文化旅游产业繁荣的同时,各族群众也通过游览、参观、品尝、体验、互动等活动,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了解、认知与喜爱,提升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四)空间区域维度:扎根民族互嵌式社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既需要锚定核心群体,运用现代技术,夯实物质基础,更需要依赖一定的空间区域。家庭是国家与社会的细胞,社区作为各族群众家庭日常生活的最基本单元和民族互动较常见空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传承的绝佳区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嵌入社区建设,亦具有“返本归元”的理论逻辑。相比于一些更大的空间区域,社区更与各族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各族居民参与社区举办的各类中华文化活动的时间成本、距离成本、物质成本等更小。也更能基于社区的情境氛围和归属环境,潜移默化地产生守望相助、手足相亲、彼此认同的共同体意识,并由社区区域共同体意识上升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尤其是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更是在日常生活中润物无声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展基层民族工作的重要阵地。因此,民族互嵌式社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空间区域上有机统合的关键地域。
天津市扎根民族互嵌式社区,举办各类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持续增进各族居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节日是文化的生动载体,也是各族群众产生文化认同感最喜闻乐见、最触手可及的活动。为增强各族居民对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的了解认知,作为民族互嵌式社区的东丽区怡盛里社区,举办了“我们的节日·民族团结情如糯,粽叶飘香话端午”活动,以品尝甜粽、了解习俗、闲聊家常等方式增进各族居民的交往交流交融。东丽区丽昕社区、军华园社区也组织了汉族、回族、满族、朝鲜族等各族居民一起制作端午荷包、手包粽子、表演歌舞等社区文化活动,创造了各民族交往互动机会,增强了各民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了解与认同。而作为第五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的滨海新区河南里社区,有回族、满族等7个少数民族666人,占社区总人口的8.9%,少数民族流动人口71人;该社区注重发挥中华文化的认同化育功能,在春节、元宵、重阳等节日举办社区联欢会以宣传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同时依托社区图书室专门设置了拥有近2000册书籍的以中华传统文化等为主题的图书专区,以供各族居民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区志愿者还利用周末、寒暑假时间专门面向社区居民举办诗词朗诵、猜谜等传统文化活动。总之,通过扎根民族互嵌式社区,以文化认同实践活动为依托,增强了各族居民尤其是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促进了民族关系的互嵌和谐与文化精神共同体建设。
四、认知、认可和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路径
依据个体对事物的接受度划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赖于“认知—认可—认同”的传导接受路径,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包括“认知—认可—认同”三环节。因此,在总结天津市对二者有机统合的实践机制基础上,为进一步实现二者的高度协同,需要关注各族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可、认同层次,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认知层次: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可及性与系统性
认知是认可和认同的基础,需要创造更多的机会、更加便利的软硬件设施,使得各民族能够充分地接触、学习、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方面,应当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可及性。应当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阐释,尤其是对“冷门绝学”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充分的财政资金、项目课题、人才团队支持。对于已经发掘和整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扎根民族互嵌式社区这一关键地域,注重文化普及工作。同时,结合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干部教育等教育活动,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类型、历史、演变、价值等深入人心,形成共识。此外,还应当强化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历史文化遗址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基本的传承场所和传承环境,也为各族群众接触、学习、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便捷性的公共服务设施。
另一方面,还需要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系统性。民族文化遗产通过承载民族共同体记忆,而成为中华文化价值叙事和历史叙事的重要元素。既要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也要注重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充分发掘有益于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益因子。对于文物、建筑物、碑刻、雕塑、书籍、书法作品、绘画作品、文化遗址等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长城、布达拉宫、承德避暑山庄、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明清故宫等,充分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加强实体保护和文化宣传。对于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应充分发挥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作用。同时,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也应注重传承效益的系统性。在发展文化事业的同时,也要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使得各族群众在文化产业开发中接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认知感与体验感。通过与旅游领域相融合,在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中,发挥文化旅游对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赋能作用。将文化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以经济效益补给文化传承成本,以市场开发宣传文化传承效果。还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特色手工艺品生产、特色食品生产相结合,发挥其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民族交往、巩固民族团结的社会效益。最终实现文化传承、市场开发、民族交往等文化-经济-社会多重效益的融合共生。
(二)认可层次: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与大众性
在接触了解的认知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理解、接受、肯定的认可态度。
一方面,需要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根,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展现的现代文明精神气度,则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时俱进中具备时代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创造、绵延不绝的灿烂文化,属于已存在的文化样态。要想使其对于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作用,就必须注重与当今时代相结合。这就需要在发展内容、发展手段、发展模式上进行现代化革新。其一,在发展内容上,需要紧扣时代要求。要“有选择地甄别、筛选、改造那些对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的文化内容与积极成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予以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增添更能反映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理论政策内容,包括“一条主线”“两个共同”“民族三交”“三个离不开”“四个与共”“四个共同”“五个认同”“五个互嵌”等。例如,将“石榴籽”多子多福的传统文化意蕴,丰富发展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民族团结意蕴,就是注重传统文化时代性的一个典范。其二,在发展手段上,需要以现代化技术手段为重要凭借。尤其是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呈现样态,使其更具新颖性和科技感,增强各族群众的兴趣度、接受度与肯定度。其三,在发展模式上,需要聚焦各族青少年这一核心群体。以适度商业化开发和市场化转化模式,更好地适应当今时代发展和文化生存需要,创新性推动文创产品开发和文化综艺类节目打造。
另一方面,还应当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大众性。广泛且真实的人民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特性之一,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又一发展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应当是束之高阁的精英文化,而是属于各族人民群众共同享有的大众性文化、人民性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各族人民群众所理解、接受和肯定的文化类型,就在于其维护了各族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扎根于各族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反映了各族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以各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实现文化创新。要通过话语日常化、大众认同、物质力量自觉转换等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化传承的过程,使各族人民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理解、接受、肯定的态度。尤其是在媒体宣传中,应当用更接地气、更平易近人、尽可能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式,宣介中华民族各类优秀传统文化,破除各族人民群众认为其晦涩难懂的心理障碍。此外,也要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仅是因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积淀和表现载体,而且其能够作为文化大众性普及工具,为各族人民群众更好地认知、认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破除语言文字障碍,有效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认同层次:保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的民族性与先进性
培育各族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是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纽带。所谓认同层面,就是在认知、认可的基础上循序渐进,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触、学习、了解,转变为理解、接受、肯定,进而最终产生欣赏、喜欢、热爱、向往等积极意识,并由积极意识伴生积极行动,共同保护、守卫、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方面,应当保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的民族性。“站在世界范围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属于本土文化、民族范畴上的地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各族群众所欣赏、热爱、保护、传承的文化类型,就在于其是中华各民族历经数千年历史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较量,文化这一软实力的竞争也在加剧。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借助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向发展中国家灌输其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试图通过“和平演变”“文化输出”“文化侵占”等手段,冲击和瓦解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特性。故而,“意识形态安全稳定任务之重,对党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的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在近年来日益重视总体国家安全的背景下,文化安全亦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因此,应当持续强化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塑造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始终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类型,有效维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识性、独特性与归属性,应对来自文化领域的外部非传统安全挑战。
另一方面,还要保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的先进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进性在于去除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因子,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然而,在当前一些地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加甄别、鱼龙混杂的现象。尤其在发展文化旅游产业过程中,在过度化的商业模式运作下,热衷于宣扬所谓的“皇家文化”“帝王文化”“军阀文化”等。这可能会使得部分封建文化糟粕死灰复燃,对各族青少年的文化判断和文化认同造成误导。因此,除了要应对国外文化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性的冲击,我们自身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还应确保其先进性不褪色。防止过度的商业化、娱乐化、市场化开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破坏、异化和扭曲。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始终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进性。通过激发各族群众对其产生欣赏、喜欢、热爱、向往的积极意识和保护、守卫、传承的积极行动,发挥认同化育功能,在高度协同中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补性、统一性和同向性,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篇幅限制,注释从略。若需引用,请查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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