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摘要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探索

中国共产党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意蕴和路径探析

唐诗宇，丁晓强

 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以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和重要基础支撑。基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国共产党能够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缘于遵循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无产阶级运动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逻辑理路。立足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提出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于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新跃升、社会发展的新动能以及全球发展的新思路。展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导引、思想指引和主体牵引，才能有力有效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蹄疾步稳，进而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注入强大动力、奠定坚固基石。

□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智能时代民族地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学校教育场域重构

苏德，马圆圆

 智能时代，民族地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学校教育场域是以智能技术为基础，在师生之间形成的一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传承为目的的客观关系网络。其中，教育技术是基础，扩展教育空间并提升教育主体能力；教育主体是关键，通过技术和教育空间实践教育目标；教育空间是载体，通过教育技术的嵌入支持教育主体发展。然而，当前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场域重构面临学校教育空间去教育化现象、技术生态系统发展受限、教育主体技术素养与自觉传承意识薄弱等问题，需通过加强技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培养师生自觉传承的责任意识、优化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空间建设等途径应对。

云南景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逻辑

苏韦铨，田钒平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景区”是新时代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抓手之一，有利于将景区塑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教育阵地和宣介窗口。景区创建的开展不仅在理论上为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新思路，也是增进共同性开展实践工作中的新方法，成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升级的新成效。云南的具体实践表明，景区创建能够在一定范畴中重释景观文化意象、重塑景区体验空间、激发景区聚集效应，促推景区成为各民族感受祖国山河之美、文化之魅的平台，通过以旅为媒、以文化人，深化各族人民情系山河的情感和“五个认同”的认知，有力推动各族人民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旅游业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案例研究”专题 （一）

从西江千户苗寨看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以空间生产的视角

严庆，张建兰

 旅游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行为，旅游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旅游也是促进文化交流，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旅游产业的发展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场域和空间。旅游的发展往往给旅游目的地带来空间改变，引发空间生产主体的变化，促成空间实践、空间表象与表征性空间的三位一体。从空间生产的三个维度出发看西江千户苗寨景区的旅游促“三交”，可以看到景区通过描述改造景区物质空间、打造主客共享的旅游文化空间、彰显中华文化认同三方面的实践，呈现了各民族在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场域内发生的交往交流交融事象。

文旅融合政策结构体系、演进规律及话语生成机制

——基于1993-2024年政策文本的扎根分析

翟燕霞，石培华

 机构改革及完善文旅融合体制机制引起了学界对文旅融合政策的关注。研究以1993—2024年中央层面出台的143份文旅融合政策为数据来源，对政策数量、政策主体等进行分析；借鉴间断均衡理论，探究文旅融合政策演进历史及内在规律；依托扎根理论编码，构建文旅融合政策制定核心要素及话语生成机制。研究发现，文旅融合政策主体呈现多元化、复杂化态势，部门间的协同效应不断增强；文旅融合政策演进历程中，政策理念、政策过程和价值取向发生极大变化，文旅融合理念逐渐呈现；政策制定过程从“问题导向”的管理理念转向“多元协同”的治理理念；政策工具日益兼顾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等多种类型。制度结构、治理情境、政策工具、融合系统、话语表达可系统呈现文旅融合政策制定的核心要素。

□老年社会学研究

老年人社区卫生服务使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安德森健康行为模型的分析

安瑞霞

 安德森健康行为模型，运用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城乡老年人社区卫生服务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潜在类别模型结果表明，城乡老年人社区卫生服务使用呈综合型、低使用型和预防保健型三类，占比分别为1.13%、85.67%和13.19%。回归分析发现，需求因素和使能因素是影响老年人卫生服务使用的重要因素。其中，教育程度越高和健康状况越差的老年人使用社区卫生服务的可能性更高；经济条件不是限制老年人社区卫生服务使用的主要因素；相比城镇，农村无配偶或独居的老年人对社区卫生服务的使用率更低。基于此，文章认为我国老年人社区卫生服务使用率整体较低，需要进一步提升老年人健康意识，加强社区老年人健康服务功能建设，并重点关注失能和农村等对社区卫生服务依赖度高的老年群体。

于“情”于“理”：失能老人家庭照护危机研究

郭慧玲

□经济研究

新质生产力影响产业升级的理论逻辑与组态路径：

基于省级动态面板的QCA分析

吴艳，贺正楚

 新质生产力是驱动产业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着力点。对新质生产力“先进科学技术、新介质劳动资料、高素质劳动者、新料质劳动对象”4个维度的7要素联动影响产业升级的逻辑进行理论分析。采用动态QCA分析法，基于我国2011—2022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结合理论框架，探究新质生产力要素影响产业升级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多要素联动匹配才能影响地区产业升级；以先进科学技术为核心存在条件，有“数字化基础设施—人力结构高级化—新料质产业”驱动型、“人力结构高级化—新料质产业”驱动型、“新介质劳动资料—高端人力规模”驱动型三类产业升级的路径；以先进科学技术为核心缺失条件，有“新介质劳动资料—绿色经济”缺失型、“新质工具和设备—人力结构高级化”缺失型、“高素质劳动者—新料质产业”缺失型三类非产业升级的路径；部分时间点，组态的组间一致性受外部环境冲击有所波动，且各组态地区差异化明显，驱动产业升级的组态案例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而非产业升级的组态案例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研究结果为新质生产力多要素联动匹配促进产业升级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借鉴。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的新质生产力及其关系研究

杨国玉，唐亮

 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由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9月于黑龙江省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主要以技术创新为主导，摒弃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生产力演进路径，展现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特征。而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化及金融工具助力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地区的金融科技创新水平及区域产业升级。基于此，文章采用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阶段性特征。因此，对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需因“群”施策，要针对不同省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出相应策略以助力新质生产力水平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探索

新质生产力赋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

周明星，胡建

 新质生产力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基础，是加速与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具有目标的同向性、使命的同质性、价值的同一性、实践的互动性。针对新发展阶段我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存在的发展要素组合亟需优化、产业创新有待加强、科技驱动动力不足、亟需汇聚多元建设力量等困境，亟需采取重组织、强产业、兴科技、聚力量等多元融合的举措，实现发展要素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发展优化、注重科技赋能、汇聚多元建设主体合力，巧借新质生产力赋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推动新阶段我国乡村振兴实践高质量发展。

传统的现代化：乡村振兴视域下海洋渔村的生计方式转型研究

吴曼

 作为巩固海疆安全与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场域，海洋渔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海洋渔村传统生计方式的形成基于悠久的海洋发展史，现代海洋文化的发展则推动了海洋渔村从传统生计方式到新型生计方式的转型。通过对海洋渔村生计方式转型与乡村振兴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到国家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2个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海洋渔村围绕海洋，以人为中心，以文化为载体，通过平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海洋文化的“乡土性”与现代海洋文化的“现代性”，实现渔村生计方式的转型与创新，推进了海洋渔村现代化的乡村振兴进程。

□基层社会治理探索

国家资源下乡与过程管理：乡村治理转型的内在逻辑及其效应

王海娟

 近年来，乡村治理被卷入系统性、结构性的形式主义困境当中，这与乡村治理转型有关。随着国家向农村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既有的结果管理方式难以适应农村基层管理的需要。地方政府遵循工具理性，采取以行政规则为基础、以合规化为目标和以痕迹管理为手段的过程管理方式，推动乡村治理规则从社会规则向行政规则转变。以行政规则为基础的乡村治理体系与非程式化、复杂化的乡村治理事务不适配，导致乡村治理形式化、繁琐化和形式主义内卷化困境。破解乡村治理形式主义顽疾要在资源下乡背景下实现基层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均衡，构建复合规则为基础的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数字治理中的多重堕距：表征、根源与破解思路

任鹏飞

 推动乡村数字治理既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当前，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面临着来自主体、理念与制度等方面的掣肘，形成了复杂的多重堕距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数字赋能下传统乡村治理结构失效、现有乡村数字治理制度的碎片化和模糊化供给、传统乡村治理理念与数字治理理念之间存在张力以及乡村数字治理理性与情感之间的非均衡。对此，需要重塑乡村数字治理结构、建立健全乡村数字治理制度体系、创新乡村治理思维、重视治理的情感要素，以尽快弥合乡村数字治理中的多重堕距，有序推进乡村数字治理高质量发展。

□历史研究

民国史研究的学术路径与实践

——从《跨越阶层差异：上海工人的组织与生存(1945—1949)》谈起

段金生

 民国史研究的发展乃至突破，需要在研究对象的选择、史料的搜集与应用、研究维度的多元综合等关键问题上，不断创新。《跨越阶层差异》在研究时间、空间及人群对象的择取上，皆表现出作者独到的见识。以史实重建的实证研究作为研究路径，在史料的搜集与辨识应用方面用力颇大，且在史料辨识与综合应用方面较为妥当。同时，注意把握研究对象的学术脉络，不拘泥于既有研究谱系的固有范式，尝试构建自身理解的合理阐述或分析路径，以走出既有研究范式的束缚。研究视野上则注重多维度的分析与拓展。该书的写作呈现出民国史研究学术路径新的尝试，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史料过于“求精”、历史时性分析不充分、与宏观大势结合不足、横纵比较分析不够等有待深化的空间。

论梁启超与何炳松的新史学观与方法论

——以《历史研究法》为中心的考察

周园

 20世纪初期，随着“新史学”浪潮的迭代推进，我国传统史学不断与外国史学理论及方法结合，研究路径由此推陈出新，最能代表20年代史学学科化的新史学“研究法”著作莫过于梁启超编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和何炳松编译的《历史研究法》。系统比较三本史著中蕴藏的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历史价值论，既能窥见20年代新史学史家对文明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历史主义、鲁滨逊“新史学”等史学理念的批判发展，也能察觉出传统史学回归融通的趋势，发现史家在新与旧、中与西，求真与致用，理论与方法中寻找平衡，建立系统完整的史学理论所作的尝试，从而站在史学近代化的整体的发展历程中，加深对20年代这一承前启后时期的认识。

□法学研究

元宇宙与新质生产力的法治化融合：机理、风险与进路

郑煌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重要意义，这无疑为元宇宙产业的进步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持。元宇宙与新质生产力具有深度耦合与相互塑造之关联，前者通过集成数字技术、场景应用赋能、推动产业变革，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样态。然而，当前元宇宙的发展与落地，面临着个体权益保护、社会经济稳定、国家政治维护等方面风险，制约了其赋能效应的发挥。鉴此，亟需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基于元宇宙的技术特性，构建与其相适配的法治秩序，即明确伦理规范原则，贯彻全流程管控理念；建立精细化兼具灵活性的监管体系；夯实基础技术，推进包容审慎监管，以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