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探索 | 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问题再认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国家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升研究”(22XZZ00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华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治理”(22JD810002)阶段成果。

【摘  要】进入新时代，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成为党和国家重要战略目标，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在概念界定层面，中华民族凝聚力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高度融合，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价值内核已然发生重大转变，探究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价值来源，理解概念变迁背后所蕴含的政治行动，厘清作为政治话语的民族凝聚力与作为学术命题的民族凝聚力之间的区别，重新释义中华民族凝聚力，从中提炼出文明底色与政治驱动相结合的凝聚力提升路径：文明底色奠定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根基，保障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文明古国在历史长河中行稳致远；政治驱动赋予全新时代要素，更新和重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核，确保中国未来稳步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国式现代化；国民身份；路径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维持和推动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中必不可少的精神内核。中华民族凝聚力既吸收了王朝国家时代中华文明与中国历史的精髓，又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不断呈现全新要素。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凝聚力逐渐上升成为党和国家战略目标，进一步凸显中华民族凝聚力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地位。重新认识中华民族凝聚力，须从概念变迁、研究起源及提升路径3大基本问题切入。深入探究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构建与中国综合国力相称的国际话语权，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主体性与创造力，从而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中华民族凝聚力概念新释

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与时代语境息息相关，任何一个学术概念都无法摆脱特定时代语境带来的影响，语境主义研究方法旨在阐释中华民族凝聚力语境背后蕴藏的政治行动，进而打通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之间的桥梁。通过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方法来揭示中华民族凝聚力背后所蕴含的政治行动，还原概念诞生背后的历史精确性，将有助于深入剖析历史进程中政治行动的多元面貌，进而揭示中华民族凝聚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成机制与发展脉络，在新时代的语境之下对中华民族凝聚力进行概念新释，以期实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与概念的更新。

（一）中华民族凝聚力相关研究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相关研究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已有许多学者根据不同学科背景界定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概念，不断丰富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学者们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界定形成一个基础认识，即中华民族凝聚力是维系民族生存与进步的核心驱动力，这一定义为相关理论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以下将对学术界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概念进行梳理与分析。

国内从事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的大多数学者在界定其概念时，一般按照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的思维逻辑展开界定，着重关注民族凝聚力对于结构（国家）功能的属性。李宗桂、孙友忠和林建华首先界定民族凝聚力的基本内涵，将其普遍适用于现代民族国家，再根据中国特殊情形推论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概念。例如，孙友忠从系统论角度出发，突出民族凝聚力所具有的系统结构属性，他认为民族凝聚力是一种按特定方式组成的人际、群际关系系统。整个系统依照经济、政治、文化、日常生活形成四重子系统，各个子系统分别映射出不同的指标，即经济层面的依存程度，政治领域的参与活跃性，文化层面的认同感强弱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状态。它们共同构成了1个全面而多维的指标体系，用于衡量社会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而判断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一庞大母系统是否得以良性运转。

有的学者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界定中华民族凝聚力，强调中华民族凝聚力作为一种观念的力量对社会结构（国家）与行动者（民族成员）产生的影响。张磊等将中华民族凝聚力视为一种观念，其中，张磊、孔庆榕将中华民族凝聚力视为由观念而产生的精神力量，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价值观，以无形的观念形态（如情感、期盼、理想追求及价值取向）深深根植于每一个民族成员心中。

有的学者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视角出发界定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涵。田旭明等依照斯大林有关民族理论的经典论述作为其概念界定的核心，田旭明认为民族凝聚力是在民族的起源、形成及演进历程中，各种物质资源、制度框架以及精神文化要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催生的一种内在且强大的动力。这种力量是民族得以维系、发展并不断进步的核心所在。田旭明的界定契合上文所述的系统论，他认为民族凝聚力是多要素有机统一形成的聚合性力量。

从上述代表性概念界定可以看出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已有中华民族凝聚力概念割裂了其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结构属性与价值观念属性之间的联系，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仍在进行，“国家－民族－文明”三位一体的互构关系逐渐形成，使得由民族自觉阶段而产生的凝聚力内核发生改变，中华民族凝聚力所蕴含的时代要素亟须进一步揭示。由此，立足于政治学的学科视角，在新时代语境之下，从现代国家建构视域出发，对中华民族凝聚力概念内涵与外延进行新的阐释与界定势在必行。

（二）中华民族狭义限定与广义拓展

在对中华民族凝聚力概念进行新释之前，首先需要重新理解什么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在语义上是一个限定条件，它既是提升民族凝聚力的主体，也是民族凝聚力发挥效用的主要对象，如何理解和阐释中华民族将直接影响更新后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概念界定。“中华民族”概念大约诞生于1902年，由梁启超先生提出，最初指代的主要是“汉族”。但在帝国主义势力猖獗的时代里，保持国家统一是首要问题，于是梁启超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从原来的“小民族”转型成为所谓的“大民族”。构建民族国家取代历史上的王朝国家成为中国革命的主流，费孝通先生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高度凝练概括之后，提出所谓的自觉民族与自在民族。

如今，中华民族早已拥有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但中国的国家建构进程仍在持续，中华民族在全球化、现代化的浪潮中呈现出新的时代要素，它既是中华现代国家的主体，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本研究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定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定义认为中华民族是在继承和发扬历史上中国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保障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之内与之外并且拥有中国国籍的全体国人生存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国家民族；广义上的中华民族指的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热爱并认同中华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体华人以及外国友人。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存在差异，这两种定义最根本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两种定义之下的中华民族则有着以下特征：

第一，现代国家构建背景下的中华民族不仅仅代表着五千多年以来中华文明的积淀，更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华民族。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华民族拥有着中华文明历史的深度与厚度，是雅思贝尔斯（又写作雅斯贝尔斯）所论述的世界三大轴心文明之一，它是全世界人民共同拥有的智慧结晶。轴心时代提出的历史，正是西方帝国主义与工业资本极大地激发社会生产能力的历史，与之相对应的西方社会思潮以一种线性的历史发展观为主导。雅思贝尔斯反思以黑格尔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深刻批判。作为轴心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不仅仅是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更重要的是对西方文明及其经验的补充。中华文明早已嵌入到全球化进程中，人类文明史也并非是线性发展史，历史也从未终结，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文明之一，和世界上其他普世文明一样可以作为反思尺度，能够有助于人类社会在面临危机时选择一条共同繁荣发展的和平之路。

第二，无论是狭义解释还是广义解释，有关中华民族概念的界定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范式所具有的局限性。在民族国家时代下，民族身份成为衡量一国居民是否拥有本国公民权利的唯一标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为了自身统治的便利，人为创造许多“民族”与“种族”身份区隔，一国之内因为不同“民族”与“种族”身份而产生的现代性大屠杀，让人们深刻认识到西方民族国家范式固有的局限性，即民族国家的“民族性”吞噬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性”。本研究对于中华民族的界定与解释（特别是广义界定）意图超越西方民族国家范式局限性，其并不以民族身份作为界定中华民族成员的唯一标准。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是兼容并蓄的普世文明，到了当代依然可以全方面地吸收全世界优秀文明成果，超越西方民族国家范式的局限性。

第三，广义与狭义所定义的中华民族是针对不同问题、不同语境下产生的解释，适用范围也有所不同，两者之间的关系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西方民族国家范式拥有许多局限性，但世界体系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作为主要参与者，狭义上对中华民族的界定针对的是国内和国外全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与公民身份的国人，此定义在最低程度上限定了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遵循的是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与惯例，在最低限度上保障中华现代国家最基本的主权原则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前置条件；广义上对中华民族扩大解释意图超越西方民族国家范式固有的局限性，只要对中华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热爱并认同的华人（不以民族、种族作为限定标准）以及外国友人（不以国籍作为限定标准），他们同样可以作为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所要团结的对象以及力量来源。广义上对中华民族的扩大解释旨在构建一个面向世界与面向未来的中华民族，在保持中国独有历史文化与传统前提下，逐步扩大中华民族所能团结到的力量，将中华民族凝聚力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在一起，高度契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三）新时代语境下中华民族凝聚力概念新释

经验世界已然发生重大改变，人们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概念认知必然也会产生全新变化。党和国家对中华民族凝聚力所作出的一系列政治表述已经充分凸显其重要性，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概念新释既是对已有研究的回应与补充，又不断拓展相关理论研究的边界与适用范围。凝聚力(cohesion)最早作为物理学的概念，指的是促使同一物质的分子粘合在一起的力量，这一形容世间万物客观现象的物理学解释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凝聚力是一种外部存在的客观性自然力量，它与政治共同体相伴而生，发挥着推动不同政治主体间相互联结、增进认同、协同合作的关键作用，帮助人类社会应对外部环境变迁带来的挑战。人类作为一种天生的政治动物，复数性(plurality)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最低限度维持人类基本生存，在最高限度为政治共同体的诞生以及追求哲学或伦理学意义上的“善”提供无限可能性，如何推动人类社会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延续与发展成为政治学永恒追求的话题。

民族(nation)的诞生是十分晚近的历史现象，它与18世纪逐渐兴起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印刷技术的大规模扩散以及方言的使用有关。凝聚力在民族诞生之前就早已存在，它在人类政治共同体演变过程中不断增加新的内涵。当今世界体系选择以民族国家的形式作为主要参与者，民族国家拥有着过去人类历史上所没有的整合效力与社会资源汲取能力，民族（或者国族）身份成为现代人先天拥有的、压倒一切的主导性身份。中华民族作为中国的国家民族，是中国进入世界体系的重要标志之一，特别是19~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从自在民族向自觉民族的转型，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政治核心、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基础都得到了相应的更新与重构。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高度同构，中华现代国家不仅是一个民族国家，更是一个文明国家。必须结合当代的背景重新审视中华民族凝聚力，对这一概念新释需要结合中华民族的狭义限定与广义拓展，并着眼于中华文明国家未来发展趋势。

在当代语境下，狭义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指的是促进中华民族内部各个主体之间相互连接、彼此认同并更加一体化的聚合性力量，是支撑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广义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指的是认同并热爱中华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个主体之间团结协作、互利共赢，最终促进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聚合性力量。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界定也有着狭义限定与广义拓展，两者之间互为补充，相互影响。

狭义限定是广义拓展的基础保障。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最为基础的价值目标是保障中国的利益需求不受侵犯，当代大国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甚嚣尘上，面对外部环境带给国人的风险与挑战，中国亟须打造一个一体化程度更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所有成员都以一个平等的国民身份作为个体自然权利最为基础的保障，每个主体之间都将以国民身份作为彼此认同、相互连接的桥梁，人们在这个共同的身份中逐渐实现中华民族一体化，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广义拓展是狭义限定的最终目标。中国人民素来以勤劳善良、爱好和平著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会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西方民族国家的崛起离不开战争的驱动：“当军事力量由国家控制，军事竞争便会促使国家的统治者更有效率地进行管理与征税，并使他们有能力运用已掌握的军事力量主导国内局面。”王朝时代下的中国大多数军事行动是战略防御性质的，目的是为王朝国家塑造较为安全稳定的战略环境，王朝国家覆灭以后，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进程中经历过无数战争，但从未重蹈帝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覆辙。在面对危机之时，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整合方式并不依靠军事组织的扩张以及对外侵略战争，而是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组织军事力量保障区域内的和平稳定。这种凝聚力以“中华民族”为称谓，但广义拓展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却早已超越民族国家范式，中华民族成为象征开放包容、爱好和平、面向世界的民族，一切热爱中华文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好世界和平发展的人民，都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所致力团结的对象。

二、中华民族凝聚力来源新探

中华民族凝聚力既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命题，国内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系统性研究大多依托历史学、民族学视角展开，形成一批具有学术影响力的理论研究，构建起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的历史学与民族学传统；中华民族凝聚力又是一个具备实践价值的政治课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社会的剧烈变化对国内社会思潮产生深远影响，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学者开展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的现实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作为政治话语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系列研究最早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东欧剧变导致两极格局迅速瓦解，国际社会的剧烈变化对国内社会思潮产生深远影响，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论等错误思想对中华民族产生冲击与解构，影响政治秩序的稳定，阻碍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学者们开始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资源，以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

第一，“中华民族凝聚力”由学者在国家面临特定时代挑战时提出，以此应对西方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解构，重新唤起民族性成为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要目标。东欧剧变导致的苏联解体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重大挫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与外部世界全面接触，国人发现中国与西方物质文明之间的差距，由此产生的信仰危机逐步催化出民族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目的在于对中国民族性重新立根铸魂，这一任务充满时代的紧迫性。

第二，政府部门积极参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相关学术研究。学界关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首次研讨会于1990年12月举办。本次学术研讨会既有学术机构，同时也有政府相关部门广泛参与其中，研讨会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方向同“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此外，中华民族凝聚力被写入相应的培训教材，成为统一战线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相关学术成果与中国既有的制度架构与意识形态高度结合。

第三，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逐渐成为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重要性不断凸显。早在2012年，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首次将中华民族凝聚力作为过去十年以来的阶段性成就：“在十分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党和人民经受住严峻考验，巩固和发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提高了我国国际地位，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增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列为未来五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在新时代语境下，中华民族凝聚力从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标上升成为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

（二）作为学术命题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作为学术命题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学者面对时代问题而做出的必然回应。目前比较成系统性并拥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大多数是以民族学与历史学为主，两种学科相互交融构建起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明驱动，学者们通过中国古代典籍、考古学发现以及民族志撰写等一系列手段，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明根基提供材料。民族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学科传统促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具备学术命题所应该具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普遍性体现在任何一个想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都需要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支撑与整合性力量，中华民族凝聚力支撑中国从天下国家转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特殊性体现于中国在独特自然地理环境与文化形态塑造下呈现出不同样貌，即便是中国以现代民族国家形式进入世界体系，中国仍然不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民族国家。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民族学与历史学研究传统必须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学者从民族学与历史学角度深度挖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与文化根源，民族学根源可以追溯到费孝通先生于1988年所发表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文中提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存在一个凝聚核心（也就是汉族），民族学既有研究关注到历史上各个民族之间相互交流、彼此依存，最终融合并共同铸造中华民族的历史事实，体现在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交流、文化上的交融与空间上的互嵌融合。在民族学奠定了主体民族（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共同形成国族（中华民族）的前提之下，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学根源充分汲取中华文明所独有的政治传统与伦理价值规范，试图归纳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明驱动”。

第一，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明根基，根植于一种独特的混合型农业社会生产体系，其中农耕生产占据主导地位，而游牧生产则作为重要的补充力量。建立一个以农业社会生产体系为主的国家意味着高度集中与统一。由于游牧部落生产力相对滞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恶劣，并且其主要财产为需要迁徙的牲畜，这些客观因素致使他们难以构建稳固、集中化的国家体系。因此，游牧民族普遍遵循分散、平等与自主的生存原则，以适应其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环境挑战。由于农耕体系的生产力水平相较于游牧体系拥有着一定优势，并且游牧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想要有效统治中原地区就必须学习和使用中原文化，这一体系融合了许多非农耕生产体系的要素。

第二，家国天下的价值理念具备海纳百川的文化特性，这为中华文明未来的发展创造无限可能性。王朝国家时代的中国之所以能够融合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拥有一整套可供遵循的价值理念，即所谓的家国天下，它能够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意义指导。许纪霖将家国天下定义为以自我为核心的社会连续体，每个个体都深深植根于一个由家国至天下的层级化有机关联体系中，即自个体本身起始，逐渐向外延伸拓展，进而在自我、家族、国家乃至天下的连续统一体中寻得共鸣与认同。“家国”作为天下的制度载体，天下则是“家国”的最高价值目标。家国天下对其他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与吸引力，例如汉族在形成过程中就融入许多少数民族的元素，具体表现在王朝国家时代，国家对于天下而言是一个相对概念，王朝国家的更替并不意味着天下亡，异族统治者只要认同与学习这一套家国天下的价值理念，以天下作为自身行动准则，那么他们也可以成为王朝国家的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统治者并不少见，家国天下的包容性特质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自我更新提供可能性。

第三，除了文化上的兼容并蓄，中国独有的中央集权传统构成中华民族凝聚力核心内涵。历史上中国的强盛与繁荣离不开中央集权的制度保障，它不只是汉族统治者所倡导的价值与目标，更是少数民族统治者逐鹿中原以后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例如鲜卑人入主中原以后，大量学习汉王朝的文化，他们所建立的地方官学与历代官学相比，并不是沿袭汉魏地方官学的传统，而是直接沿袭汉魏中央官学的传统。国家疆域集中统一的观念也深刻影响少数民族统治者，尤其到了清代，作为统治阶级的满人对中央集权制的继承与发扬更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即便是到了近代中国在面临帝国主义入侵时，“不仅幸免于列强的征服，而且开始向主权国家全面转型，且一直将自己的边疆……大体保存完好。”近代历史上中国的孱弱恰恰是中央集权制最为衰落的时候，由地方军阀构成所谓的“军绅政权”，促使国家分崩离析，严重阻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军—绅政权的记录跟德、日、俄的发展途径正相反。它造成中国政局的不安定，破坏和阻挠交通运输，摧残中国的教育，搅乱中国的货币制度。在它统治期间，中国新式工业的进步跟军—绅政权毫无正面的关系。”

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路径新思

中华民族凝聚力概念新释与来源新探为寻找其提升路径奠定研究基础与发展方向。文明底色奠定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根基，促使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政治文明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行稳致远、不断航行；政治驱动结合了全新时代要素，更新和重构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核，保障中国在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发展动力。

（一）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明底色

文明是促进一个民族不断延续与发展的基础性资源，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又不断浸润和定义中华民族。马戎认为中华文明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传统存在根本性差异，他概括梳理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即世俗性、对内部的团结凝聚与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关键在于其所具有的高度凝聚力和包容性，具体表现在政治上的大一统传统与创造性转化能力。

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为中国铸就了一个延续5000多年历史文化的政治共同体，奠定现代中国基本疆域与领土版图，为生活在这一片幅员辽阔土地上的广大人民提供生存与发展的地理空间，并且在这一片广袤的核心领土上形成了各民族共同拥有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华民族认同。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不只是华夏族的发明与创造，无数少数民族统治者在入主中原以后广泛学习和应用大一统的政治实践，特别是到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巅峰，清代统治者将大一统的政治实践时刻体现在统治过程中，例如清代放弃将长城视为游牧与农耕文明分野的边界线，推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融合，王朝国家由此实现更大规模的国家版图与族群的大一统。

到了近代，中国的王朝国家已经濒临解体，近代的许多思想家将“大一统”视为中国专制主义思想的余毒，但在政治实践中仍然贯彻大一统的思想脉络。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十九章，概括专制国的特点时特意用“大一统”：“广土众民而大一统者，专制国之真相也。”然而在政治实践层面，即便是最激进的革命派，仍然无法摆脱大一统思想带来的巨大历史惯性，以孙中山为首的早期激进革命者处理族群与疆域问题时，重新将视线投向“大一统”这一历史脉络，以其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和框架。这些革命者最终接受五族共和思想的可行性，抛弃了“排满”种族主义革命，一定程度上维持中国疆域与领土的完整性，为创造中国平等的民族关系奠定基础。

创造性转化能力是促使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根源所在，它是中华文明具备高度包容性的原动力。许多西方人对于中华文明的认知存在刻板印象，他们认为中华文明是专制独断的文明，并没有包容性与容忍度。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区分出了“治水地区”与“非治水地区”，中国自然而然成为所谓专制的东方治水地区。但事实上这些描述并不准确，甚至忽略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创造性转化能力，这种能力的根源往往是自下而上，它来自于中国富有活力的基层社会。中国的王朝国家由于时代局限性，“皇权不下县”成为历史的常态，基层社会无法构建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制，只能建立“集权的简约治理”，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王朝国家将部分权力下放至基层，尽管基层虽未纳入正式的官僚体系，未享有固定的薪资，但却肩负起大量社会治理的重任。“集权的简约治理”为基层社会的活力与创新能力提供发展空间，同时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之时首先需要对自身进行本土化改造，这样才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在中国疆域周围的半游牧政权为了能够站稳脚跟，或者是在他们入主中原的时候能够更加有效管理数倍于己的中原人口，他们有意识地学习中原文化，那些强大的草原游牧群体，无论其军事力量多么强大，都无法建立一个可以跨越长城内外长久持续的帝国，在中国历史上反而是那些处于游牧与农耕边缘、势力并不算强大的半游牧国家往往能够在东北亚地区激烈的地缘竞争中获胜，原因在于他们创造性文化吸收与转换能力：“由于东北部族既熟悉中原文化，又通晓游牧文化，且他们在军事与人口上均处于相对劣势，所以，他们所建立的帝国……显得更具适应性，也更具有策略性。”

到了近代，创造性的转化能力仍然为中国革命提供基础的文化背景。裴宜理研究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时发现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运用文化置位(cultural positioning)的方式，将外来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移植到安源本土的文化与社会情境中，以当地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方式动员他们，并取得了工人运动的胜利。外来的思想文化结合本地特色，在保留其灵魂内核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这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成功案例，不僵化地照搬而是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典，并将其深深根植于中国独特的社会情境中，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凝聚本土民心的关键所在，更是其最终取得革命胜利不可或缺的历史经验。

（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政治驱动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中华民族凝聚力发生革命性变迁，凝聚力核心由传统单核的“文明驱动”转变成“文明驱动”与“政治驱动”联动的双核模式。在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上，塑造一个全体国人统一的国民身份，为全体国人提供一整套为之努力奋斗的国民精神，同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力与辐射力，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机结合，为全世界热爱和平、热爱中华文化与中国的友好人士打造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

国民身份塑造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终价值目标。中华民族既有“多元一体”属性，更是“国民共同体”。为全体国民塑造一个统一国民身份，这不仅包含了最为基础的公民权利，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有效凝聚全体国民的共同意志，这是构建中华现代国家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按照韦伯对现代社会的经典剖析，人类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祛魅的时代”，任何古典的、传统的崇高价值，其本身所蕴含的真理的权威在这个时代逐渐隐没、消失，留给人类唯有虚无的精神世界。当代国人面临同样的境遇，即便是科技高度发达、物质不断充裕的现代社会，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本体论并不足以弥补人类精神世界的空虚，当今的中国缺乏的正是一套能够指导人们行动的意义价值。

意义价值以国民身份为基底，它能够有效激励广大国人超越民族、社会阶层带来的藩篱，促进中华民族内部各个主体之间相互团结与认同，提升中华民族的一体化程度，培养人们理性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公共精神，充分激发全体国民的主体性与首创精神，由此大幅度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这套意义价值还在发展阶段，尚未形成理论范式，构建全体国人共有的国民身份将会成为契机，人们将会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发现经验，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与历史血脉中找到灵感，逐渐地从这套意义价值中凝练出核心内涵，再通过符号表征、政治话语等方式表述出来，成为全体国民为之努力奋斗的精神力量。意义价值能够凝聚全体国民的关键就在于它具有普遍性与世界性，许纪霖认为：“以利益为背景的共同体总是短暂的，也是不稳定的，只有以普遍性的价值作为共识基础所建立的共同体，才是持久的、稳定的，即使有利益冲突，也可以通过谈判获得妥协和交易。”这套意义既可以融合新天下主义，也可以将康德的“永久和平论”纳入进来，无论任何区域与地理条件限制，无论文明之间有多大分野，只要是能够促进人类文明和平稳定与健康发展，这套意义价值都将能够兼容并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