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玉，唐亮 |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的新质生产力及其关系研究

【作者简介】杨国玉，东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综合集成模拟实验平台的设计与构建研究”(18AJL0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数字普惠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形成：理论逻辑、传导机制与升级路径”、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粮食安全视域下金融科技助力吉林省乡村振兴路径和对策研究”(20240701036FG)、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基于师范生培养质量提升的教学改革专项经费监控研究”(20224BR6KGP001W)阶段成果。

【摘  要】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由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9月于黑龙江省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主要以技术创新为主导，摒弃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生产力演进路径，展现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特征。而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化及金融工具助力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地区的金融科技创新水平及区域产业升级。基于此，文章采用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阶段性特征。因此，对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需因“群”施策，要针对不同省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出相应策略以助力新质生产力水平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

一、引言

新质生产力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的各项资源，将科技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引领新兴战略性产业，加速形成具备创新性和竞争力的新质生产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需要通过突破技术革新、优化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削减低效供给、扩大高端供给的规模和范围，增强生产要素供给结构对市场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敏性。在数字技术革命和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劳动者创新能力、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和提高企业竞争力，进而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因此，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研究贡献包括：(1)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现有学者主要从宏观经济发展、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的变迁、优化企业财务决策、家庭金融行为的演变和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实践路径等角度开展，且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问题以及激励企业的创新创业行为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而本文从新质生产力视角，厘清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具体影响，这为今后开展生产力实证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也为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精准实施提供参考。(2)丰富了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大多基于定性层面，实证方面主要是从ESG发展和金融集聚的角度研究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本文立足于资源配置效率这一视角，构建理论模型假设，进而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并探索其影响机制和路径。(3)对不同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差异进行研究，将地区划分为东、中、西和东北地区、政策实施时点进行比较，来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从而为地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实证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1.生产力及新质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指出生产力的三个核心要素分别为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被加工改造的劳动对象以及用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物质与精神、社会、科学和自然等概念组成了多维度生产力体系。此后，实体性生产要素和渗透性生产要素成为学者们普遍认同的两大分类标准。

近年来，党中央进一步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生产要素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这为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创新动能。这一观点与马克思所提出的“精神生产力”和“科学生产力”的概念存在差异又殊途同归。原有的生产力理论从科学技术要素对生产的推动作用出发，新质生产力则以技术创新为引领，强调全部“新”生产要素对“旧”生产要素的超越。这意味着各种生产要素是通过创新的方式实现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2.数字普惠金融及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效率和公平的双重优势，能够满足广大群众的金融需求，有效缓解遭受风险冲击的家庭面临的消费困境，提高金融服务的普及性和惠民性；也为小微企业、贫困人群等弱势群体提供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激发群众的创业创新精神，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

现有学者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激发经济活力、促进居民消费行为的双重升级、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度、增加居民平均收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融资效率、纾解企业融资困境等方面来提升创新。通过上述关于新质生产力和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为本文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直接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劳动者创新能力、促进劳动对象提质升级和优化劳动资料配置来提高新质生产力。首先，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劳动者潜力及创新能力。通过数字技术将各类教育资源整合，提升劳动者技能和知识水平，激发创新潜能，提高创新水平和能力；通过提供小额贷款、融资支持等服务，为劳动者创新创业提供良好金融环境，构造了具有包容性和渗透性双重特性的分布式商业格局，发挥协同创新作用，提高创新能力。借助金融科技手段，降低创新面临的经济风险与成本投入，提高产品质量和创新效率。其次，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劳动对象提质升级。通过连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推动产业链内的创新、协同、分工和专业化，提高整个产业链的运作效率；通过精准对接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的融资需求，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竞争力，为劳动对象的提质升级创造有利条件。最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劳动资料的优化与整合。通过吸引大量金融机构的资金注入，增强地区的资本供应与积累效能，提升投资边际回报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共享平台或合作模式，高效利用劳动资料，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借助数字技术手段，精准分析数据和风险评估，使金融资源能够更高效地流向具有创新潜力和高成长性的领域，提高劳动资料使用效率，进而提升整个区域的创新水平和创新能力。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设H1:

假设H1：数字普惠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2.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间接效应

(1)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动力。科技创新通过引进和应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优化生产流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满足市场和消费者的更高需求。这种效率和质量的提升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技术手段来获得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促进科技创新。具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包容和普惠的特性，能高度融合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需求与创新环境，促进融资渠道多样化，降低融资成本，提升融资效率和创新项目的资本投入；数字普惠金融建立具有包容性和渗透性的分布式商业格局，为各类创新主体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充分发挥协同创新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大科技创新项目的资金集中度，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科技创新项目的融资效率，进而推动科技创新。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设H2:

假设H2：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区域科技创新，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2)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由低级形态逐步演进至高级形态的动态过程，它反映了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和升级趋势。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优化人才和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创新效率，进而提高新质生产力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较低的可得性门槛、提升金融的资源配置效率，扩大金融规模和提升金融效率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具体而言：通过数字化技术，能够触及偏远地区以及低收入人群，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提升农户的金融参与度和投资者在股票市场的参与度；通过降低金融可获得性门槛，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上提供更多融资选择，激活创新潜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通过资本积累效应，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金融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推动金融行业创新发展；依托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和在线服务平台，创业者能够迅速捕捉有关市场动态信息，实施精准的市场验证与产品推广策略，加快创新迭代节奏，实现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设H3:

假设H3：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模型如下：

本文借鉴江艇的方法，验证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传导机制，以检验假设H2和H3,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NQP)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围绕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革新以及其优化组合后的质量提升。本文借鉴任宇新等的做法，构建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在考虑各层级指标权重时采用熵值法，以计算各省份2012—2022年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

表1 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INDEX)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多层级指标体系综合形成，通过蚂蚁金融服务在微观用户层面建立大数据指数。各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

3.机制变量

(1)科技创新(INNO)。借鉴戴志敏等的方法，从创新投入、创新成效和创新环境三个核心维度构建科技创新综合评价指标。

(2)产业结构升级。借鉴汪伟等的方法引入产业结构升级指数(ISU)对其进行衡量。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第i产业的产值与总产值的比值用Ii表示。一般而言，该指数揭示不同产业间转型升级的内在联系。ISU值愈高，表明产业结构发展越高效，预示着该地区产业结构实现更为显著的优化与升级，展现出更高的经济发展层次与成熟度。

4.控制变量

本文借鉴任宇新等的研究，选取以下对新质生产力影响较大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如下内容：工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即工业化程度(IND)、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即环境规制强度(ER)、进出口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即经济开放水平(OPEN)、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城市化程度(URB)、所在地区企业数量即企业规模(SIZE)和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即政府介入程度(GOV),为减少异方差，将企业数取自然对数。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区、市），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数据来源：新质生产力数据通过查找《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对相应指标提取下载，采用VBA方法进行数据整理，再批量匹配，然后采用熵值法计算新质生产力指标。各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科技创新数据为国家统计局以及各省的统计年鉴。产业结构升级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及各省统计年鉴，以上数据均通过VBA的方法对其整理和换算。对于个别省（区、市）某年份的相关数据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补齐。

（二）描述性统计

表2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 描述性统计

其中，新质生产力(NQP)的最大值为0.539,最小值为0.046,这表明新质生产力水平在我国不同地区出现不均衡状态，凸显区域间的发展差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INDEX)的最大值为460.7,最小值为61.47,揭示我国各地区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发展进程中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体现了区域间金融数字化水平的非均衡性特征。

（三）基准回归分析

表3为各省（区、市）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回归结果。表3列(1)为仅控制年份和省份的固定效应，列(2)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1)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为0.0019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为0.0015且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验证本文假设H1。主要原因是：(1)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互联网和相关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金融服务覆盖面更广，增强金融服务的普及性，解决金融服务面临的使用门槛问题，为更多人带来金融服务的便利。(2)数字普惠金融将社会资金流向需求更高的领域和地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新产业、新行业的涌现，进而提升整体的生产力水平。(3)数字普惠金融降低创新创业的资金门槛，使创新创业者更加便捷地获取有关市场、技术资源和合作伙伴的信息，进而加速转化创新成果。

表3 基准回归

五、机制检验及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区域科技创新的传导机制回归结果如表4列(1)所示。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INDEX)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区域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存在。通过Sobel进行检验，结果显示P值远小于0.050,验证了区域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存在，本文假设H2成立。原因可能是：(1)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技术手段，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和使用率，使更多的创新项目和企业获得所需资金，为科技创新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助力创新活动的开展。(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化手段，迅速响应市场需求，准确评估创新项目风险和潜力，降低创新活动的成本，加速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提高创新质量和效率。(3)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金融科技的创新和应用，为创新者提供更多的创新平台，帮助创新者进行市场调研、产品设计、风险管理等工作，提高创新的成功率和市场竞争力。

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回归结果如表4列(2)所示。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INDEX)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验证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存在。通过Sobel进行检验，结果验证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中介作用，本文假设H3成立。可能原因是：(1)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供便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推动产业结构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促进新兴产业的崛起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引入数字技术，精准评估产业的风险和潜力，引导资金流向更具前景的产业和领域，促进企业间的融合与协同发展，提升整个产业体系的综合竞争力。(3)通过提供教育、培训等方面的金融支持，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适应产业结构升级需求，提升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表4 机制检验

（二）异质性分析

1.区域异质性

根据四大经济分区划分为东、中、西和东北四个地区，分别研究不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影响效应差异，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区域异质性

在东、西和东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系数都在1%和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其在东、西和东北地区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而在中部地区，这种促进作用不显著。原因在于：(1)从地域经济发展和人口受教育程度来看，东、西和东北地区的金融环境和数字化水平相对较高，科技创新能力较强，提高居民和企业对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度，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中部地区可能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技术应用、金融生态环境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短板，限制其发展。(2)政策扶持和市场环境也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东、西和东北地区可能得到更多政策支持，市场环境更有利，这有助于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

2.分时间段异质性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历程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本文的研究区间为2012—2015年与2016—2022年两个阶段，来检验不同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表6为两个不同阶段的回归结果，在2012—2015年期间，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原因是数字普惠金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覆盖面、深度及应用广度相对有限；金融产品和服务也相对单一，未能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而在2016—2022年，由于推行数字普惠金融政策以及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对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较为明显。可能原因是：(1)政府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2016年，我国政府正式将数字普惠金融列入国家发展战略，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促进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2)随着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技术创新可以优化金融服务结构，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高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推动新质生产力水平。(3)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支持小微企业、农业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涉农主体以及其他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产业升级，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

表6 分时间段异质性

六、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一）内生性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的工具变量本文选用省级互联网普及率。表7给出了使用2SLS工具变量回归对假设1进行检验的结果，从表7的列(1)的检验结果来看，第一阶段回归中FV在(Internet_penetration)1%水平上与数字普惠金融正相关，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卡方检验不能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外生”的原假设，F检验拒绝了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第二阶段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INDEX)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工具变量符合相关性要求。由此得出，在考虑内生性因素后，二者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进一步验证假设H1。

表7 工具变量

（二）稳健性检验

1.替换解释变量

为明确数字普惠金融各个细分维度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本文以三个二级指标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coverage_breadth)、使用深度(usage_depth)和数字化水平(digitization_level)作为数字普惠金融的代理变量，进一步将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细化。表8列(1)-(3)为替换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广泛覆盖、使用频率的增加及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均能显著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2.剔除疫情及直辖市的影响

考虑到疫情和直辖市对数字普惠金融与新质生产力关系的影响，本文剔除2020—2022年和我国四个直辖市的数据。表8列(4)为剔除疫情年份的回归结果，数字普惠金融(INDEX)的回归系数为0.0006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从表8列(5)的回归结果，数字普惠金融(INDEX)系数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剔除异常年份和直辖市后，本文假设H1依然成立。

表8 稳健性检验

七、研究结论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本文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出发，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结合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提升劳动者潜力及创新能力、促进劳动对象提质升级和劳动资料的优化整合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2)机制检验分析得出，提高区域科技创新水平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普惠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3)异质性检验表明，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阶段性是数字普惠金融的两大特征。因此，本文从政府、金融机构以及企业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一是加大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尤其是在农村和偏远地区，提高互联网普及率及覆盖面，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网络支持；二是建立健全金融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体系，提升数据质量和可用性，为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评估和决策提供有力支撑。其次，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一是鼓励金融机构结合数字技术，开发更多适应不同产业、不同发展阶段企业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多样化的融资需求；二是通过优化业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成本，使更多企业和个人能够享受到优质的金融服务。再次，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管理与监管：一是利用数字技术手段，建立全面、精准的风险评估体系，确保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稳健运行；二是建立健全数字普惠金融的监管体系，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形成监管合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此外，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融合发展：一是鼓励传统产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进行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竞争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二是要加强金融科技研发与应用，推动金融与科技产业的深度融合，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最后，提升公众数字普惠金融素养：一是通过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建立金融教育平台等方式，提高公众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认识和理解；二是鼓励培养金融人才，提升金融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