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金生 | 民国史研究的学术路径与实践——从《跨越阶层差异：上海工人的组织与生存(1945—1949)》谈起

【作者简介】段金生，云南民族大学科技处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清末新政在云贵的实践与近代边疆治理转型研究”(20AZS010)阶段成果。

【摘  要】民国史研究的发展乃至突破，需要在研究对象的选择、史料的搜集与应用、研究维度的多元综合等关键问题上，不断创新。《跨越阶层差异》在研究时间、空间及人群对象的择取上，皆表现出作者独到的见识。以史实重建的实证研究作为研究路径，在史料的搜集与辨识应用方面用力颇大，且在史料辨识与综合应用方面较为妥当。同时，注意把握研究对象的学术脉络，不拘泥于既有研究谱系的固有范式，尝试构建自身理解的合理阐述或分析路径，以走出既有研究范式的束缚。研究视野上则注重多维度的分析与拓展。该书的写作呈现出民国史研究学术路径新的尝试，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史料过于“求精”、历史时性分析不充分、与宏观大势结合不足、横纵比较分析不够等有待深化的空间。

【关键词】民族史研究；跨越阶层差异；上海工人阶层；组织；生存

前辈学者蒙文通曾言：“任何思想总是时代的产物，是根据各时代的问题而提的。”任何学术研究离不开时代情势，民国史作为中国史研究的新兴领域，更是如此。近年来，民国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举凡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诸端无所不涉，并且研究日益精深，宏观、中观及微观讨论均取得了卓越成绩。一方面，传统的实证路径取向在不断发展，各类档案、日记等未刊或稀见史料得到充分发掘和运用；另一方面，多维度的研究思路与视野也在不断开拓，开始尝试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现有较充实的研究中寻求民国史研究的发展乃至突破，一直是学术界共同追求的目标。而史学研究中任何领域的发展与推进，终究离不开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史料的搜集与应用、研究维度的多元综合等关键性问题。2023年，由南开大学贺江枫教授所著的《跨越阶层差异：上海工人的组织与生存(1945—1949)》（以下简称《跨越阶层差异》）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在研究空间、研究时间、研究对象的择取，研究资料搜集与应用，以及多维视野的拓展等方面，皆颇有其独到之处，亦有可进一步丰富充实之空间。笔者阅读之后，颇受启益，结合该书呈现的民国史研究的学术路径，拟因就思考而连缀成文。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研究时间、空间与人群对象择取的“独到性”

人类历史的发展演变，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范畴内进行的。所谓古代史、近代史或现当代史的时段区分，也只是人们对时间变迁的一种认识或理解的标识而已。事实上，任何研究皆脱离不了时间、空间及人群的活动。毛泽东在1936年谈到中国的革命战争时曾这样指出，“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这虽然是专门讨论中国革命战争的论断，但揭示出观察任何研究对象皆要考虑所处的特定时间、空间及其相互关联性。毛泽东所论是一个宏大的战略问题，研究者的具体研究更需有这样的关怀和视野。然而，中国疆域空间广大，历史发展悠久且文献记载丰富，研究者面对庞大而繁复的历史演进内容，如何选择一定的空间、时间及人群对象展开研究，考验着治学者的学识、眼识、胆识。《跨越阶层差异》一书在研究时间、空间及群体对象的择取上，皆表现出独到的见识，呈现了民国史乃至史学具体研究过程中应关切的要素。

首先，时间性是历史研究的首要表现特征之一。从通史视角而论，民国存在的时间虽仅短暂的38年，但却值得特别予以重视。它既是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关键阶段，也是政党体制发展与形成的重要时期，是近代百余年国人探索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阶段。中共中央在1922年分析当时的时局时曾言：“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封建政治，人民生活基础自来都建设在农业经济上面，……那次革命，在中国政治上算是开了一个新纪元”。所引强调的虽然是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民国的开创，这从另一维度表现了民国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重要性。而在民国纷乱复杂的历史演变中，1945年到1949年又为民国史乃至近代史研究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是近代以降中国向何处走的又一个关键时期。

中共中央在当时认识到抗战胜利是中国内政的一个重要转折，明确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但“在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道路上，不是没有阻碍、没有困难、没有荆棘的”。显然，中国向何处去，牵动着各方神经。汪朝光观察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发展与进步的机遇”，表现为“当时执政的国民党与在抗战中得到空前发展的共产党对战后中国的发展道路有不同的考量与选择”，不同的建国主张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发展决策。是故，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演进历程展开深入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学术价值。然而近年学界对于战后中国政治与社会的研究，受问题意识转向、客观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相对停滞。《跨越阶层差异》选择这一时段为研究关注的重点时期，实具有独特之价值：“因其短暂，更显学者从中发掘研究意义之功力；又因其距今时间较近，学理的‘科学性’与记忆的‘生动性’交织，恰可凸显历史作为人文研究的价值所在”。

其次，历史演进是在空间范畴意义上的活动。“所有现象都在时间中存在而有其历史，也在空间中存在而有其地理”，位置、距离、方向构成了空间的三要素，三者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构成了空间的内在关联性。人或事物的演进都因时空的存在而有了观察其发展谱系的参照系。因此，研究空间的选择，也是史学研究者必须予以充分重视的问题。

民国历史的发展脱离不了空间脉络。以民国政治发展脉络为例，清季以降政治上的南北分野现象在民国继续发展，在南京临时政府及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仍十分突出，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但不同地域空间的政治现象错综复杂，而全面抗战爆发后，沦陷区、大后方等空间的政治脉络更是多元。就经济发展而言，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空间构成都有所差别。早在1935年，冀朝鼎就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客观环境的差别，以及历史条件的影响，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差别，民国时期也不例外，而地处江南核心区域的上海表现尤为显眼。在鸦片战争之前，上海尚属东南沿海的普通市镇，但自成为通商口岸后，上海由于勾连苏州、杭州、镇江、嘉兴等地及东海的优越地理条件，加之列强在沪开设租界，成为近代中国工业的发源地，到民国时期很快就发展成为全国商业贸易中心，时人称之为“东亚第一大都市”。

近代中国的发展演变是全球秩序变革进程中内外诸多因素互动作用的结果，中共中央曾言：传统中国人民的生活主要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但自19世纪后半期“世界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发达到任何国家都变了他们的市场，几千年闭关自大的中国也受了这种势力强迫的侵入”，而因“人民受到外来的政治力经济力压迫的缘故，对于政治上的感觉力与组织力渐次发展”，最终推翻了帝制而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尤其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可谓近代中国由传统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国内外各方势力交织影响的缩影。1933年，国民党童行白就言：“因为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了上海，使黄浦江畔一片荒凉之地，一天一天地繁荣起来，……广大工场的设置，以及数十百万劳动者洪水似的流入，凡此种种，都是构成上海繁荣的要素”，而”凡欧美大都市内的现象，在上海可说应有尽有”；但是，“假如踏进上海市特区以外较偏僻的地区，气象就觉得骤然一变，那边你可以看到中古式的建筑，在崎岖难行的陋巷内，又可发见许多特殊的现象”。这种二元离合的现象，正是近代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形态的综合表现。正由于上海在近代中国所具有的重要性，民国史研究学界对上海史的研究十分关注。汪朝光所言：“上海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县城，在短短数十年间崛起成为中国最大的都市，乃至远东有数的大都市，本身就是近代中国历史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互动性的集中展示”。对上海之研究，有其他空间研究所不可取代之独特而重要价值。《跨越阶层差异》一书，作者选择以上海为研究空间，正是基于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深刻把握前提下的尝试，表现了作者试图通过上海这一特殊空间综合面相的考察，进而深刻洞察近代史演进逻辑的宏达学术志向。

第三，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也是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但不同的社会阶层呈现出复杂的行为特性，选择什么社会阶层作为具体研究对象，也考验着研究者的见识。研究时间、空间及社会阶层的合理、有机结合，将推进研究的深化。空间是一种秩序理念，主要有物质、行为、文化三重维度的意义：所谓物质空间，即自然或物理空间，也是“主体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中生成的空间”。行为空间也是社会空间，是由“动物的空间行为（包括空间认知和空间活动）所产生的空间，它并不是指发生行为的那个场所（即物质的空间），而是指动物凭借其空间智能和空间行为构建出来的空间”，意味着“动物与其环境之间发生物质代谢”。文化空间则表现为一种符号空间，“文化是标示意义的符号体系，庞大的符号体系构成了符号空间”，人类是透过文化空间认识和理解世界，即“它不仅形塑着我们对世界、对生活的理解，也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存方式”。显然，三重维度上的空间都与人的认识、活动有密切关系。上海不仅是自然意义上的空间，也交织着近代尤其是民国以来政治、经济、文化诸多的复合关系，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一种独特的理解和认识近代中国发展的符号意义。作为近代中国发展演进中多元复杂、急剧变化、中外聚焦的空间主体，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着不同的现象。这些不同的现象既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等综合影响的结果，也是这些因素急剧而复杂变迁的具体内容。而诸种现象的表现，都离不开人群这一主体。

由于主客观条件差异，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三重维度的空间中的表现千差万别，但必有一类人群为各方所关注或交会，对其研究有利于透视多元复杂现象背后隐藏的历史发展主要脉络及谱系。显然，民国时期上海工人就具备这一条件。它缘于以下原因：其一，它是传统中国在近代形成的新的职业群体，其形成正是新与旧、中与外、传统农业形态与近代工业形态等多元力量交汇的产物。其二，它是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西方列强在华扩张资本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进程中诞生的新群体。其三，它不仅表现了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面相，也是世界政治趋势发展的折射。1922年，中国共产党观察到世界政治有两个趋势：一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一是“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也在发展中。就中国而言，“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又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这样的情形，即是中国政治上一切纠纷内哄的复杂基础”。此论虽然观察的是1920年代的情况，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及中国内政也没有脱离这一主要线索。无疑，就上述趋势及中国政治经济的主要脉络而言，工人群体是观察近代中国社会多元面相的重要切入点。早在19世纪60年代，列强和清朝就开始在上海开设工厂，我国最早的一代产业工人也于此产生；至19世纪末，我国的民族资本家也在上海办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的民族业发展较快，工厂在1919年已增至1795个，资本增至5亿元，成为全国大工业中心。到1920年，上海纺织、机器等工厂有工人231458人，手工业工人212833人，运输业工人116250人，共计56万余人，占当时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1/4。抗战胜利后，上海更是集中了全国“工厂总数的50%以上”，且全国都“关注和遵循着上海的市场走向，在上海即使只有一天出现混乱，无穷的混乱就会席卷全国”。诚如汪朝光所论，对于国共政争“这样一个短暂而又重要的历史阶段而言，如何选择研究的对象，其实是有多种可能性的”，举凡政治、经济各领域皆可为对象，且“都有许多把握之可能与研究之旨趣，也是迄今不少研究者著有所成之处”。是故，《跨越阶层差异》选择上海工人群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工人阶层的组织与生存活动为立足点，叙述内容表现了作者对政治与社会、社会与经济、政党与群体、群体与个体、经济与政治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的敏锐观察力，呈现出作者对近代尤其是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发展脉络与趋势的理解与认识，成为该书的一大特色与创新。这表现了作者在研究人群对象选择上具有独到的眼光。

二、史料搜集、应用的科学性及研究维度的多元性

梁启超曾就治学路径和视野谈到：“凡学问上一种研究对象，往往容得许多方面的观察。而且非从各方面观察，不能得其全相。有价值的著作，总是有他自己特别的观察点”。所论从另一层面指出研究视角或理解维度对全面、深刻认识探讨对象的重要性。伴随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分科治学取向的深化，以及各学科研究方法、理论及视野日益发展与成熟，各学科的研究取向日益精深化。与之同时，多维度视野的观察尤其是综合性的考察则相对薄弱，以精、专为优的学术取向日益发展。这虽然一方面推进了对研究对象的精细化认识，而在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一种整体性认识欠缺的景象。桑兵就言：“在分科治学的边界或科际整合的场合，不同的分科专门研治同一问题，往往出现认识相去甚远乃至截然不同的情形，仿佛所呈现的历史图景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物事。有时诸如此类的分别还可以说是因为分科不同，视角有别，侧重各异导致，有时则是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解释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笔者以为上述观察十分精到。学术研究一方面要遵循自身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时也要注重其他学科研究视野、理论的借鉴；一方面要注重专题性，同时也要注重研究的综合性。中国传统史学强调的史才、史学、史识，事实上与上述诸意相通。就民国史研究而言，一方面要重视各类资料的挖掘、利用，一方面研究思路、视野的多维、其他学科理论或方法的借鉴与综合运用也十分关键。《跨越阶层差异》在这些方面都作了较好的实践，表现出民国史研究应遵循的基本路径。

首先，该书以史实重建的实证研究作为研究首重路径，而史料是史实重建的重要根基，作者在史料的搜集与辨识应用方面用力颇大。著作主要论述对象是抗战胜利后上海工人的生存与组织活动，涉及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资本家、工人等多方政治力量与社会群体，如何阐述这些复杂交织的内容，史料的选择与使用十分关键。蒙思明就强调，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事实的本身，但“过去已成过去，我们假借何种中介以知过去的本身，则惟有史料；而现在史料中文字记载就占据了主要部分”。对于研究者而言，充分搜集、整理并有效应用史料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尤其晚清、民国史研究中，由于档案、日记、当事人记述、报刊等各类资料的广泛存在，一方面为揭示研究对象的多远面向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大量文献的存在也增加了研究者搜集、阅读及辨识应用的难度，考验着研究者的综合素养。《跨越阶层差异》在史料的搜集及应用方面，表现了较好的识见，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重视各类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这也是作者在民国史学界的见长之处。该书在史料搜集方面的用力，主要表现在以下3种类型：一是全面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上海工潮及劳资纠纷的认识、判断及应对之策的资料，对窥悉上海工人的生存与组织具有关键作用。但由于客观因素，这类资料较为分散，搜集不易。作者在认真搜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各类与研究主旨关联档案的同时，也应用了台北“国史馆”的国民政府档案、蒋中正档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的会议档案、特殊档案，以及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的孔祥熙档案等。二是重视上海资方资料、工运史料及口述史料的综合使用。作者对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史资料中心所藏的荣家企业史料、刘鸿生企业史料、英美烟公司抄档，历史研究所珍藏的工运史料及前辈学者整理的工人口述史料进行了充分的挖掘。三是重视报刊资料的应用。作为近代兴起的反映各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类现象的报刊，是观察一时代之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载体，对民国史研究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该书对报刊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应用也十分精彩，突出表现在《社会月刊》《立报》等具有专业性、意识形态特征明显的报刊的使用。罗志田就言，“当下记载有其特定的长处，即在其可能‘捉住当前一境’的现场感，那是后人永不能有的”。报刊资料所具有的现时认识，对理解当时上海工人的整体面相具有特殊价值。对于史料搜集的重要性，有论者就言：“凡史料有关于人类所占据之远古者，皆聚集之，分类集列，藏于为此事而设之建筑中。凡将巨额史料集中收藏，乃自然进化之良美结果。”《跨越阶层差异》作者将各类史料认真搜集并应用于这一“建筑”构架中的各环节，达到了较好效果。

第二，在史料辨识与综合应用方面较为妥当。诚如蒙文通所言，史学论著之写作“要注意材料的摆法”，其一要为材料是否说明论点，其二要为材料的论述要有“一个证据之上再论证一个证据”的层次性，其三要为“总结性材料是不是用在总结地方”。所论虽偏重于古代史的写作经验，但近代史研究也莫不如此，《跨越阶层差异》在此方面表现较好，既重视各类重要资料的搜集整理，而在具体使用中，又根据各章节的论述主题，注意档案、口述及报刊等各类资料的相互补证。上海市档案馆、台北“国史馆”的国民政府档案、蒋中正档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的会议档案、特殊档案，以及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的孔祥熙档案等，既能准确呈现国民党决策层及政策执行者对劳工政策思考的前后经纬，也再现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对争夺上海劳工政策主导权的纠葛。例如，该书第三章在论述国民政府在上海推行生活费指数制度，主要依据上海市档案馆、台北“国史馆”等所藏档案及《蒋介石日记》等重要史料，呈现了蒋介石、陈立夫、谷正纲等国民党高层政要对生活费指数制度实施、冻结、重启的不同思考，以及这一制度的实施过程与当时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关联。第五章、第六章也充分应用上述相关档案资料，将国民党内各派系势力忽视国家整体利益，居于派系博弈的利益出发点，在争夺劳工过程中相互掣肘的多元复杂面相进行了细致精彩呈现。这些翔实的论述，真实再现了国民党政权应对复杂经济、政治形势的局限性，折射出国民党统治的脆弱性。同时，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工人的自我认识与应对时代变局中的言行，对深刻洞悉这一时期上海复杂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形势等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研究意义，也是该书研究的重要主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史资料中心所藏的荣家企业史料、刘鸿生企业史料、英美烟公司抄档，历史研究所珍藏的工运史料及前辈学者整理的工人口述史料的使用，不仅让读者充分洞悉了工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也呈现了资方、劳方对工人生存境遇的互动因应，对战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运动中发挥的关键领导作用进行了全面的描述，披露了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此外，作者对史料的辨识亦较妥切，以所引用的报刊史料为例，作者就认识到作为上海工人福利委员会主办的《立报》“虽充满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话语，但刊载了大量不同行业工人的生活、劳资纠纷的报道，且对国民政府经济社会政策多有评论，是了解上海工福会政治经济态度最直观的史料”。

其次，作者注重研究方法的取舍。研究方法既是一种研究路径的实践，也是一种研究经验的提炼与归纳，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研究思维与视野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也是研究者专业综合素养的体现。余英时就言：“从古至今，研究历史已有种种不同的方法，也有许多既成的理论，但一个史学家究竟在研究某一问题时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和参照哪些理论却没有一‘定’。这主要是由你所面对的经验性的材料来决定的，相当于量身而裁衣。如果执定一种方法一个理论，其结果必然是失败的”。这揭示了史学研究并无定法，但有其自身内在的基本逻辑路径，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方法的应用则是研究者根据研究对象、研究资料等主客观条件综合实践的过程。《跨越阶层差异》呈现了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量身裁衣”。

其一者，遵循史学研究注重一手资料搜集与应用的基本路径，著作搜集、使用的主要是未刊或已刊的档案、报刊资料等一手资料，大量资料是以往研究中尚未或较少使用的，有利于准确、科学地呈现抗战胜利后上海工人生存的现状及其背后的内在逻辑。余英时在谈及自身治学经验时就曾指出，学术研究要“直入塔中，上寻相轮”，即要从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入手，以避免“先从别人那里入手”而导致“先入之见，反而不容易看到真相”的弊端。作者在原始资料方面的用力，有助于准确认识研究对象的本原。

其二者，注意把握研究对象的学术发展脉络，但不拘泥于既有研究谱系的固有模式或范式，尝试构建自身理解的合理阐述或分析路径以走出既有研究范式的束缚。任何领域的研究不能凭空开凿，必是基于一定研究认识基础上的提升，以推动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同时，要认识到，充分把握学术界既有研究状况十分重要，但如何推陈出新方是根本。余英时观察到，在熟悉学术界既有研究现状时，“怎么处理其他同行的论著，中间的分寸是费斟酌的”，强调“要把握好分寸”。他言：“二手材料一大堆，有些根本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真有贡献的不能遗漏”。举例称陈寅恪在做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时，“不会把以前中国人、日本人的研究都引进来，有些跟问题的主旨有关系的，或者是帮他解决了某个问题的，他才会提到”。此处的二手材料，笔者理解是指前人的研究。此论既肯定了充分认识前人研究的重要性，更强调了准确把握研究对象的核心要旨而创新发展的重要性，《跨越阶层差异》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作者对学术界关于上海工人运动的研究进展把握较为充分：就革命史范式的研究而言，前人在史实构建、史料搜集等方面做出了努力，但相关论著多将上海工人运动视为中国革命的组成，侧重展现政党对工人的排他性领导，忽略各种政治势力对上海工运领导权的争夺，“遮蔽了工人运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就社会史范式的研究而言，前人研究着重探究上海工人地域、技术、性别的差异，而在长时段与具体时空特性中考察工人与国家权力之间博弈的研究尚为薄弱。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而言，国内外学术界虽然均从这一视角对上海工人群体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探讨，但在劳资争议与国民政府的制度因应、国共政争与上海工人抗争之间的关联等诸多领域仍有探讨的极大空间。是故，该书尝试突破既有研究谱系的束缚，以上海工人抗争为主线，立足于原始资料，按照叙述史学的方式展现这一内容的多样性、政治性等多元复杂的内在关联。作者的这一研究方法，并不是具体地按现代意义理解的一种程序操作式的路径或技巧，但正符合了蒙思明先生所言，即史学方法“并不是一种神奇的东西、秘密的宝藏，而实际只是一些合乎逻辑、合乎常识，可以使人信赖的批判原则和工作程序”的论述主旨。

再次，研究视野上注重多维度地分析与拓展。就史学研究的视野而言，蒙文通指出：“近来历史著作常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分开来讲，从纵的关系看，可能还能讲出点道理，但各部之间的横向关系如互不照应，就会失去历史的总体感”。余英时亦尝言：“研究历史上的问题是需要立体化才行。不管你的研究重点在哪里，无论是在文学、在哲学，还是在史学，你要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活的图像，尽可能让当时的文化状态复活在眼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维度中同一事物呈现的景象是不同的。两位前辈学者所论，事实上都强调要准确观察研究对象，必须从不同维度对其予以整体考察。学术研究既要遵守本学科的基本路径，以适应学术专业化背景下的发展取向，也要积极借鉴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多维度地观察研究对象，以呈现事物的整体与复杂面相。《跨越阶层差异》虽遵循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路径，但也积极借鉴了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作者在践行实证史学的同时，借鉴并运用了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提出的抗争政治的概念，有利于深入理解抗战胜利后上海劳工的行为与选择。如何综合把握其他学科理论借鉴的尺度，是一个难题。如果仅遵循本专业的基本路径，会导致研究视野与思维局限；但如果过于强调其他学科方法或理论在本专业中的运用，又会产生研究的“泛化”而失去本学科特性的弊端。当前，学术界在遵循本学科研究范式和借鉴多学科理论之间，客观上也因其张力而产生了各种歧见。对此，该书认为，任何理论的“分析框架均有其实践经验的局限，也难以完全解释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的逻辑演进“，决定立足于史学的根本，“从史料出发，以叙述史学的方式展现上海工人抗争政治的多样性与不平等性，以及生存困境、群体政治化和激进主义再起的内在关联”。揭示自身是一种“政治社会史的尝试”，意在打破“政治史研究的固有范畴，将社会史与政治史融通”。姑不论作者是否圆满达成其自身研究意愿或目标，但这一思路对避免单一的实证研究“碎片化”倾向颇有益处。诚如汪朝光所论，该书的相关论述“不仅大大拓展了现有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而且其对革命史、社会史、生活史多种研究范式和理路的综合把握与运用，体现了青年一代研究者的学术思考与追求”。

三、研究应注意的不足之处

任何严谨的学术著作均有其独到之价值，亦自有其局限。而如前揭所论，《跨越阶层差异》虽在问题取向、史料应用、研究方法与视野上均有其值得肯定的研究观察点和思考，但就学术研究推进的角度而言，仍然存在薄弱之处，有进一步完善与努力的余地。

其一者，是作者对于史料过于“求精”，反使论述失其“宽宏”。如前所揭，史料是史学研究的根基，在一定程度上可谓决定着史学论著的成功与否。《跨越阶层差异》一书的写作，无疑是相当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应用的，然而，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过于精心地搜寻未刊或稀见史料，却忽视了一些常见史料的阅读与应用，反而使著作失去了一些普遍性价值，未能完全呈现全面抗战胜利后围绕上海工人生存博弈过程中各方的真实景象。例如，第一章在论述上海工人日常生活的基本状况时，较多使用的是一些未刊的中国共产党的调查报告、国民党的一些文件等相关档案，以他者的视角呈现了全面抗战后上海工人的生存状态、特点及政治认识。这虽然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但当事人自身及国、共双方之外的其他群体对上海工人及经济社会的判断与认知，均有同等重要之价值。若能参以应用一些常见的已刊材料，如当时对上海社会观察的一些报刊、口述或回忆性资料，则将会增加论述的准确性、丰满性。罗志田就言，与古代史相较，近代史资料更加丰富，这就要求“治史者尽量广泛地占有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史料，然后可减少立论的偏差”。而“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主流取向就是史料的扩充”，这也导致“忽视常见史料的倾向”，一些学人甚至产生“某种程度的‘档案崇拜’情绪，几乎到了无档案便不足以成史的程度”。强调在充分确认档案重要性的前提下，应认识到档案中实际上也包括着一定程度的虚构成分，而一些“本非‘事实真相’的二手叙述，恰可告诉我们那时有关‘某事’的传言如何，为我们提供当时当地当事人认知中的‘某事’大致怎样”，与第一手“实录”性文献相比，“别有其史料价值，其重要性并不稍减”。不仅第一章，《跨越阶层差异》在其他各章节的论述中，常见史料使用均偏少或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论述的全面性与多样性。

其二者，是作为一个短时段的专题研究，史学研究的历时性特点表现不够充分，历史性叙述的细致脉络展现不够。《跨越阶层差异》选择以1945至1949年作为研究的时间，显现了作者“截断众流”的见识与能力，但与之同时，由于这一时段的短期性特征，故对其研究的历时性观察十分关键。历史的发展并非单线的线性演进，是一种反复中曲折发展的复合过程，历时性的观察，可更细致呈现出历史发展的细节、脉络，是观察研究对象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内在逻辑及经验性规律的重要路径。蒙文通就言：“看历史，应从先后不同的现象看变化”。这部书的论述时间是1945年8月全面抗战胜利，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为止，在这4年中，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都经历了激烈的跌宕起伏，上海工人的生存困境及其抗争政治也自有其波动的景象。通过历时性观察这一波动的动态景象，才能深刻观察国民党、中共、其他各种政治势力，以及资方、劳方在波澜动荡中的认识与政策，进而准确呈现上海工人生存困境及其演变逻辑。该书认识到历史性观察的重要性，但一些历时性的细致脉络梳理并不清晰。例如，第一章在论述上海工人的日常生活时，相关论述侧重于1946、1947年，而对1948年乃至1949年的变化较少或几乎不曾涉及。虽然也可以窥测出其大致景象，但如果能够细致呈现1948、1949年的相关情况，则对理解1947年后上海工人阶层的政治行动逻辑会更加透彻。第二章论述战后上海劳资争议常态化与集中化，观察到1945年8月至1948年7月这一时期内，每月平均有59536名工人与资方发生争议，其中41244人以劳资纠纷的形式牵涉其中，有18122人直接罢工停业。如果作者能进一步细致陈述每一年乃至每个月劳资争议的人次、变化趋向，结合这一时段的整体观察，或可以更加细致呈现出上海经济形势、国民党统治局势与劳资争议之间的关联。由于历时性观察的不足，该书虽然从整体上呈现了抗战胜利后上海工人阶层生存困境的逻辑，但国民党、中共在不同时期内因应不同形势对上海工人阶层实施的政策的阶段性波动变化仍有进一步充实完善的空间。而诸如此类问题的产生，或与前段所揭作者对史料使用过于“求精”，常见史料的梳理与使用不足有关。

其三者，就是对抗战胜利后上海工人生存境遇及其变化逻辑、各方对此认识与因应诸问题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大势的结合不充分。上海是当时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国民党、中共及其他各方政治势力对上海均十分关注，而上海工人阶层的生存境况，不仅受上海一地的经济、政治、社会各因素的综合影响，也受全国经济、政治形势发展变化的影响。《跨越阶层差异》在论述中，虽然也关注到国家乃至国际形势的变化，但结合不足。例如，作者观察到劳工问题的解决在战后国共和谈展开初期逐步纳入社会的视野，是国际劳工运动兴起及宽松的政治环境影响的结果；也观察到1947年上海资方呐喊“企业要生存”、劳方高呼“工人要吃饭”等各种社会矛盾全面激化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国统区的经济危机越发严重；对国民党币制改革后上海经济形势及劳工困境进行了叙述。这些观察都是准确的，表现了作者的宏观意识取向，但总体上此类观察与论述在该书中显得薄弱。关于国共政争及军事形势的变化对各方于上海工人阶层的态度变化与政策调整等论述并不充分，1948年8月金圆券改革开始后，蒋经国上海“打虎”行动对工人及各方的影响尚缺乏深入探讨。例如，第六章开篇即言1946年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与国民党公开决裂，标志着国民党自战前苦心构建的劳工控制网络无形瓦解，事实上这一决裂也是国内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而作者没有展开论述。孟子有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该书要深刻认识上海工人阶层生存境况及各方因应的前后经纬与内在逻辑，必须重视战后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影响。

还有，是作者在横、纵的比较结合上也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关于此点，笔者在此吹毛求疵，简要谈点不成熟的认识。该书虽然专论抗战胜利后上海工人阶层的生存困境，从工资、物资及消费水平各方面展开论述，不可谓不精，但读后仍有惑处：一是从横向的空间观察，战后上海工人阶层的生存情况，与天津或其它沿海城市工人阶层之间的差别；二是从纵向的时间思考，战后上海工人阶层当时的生存境况，与沦陷时期，乃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各个时期的变化。凡此，可以作进一步思索。蒙文通言“各部分之间的横向关系如不互相照应，就会失去历史的总体感”，认为“治史应专治一二时段，但通史终不可忽，每一代有问题还是要从通史中才能求得解决，以免滞固不通”，“搞断代史不搞通史常常不易把握一代的特点”。上引所论的横向关系虽然指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分科联系，而非空间，但亦可借用于空间关系上。作者虽然是专论抗战胜利后上海工人的生存境况，但若能结合横、纵的比较分析，则更能洞察真相。

要之，《跨越阶层差异》的问题意识明确并具独到性，史料搜集、整理及应用表现了作者良好的学术功力，研究方法的逻辑性及研究视野的宏大性兼备，对推进该领域的研究具有积极作用，其学术路径的呈现及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示范意义。当然，任何精深的学术研究均很难使研究意识及研究对象之间的结合毫无瑕疵，作者主观上试图努力达到的宏大旨归往往因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而无法达到完美境界，该书存在的上述薄弱环节自然也是难免的。前面所述的一些管见，既是学习该书后的一些认识，也兼及笔者自身在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粗浅体会，有些所论或有“苛责”，但瑕不掩瑜，并不影响该书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