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曼 | 传统的现代化：乡村振兴视域下海洋渔村的生计方式转型研究

【作者简介】吴曼，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理论发展与实践路径研究”（23BMZ0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4CXTD05）、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阶段成果。

【摘  要】作为巩固海疆安全与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场域，海洋渔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海洋渔村传统生计方式的形成基于悠久的海洋发展史，现代海洋文化的发展则推动了海洋渔村从传统生计方式到新型生计方式的转型。通过对海洋渔村生计方式转型与乡村振兴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到国家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2个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海洋渔村围绕海洋，以人为中心，以文化为载体，通过平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海洋文化的“乡土性”与现代海洋文化的“现代性”，实现渔村生计方式的转型与创新，推进了海洋渔村现代化的乡村振兴进程。

【关键词】乡村振兴；海洋渔村；生计方式转型；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具、环境种类多样的国家。海洋与陆地一样，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环境，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共同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并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024年中央1号文件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呈现出农村、渔村、牧村等不同农业类型与不同生计方式，在中国式现代化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海洋渔村的生计方式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在乡村振兴场域中“乡村”的种类不同，以农村、渔村、牧村、林村等为主，渔民被认为是“最初生存于海边的那群人”，而他们聚居的地区就是海洋渔村。我国海洋面积约为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渔业生产国。海洋渔村、渔民与农村、农民一样，都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渔村按照地理位置不同分为海洋渔村和河湖渔村，本文将研究对象集中到东南沿海和南部沿海几个从事海洋渔业的渔村。与农业乡村相比，渔业“兼具生态修复、对外合作等多重功能”，因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海洋强国、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战略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凸显”。

乡村研究一直是民族学人类学关注的重要议题。20世纪30年代起，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学者对西方功能主义所倡导的村庄研究进行本土化转化，展开了一系列的村庄研究。尽管国外学者包括埃蒙德·利奇、莫里斯·弗里德曼等对这种微型村落的研究能否代表中国宏观社会提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但其后施坚雅对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的分析，萧凤霞对广东村庄的研究，黄树民对厦门林村的调查也都是基于“个体”的村庄，进行了重视村庄但又超越村庄的研究探索。在以上研究中，费孝通对中国乡土性的描述，关注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和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民日常生活。海洋渔村作为乡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沿海渔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文化生活载体，是在面朝大海、征服海洋的过程中“生活风貌”和“物质遗存”的一种集中体现。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而海洋渔村在乡村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海洋性，是“我国乡村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在海洋渔村乡村振兴的视角下探讨生计方式。“生计即是人们维持生活的计谋和办法。由于与自然界有着不能缺少的能量交换，因此，人们的生计首先与自然资源相关”。学界一直延续着对不同类型生计方式的关注：包括对传统游牧向现代游牧生计方式的变迁，畜牧生产工具、交换与牧民生计方式的研究，对侗族非单一农耕，执行农田－鱼塘－家禽多产业复合经营的生计方式的研究，对生境变化引发的由农耕向山地种植生计方式的转变研究，以及对刀耕火种的生计方式在政府政策的调整和土地制度的变化下发生改变的研究等。本文沿袭以上研究中对生计方式转型的关注，并将这一转型发生的场域和研究的视角转向了海洋乡村和乡村振兴。

关于乡村振兴，国家层面已出台了诸多政策文件。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确立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之后的第一个国家级五年规划，在顶层设计上进一步作出了全面具体详细的规划安排，包括“加强海岛村庄”规划建设，通过“强化渔业资源管控与养护，实施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海洋渔船‘双控’和休禁渔制度”等。2018年至2021年，党中央连续4年出台1号文件部署乡村振兴的政策措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二二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进一步强调：“落实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的要求，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同样围绕乡村振兴进行布局。可见，关于乡村振兴的整体布局和战略安排都对乡村生计方式提出了转型的现实要求，并为其准备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学界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成果颇丰，集中在现实策略、实践路径以及具体的案例研究。现实策略研究，包括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阻滞因素及应对策略，乡村振兴过程中采用多元共治建构系统性治理体系治理农村生态环境。实践路径研究包括要遵循本土传统文化聚合内外资源，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将乡村建设、乡村组织、乡村服务、乡村福利和乡村秩序作为理解乡村治理创新的5种路径。从乡村振兴的主体入手，探索落实群众路线、小农社工和协商共治等具体改进路径。此外，还有不同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的地方性实践案例和田野调查研究。

综上，当下对不同乡村类型乡村振兴的研究关注度并不均等，这些研究以农业类型的乡村为主，着重讨论农村的乡村振兴，对基于海洋文化的海洋渔村的阐释还不充分，对海洋渔村振兴的路径与困境的分析也尚待深入讨论。基于此，本文以海洋渔村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东南以及南部沿海地区几个渔村的田野调查资料，从海洋渔村生计方式转型视角切入，阐释沿海渔村乡村振兴过程中生计方式转型的困境，讨论海洋渔村—海洋渔村生计方式转型—海洋渔村乡村振兴之间的层叠关系，以及文化因素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海洋渔村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与城市的趋同性相比，基于农业生产方式的不同，乡村更具差异性与多元性，这一特性赋予了乡村振兴极强的内生性。农、林、牧、渔的多样化生计方式及其转型赋予了乡村振兴的多样性。渔民生计方式的转型伴随着海洋渔村的发展，杨国桢认为海岸带是海洋史研究上“不可缺少的环境单元”，“它是陆地的边缘，又是海洋发展的起点和基地”。海洋渔村的活动与生活空间大多集中在海岸带部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中国的海岸带分布中，东南沿海地区是中国海陆经济带的重心。因此，本文的部分田野点也集中于此。另外，南部沿海渔村作为田野点组成部分，可以补充渔村类型。通过对不同渔村的田野调查发现生计方式转型是海洋渔村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本文将田野调查的村子大致分为生计方式转型阻力较大的I型渔村与转型阻力较小的II型渔村。这2类村子的特点是前者多拥有悠久的捕捞历史，渔业文化与海洋文化根基深厚，村子本身有着标签化的标识，并且当地渔民很大程度上依赖捕捞这一单一生计方式。后者虽然也以捕捞作为生计方式，但其捕捞程度和标签化程度都不如前者。从近几年的跟踪调查中可以看到，与II型渔村相比，I型渔村一旦找到适合该村的生计方式路径，在文化元素的加持之下，其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更加迅速。

海洋渔村自古就具有维护海疆安全的作用，这一作用自实施海防以来就一直延续。沿海地区处于“暴露海岸线的战略地位”，使之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力量集结中心”,因此传统王朝时期中央朝廷多驻扎水军以维护沿海治安。在清代，靠近大陆海岸或岛岸属于内洋海域，由沿岸州县和水师官兵共同管理，远离这一区域的海域由水师官兵负责。除水军的保卫外，官方对渔民与渔船的管理对沿海地区的安定、遏制海盗活动、维护海防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汉语中的“领海”一词直到光绪末年才真正开始频繁使用，但在格劳秀斯提出领海问题之前，我国对近海领域的管理就形成了严密的制度，对内洋、外洋均实行了有效的管辖权。明清时期制定渔兵制度的初衷是用于海防作用，但这一制度在实践中更多是出于巩固朝廷统治的政治目的，而非经济目的。这种以官方需求为第一位的制度性措施难以对海洋渔村自身的发展产生作用，也未能在民间形成有效的管理，更多达成了对沿海地区社会层面的保卫作用。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海洋渔村更多地发挥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作用。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国可管辖的海洋领域相当于我国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因此海洋渔村在促进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发展中的作用绝不容小觑。渔民增收、渔业发展、渔村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是渔村乡村振兴的重要指标。2020年全国渔民人均纯收入21837.16元，比上年增长3.45%。无论是渔业捕捞的经济方式还是其他诸如休闲渔业的新型生计方式，在实现经济增长、渔民增收以及海洋文化的发展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从传统单一到现代多元：海洋渔村的生计方式转型

海洋渔业包括从事海洋捕捞和海水养殖的生产事业，根据离海岸的远近不同，分为近海、外海、远洋渔业。当前，海洋渔民面临的困境是“无鱼可捕”，海洋捕捞渔业中排名前十的物种中多数被完全开发。乡村振兴中产业兴旺是首位，同时产业兴旺也需要非农产业的发展，从而使得乡村发展成为具有“多样性产业”的乡村。因此，对于海洋渔村而言，生计方式的转型不仅能促进渔业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以休闲渔业为主的非渔产业发展。

（一）海洋渔村的传统生计方式：捕捞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海洋渔村生计方式的形成与转型基于我国悠久的捕捞历史。汉唐时期，北方汉族南下移民沿海区域，开发了海岸带农业，海洋渔业作为工业的附庸存在而发展。唐末以后海盐业发展迅速，宋元时期渔业渐有起色，形成了近海渔场。明清时期海洋捕捞业曾经进入一个高峰，捕捞成为沿海村民主要生计方式：“东南际海，鱼盐螺蛤之属，不贾而足，虽荒岁不饥”;霞浦“自外江七都港沿海岸而西至东冲，内延官井洋、东虎洋、盐田港，其间居民，虾蟹、鱼鲜之属，莫不各从其事”;惠安“擅山海之业，通渔盐之利”;厦门“单桅双桅渔船许往浙江舟山等处采捕”;台湾府“沧浪绕乎西南，海错擅鱼盐蜃蛤之利”。随着海洋渔村的社会变迁，生计方式“已从单纯的捕捞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渔民的角色不仅是渔民，还充当了“商人、海盗、海外移民和水师等”。明清时期海洋渔业成为渔禁政策的直接牺牲品，但客观上推动了渔业朝着远洋捕捞和近海养殖这两个具有现代渔业性质的方向发展，海洋文化伴随着现代渔业形式的出现而逐渐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海洋渔村具有悠久的捕捞史，基于这一历代传承下来的生计方式形成了海洋渔村独有的传统海洋文化。当下，海洋渔村的传统生计方式基本还是以捕捞为主，在I型和II型渔村中，虽然出现了近海捕捞、远洋捕捞、近海养殖等不同的生计方式，包括围绕着这些生计方式所链接的一些产业，但整体上这些渔民利用海洋的方式还是沿袭着传统。日常生活中沿海渔民很少会到达本国海洋主权之外的海域，渔民多在岸上与近海往来，较少到达远海地区。基于I型与II型渔村的访谈可以看到，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对于当地渔民而言，近海地区或是海岸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当地渔民的生活需求，无论是潮间带的养殖业，近海地区的捕捞业或是依托海洋资源的休闲旅游等渔民谋求生计的这些方式，不需要到达远海地区即可获得。二是远海捕捞对船只、技术、资金、人员等的要求较高，风险也较大，这样的客观要求必然不能以渔民个体为单位进行活动而需要组织协调，即需要组成一个参与远海捕捞的渔队。一般情况下，只有手握大马力船只与多年远洋捕捞经验的渔民才能组队。基于这些现实情况，近海成为大多数渔民的生活与生产场所。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海洋渔村生计方式转型面临的困境

乡村振兴背景下，对海洋渔村的生计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生计方式，加之海洋环境面临的困境，种种原因推动了海洋渔村不得不推进生计方式转型。近年来，“东海无鱼”的现象愈发严重。过度捕捞等原因造成的海洋资源枯竭而导致的渔民“失海”问题日益突出，渔民的生活保障存在潜在的威胁，以渔业为经济支柱的渔村不得不面临生计方式转型的问题。

I型渔村海洋文化浓郁，捕捞的生计方式传统历史悠久，有着与海洋、渔村相关的众多标签，但这些历史传统与标签对于I型渔村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些可以为I型渔村带来更多机遇，依赖深厚的海洋文化、地理优势与互联网影响，并利用旅游、庆典等仪式能够更好地转型发展休闲渔业，这对于该类渔村的渔民而言是除却以往生计方式的另一处生机。另一方面，这些历史传统与标签也为该类渔村的振兴带来更多的困难。例如，对于越是习惯于捕捞生计方式的渔民而言，转变生计方式越是难以实现。根深蒂固的捕捞文化让这里的渔民依赖渔船与海洋，从事其他行业意味着大大增加的风险与成本，渔民没有足够的“底气”转换到新的生计方式。

II型渔村中有以近海捕捞为主的乡村，其中一个村子浅海滩涂面积4700亩，全村养殖面积占80%以上。其中网箱养殖占多数，养殖品远销日本、韩国。全村有269艘渔船，其中69艘每年两次往返于象山、沈家门进行捕捞，干散货运输。除此以外，该村还以海鲜舫、海鲜夜排档为代表的渔家乐以及休闲旅游为渔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基于近海渔业资源的枯竭，统一取缔了该村的三无船舶，并对休闲渔船进行规范性的统一管理。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给渔船主的补偿标准不一样，加上小型渔船转产转业困难，当地开始引导渔民向休闲渔业发展。渔民的生计方式由原来的近海捕捞兼不规范的休闲旅游转向规范船只的休闲渔业，这种转变对当地渔民生活的影响巨大。政府的目的是帮助渔民转产转业，鼓励发展远洋渔业和休闲渔业，从近海走向远洋，或让海上劳力回归岸上。然而，让以捕捞为生计方式的渔民转向“渔家乐”类型的休闲旅游，需要一个过程。这种生计方式的转变让当地的生计方式趋向于游离的状态，既回不到以前的渔业捕捞，也没有完全转变到发展休闲渔业上。这种游离于两种不同生计方式的不确定性为当地的乡村振兴带来了一定的困难。II型渔村中还有以远洋捕捞为主的渔村，其中有一个渔村85%的人从事外海捕捞，其76%经济收入来自海洋。远海捕捞多是大马力渔船，每年国家根据其马力大小提供柴油补贴。近年来，由于国家柴油补贴的下调，许多渔民的收入减少。远洋捕捞因生产力的需求，吸引了来自贵州、江西、安徽等省市的务工人员。因此该村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具有辐射周边地区的作用，但海洋资源的逐渐枯竭对以远洋捕捞为主的渔村影响更大，生计方式转型成为这些村子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巨大困境。

（三）基于海洋文化发展的新型生计方式

现代海洋渔村海洋文化的发展更加直接地推动了渔村生计方式的转型。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传统文化观念一直沿袭至今，由此渔民在生计方式选择上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并未完全显现。海洋渔村依赖的海洋文化在传统时期以自在的形式弥漫于渔村社会。然而，在现代沿海乡村生计方式转型的过程中，海洋文化的断裂性发展造成了生计方式转型的困境。一方面，沿海渔民在文化自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过程中缺乏文化自觉这一环，文化自觉性更多地体现在民间信仰的仪式性展演中，进而生计方式的选择倾向于选择传统。另一方面，海洋文化的不断发展，使沿海渔民对海洋的新认知在其面对传统海洋文化时呈现出一种断裂的态势，尤其是这种海洋文化的新发展与新宣传路径存在着代际间的思想认知差距，年轻一代在发展海洋渔村的过程中，在促进海洋渔村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呈现出与老一代人完全不同的海洋文化诠释，这种新诠释使得其生计方式盘桓于转型与未转型之间。

现代海洋文化的发展推动了海洋渔业从传统海洋产业到新兴海洋产业的发展。传统海洋产业包括“海洋渔业、海洋运输业和海洋商业”，新兴海洋产业则到20世纪后期才刚刚起步，涉及捕捞与养殖的升级、休闲渔业的发展。传统海洋渔业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是近海捕捞，尔后开始朝水产养殖和远洋捕捞的方向发展。在传统时代，“海洋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大于开发的破坏力，人海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而现代渔业对海洋生物资源开发过度，加之养殖造成海体污染，成为海洋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原因之一。因此，现代海洋文化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这一原则尤其体现在生计方式转型上。资源作为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交换互动的核心中介，乃是生计方式中至关重要的基础性核心要素。无论是讨论海洋渔村生计方式，还是乡村振兴的实施原则，都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在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中，人与海洋的和谐共生成为海洋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的原则之一。

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概念，乡村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全球乡村分为“原始型乡村、古代型乡村、近代型乡村、现代型乡村、未来型乡村五个历史阶段”，目前我国乡村正处于“近代型向现代型过渡的阶段”，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并存是我国乡村的基本特征。对于海洋渔村而言，同样处于这样一个过渡阶段，面对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并存的现状，海洋渔村社会的发展需要充分利用海洋环境与海洋资源。对资源的利用，恰恰源于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利用方式，以及在认识和利用海洋过程中的集体记忆和日常惯习等，正是这些构成了推动渔村生计方式转型的海洋文化。从II型渔村的实践可以看到，网络思维的引入可以带动渔村乡村振兴的大步前进。电商经济可以帮助渔产品摆脱中间商直接到达消费者手里，网红效应可以促进海洋渔村的旅游业发展，从而带动渔村第三产业的发展，真正让渔民受惠于生计方式的转型和乡村振兴的大环境。以往岛屿旅游项目多是政府与投资人主导，当下海洋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应该摆脱这种受困于政府政策，受困于没有投资的状态。网络可以给予一个地区最好的链接效应，因此应当多发掘当地特色文化，发掘海洋文化的价值并融入产业之中。

四、海洋渔村生计方式转型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

海洋渔村的生计方式转型与乡村振兴是一个正向相关的进程，一方面海洋渔村的生计方式转型能更好地促进渔村振兴，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推动了海洋渔村生计方式转型的进程，并对其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个正向相关的进程中，国家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个维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通过生计方式转型实现了海洋渔村在不同方面的振兴路径。

（一）国家在海洋渔村生计方式转型与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意义

与农业乡村相比，海洋渔村的国家性更为突出，这一点从古代海禁措施可以看出端倪。传统王朝时期海洋渔村的“国家”并未在社会层面发挥直接作用，直到中国最早的渔业公所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在宁波成立。这一改变意味着渔业生产方面有更多的“国家”介入，渔业组织由最初的渔民自发形成的服务于渔民自身的单位转向了受“国家”制约的，联系渔民与官府的中间单位。近代以来出于与列强力量的对抗，由民间力量自行管理港口的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海关的介入。由此可以看出渔业管理过程中“国家在场”的不断加强。国家通过深受渔民信任的渔业组织可以对海洋渔村进行更为有效的治理，同时以地方精英为主导的民间力量逐渐开始发挥作用。他们主导了募捐、水利工程修建以及社会其他力量的动员，沟通了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的互动。

现代海洋渔村发展进程中国家的作用更为突出，这是由于海洋渔村对需要驾驭的土地“海洋”更加难以把控，无论是生计方式转型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发展规划都需要国家在政策制定、资金投入、技术支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海洋渔村乡村振兴势必需要加强国家的属性。作为世界上岛屿最多的国家之一，现代中国在海洋管理方面逐渐健全海洋管理体制。自党的十九大确立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2018年渔业渔政工作要点》《2019年渔业渔政工作要点》《2020年渔业渔政工作要点》等，农业农村部印发《“十四五”全国渔业发展规划》都为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渔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渔业乡村全面振兴制定了更加具体的措施。除此之外，作为治理载体，基层党组织具体践行国家政策方针，承接国家给予渔村的各种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并促进渔村的发展。在践行政策与承接资源的过程中，促进海洋渔村生计方式转型是根本，即在转型过程中促进乡村振兴。

如何更好地利用海洋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实践部分，包括渔民的生计方式却是关乎个人与日常的。世代相传的生计方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要求转型，由于转型过程中每个渔村生活的历史基础和社会基础不同，故其对改变的接受度与承受度也就不同。海洋空间利用方式的改变使得渔民的日常出现断层，改变了时间演变中累积下来的生存之道，这对于渔民而言是一种转型困境。近代以来，转变了以往传统的“皇权不下县”，国家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乡村的生计方式转型，乡村的国家性更加突出，这一国家性重塑了乡村的权力架构与文化网络。在海洋渔村的生计方式转型与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权力架构与文化网络的形成依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套网络。

当人们有相似的习惯、假设和惯例后，通过反思将其演变为一种可识别的共享模式并在主体间进行交流时，就意味着“制度化的开始”。在海洋渔村，制度化可以理解为与海洋相关的日常生活的组织以及日常实践知识的凝固。但是，这种习惯与假设通常难以进化为一种共享模式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所以制度化的过程是要经历日常生活的漫长等待。首先在社会基层这一维度，海洋渔村的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社区准则等构建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行为准则，这些非正式的、非官方的制度构成了当地生活的基础，同时也构建了一个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在“最低限度的制度”的习俗中建构海洋渔村的基层面貌。其次在国家维度，基于国家层面、由国家制定并执行的制度，一般都以法律形式出现。换言之，存在着两套不同的制度，一套存在于渔民社会中，由渔民社会自己形成、阐释以及使用，另外一套是国家制定的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形成一种能够治理渔民社会行为的正式网络。

对于海洋空间而言，这两套制度网络的生产过程与实践方式都更加复杂。社会基层的非正式制度网络与海洋发生关系，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与神话、仪式、信仰等有关的海洋文化。尤其在海洋文化积淀与传承良好的I型渔村，这些海洋文化本身构成了非正式网络的主要部分，影响着当地渔民的日常生活。而国家层面的正式制度网络依然处于一个探索与完善的阶段，相关的海洋管理制度处于一个亟待丰富的过程中。由此，文化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国家制度的不完善性共同构成了生计方式转型的困境，非正式的制度网络以一种海洋性的隐喻潜伏在渔民生活中，影响着正式制度网络的实施，从而影响了生计方式转型与乡村振兴。

法律层面的制度依赖国家力量保证其实施，但是非正式制度、社会习俗等缺乏外部权威的制约，需要单纯“自我实施”。可以说非正式制度的力量完全来自社会内部，形成过程与实践过程都是自我意识的结果。因此，这就要求社会本身必须足够强大，非正式的制度网络足够坚实，从而才能促进国家层面正式网络的构建。从乡村振兴的角度而言，I型与II型渔村在推进生计方式转型的过程中构建坚实的非正式网络，才能更好推进乡村振兴逐渐形成制度化的网络。这些非正式制度网络的主要部分基于民间信仰的海洋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社会习俗、规范等。海洋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神圣化”的过程，基于海洋的生计方式在实现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出海对于当地渔民而言是一件关乎生命安全的事情，所以渔民在实现生存的同时面临着太多不确定的危险因素。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寻求庇护与保佑成为渔民希望获得神奇力量的某种手段，成为海洋信仰的主要内容，靠海吃饭的人对海洋的敬畏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本能，并渗透进他们的社会习惯、风俗中。

综上可以看出，在海洋渔村生计方式转型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中，国家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这一重要性在正式制度层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在非正式制度层面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支持并促进着海洋渔村的生计方式转型，从而不断推进海洋渔村的乡村振兴进程。

（二）生计方式转型下促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通过对不同渔村的田野调查，可以看到在上述正式制度层面国家的持续性、合理性、稳定性推行的“在场”下，海洋渔村围绕海洋，以人为中心，文化为载体，实现了渔村社会生计方式转型与创新，进而推进海洋渔村现代化的乡村振兴进程。

海洋渔村的乡村振兴围绕海洋进行。当“土地”在海洋社会中演变成为海洋时，这种先天性的人海相互依赖的模式显而易见。一方面，沿海渔民依赖于海洋的馈赠，从事着与海有关的生计，生活的变数多与海洋有关。也正因为如此，海洋信仰加强了渔民与海洋的联系，在日常生活之外通过文化仪式固化其对海洋的重视。另一方面，海洋环境同样需要来自岸上社会的保护，海洋渔村的振兴并不仅仅意味着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还意味着能够对国家所辖的海洋资源实行有效的保护与可循环利用。海洋与海洋渔村的这种互相维系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渔村的振兴，并且通过传统民间信仰与国家自发展海洋以来不断改进的制度层面的保护强化了渔民与海洋的联系，促进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希望建立的是绿色乡村，是可持续发展的海洋渔村，故而寻求可持续的生计方式。

人才是乡村振兴进程中生计转型的中心，是乡村工作的组织者、乡村振兴的建设者和乡村生态产品的生产者。人才振兴为海洋渔村振兴提供了可能，是乡村事业创新发展，产业升级与进步的必然联系。从渔业生产到以海洋文化为基础的产业群的孕育需要相关专业人才提供全过程支持。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博物馆学等相关人才都可以为渔业生计方式转型提供支持，这些支持在落地的过程中都需要基于当地社会和不同类型渔村的实际情况。另外，人才培育不仅需要外来人才，也需要根植于本土的人才持续“供血”。一方面，以地方精英、乡贤人士为代表的本土人才在渔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地方精英在海洋渔村维系当地生计秩序的国家组织与民间组织之外，在国家组织不能深入触及的内部，以及民间组织不能解决的范围之外发光发热。另一方面，地方精英、乡贤代表等本土人才不能出现“断层”，一代又一代的本土人才持续地耕耘在“海洋乡土”之上，真正了解海洋渔村的情况，才能在生计方式转型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文化振兴是海洋渔村实现乡村振兴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载体。乡村传统文化的重构不仅保护和传承传统乡村优秀文化，还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村民通过乡规民约、文化遗产、民俗活动等形式内化为一整套的思想观念体系，这一体系共同构成了传统乡村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在为村民创造良好的精神生活的同时，可以规约民众的社会行为从而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作用。在文化适应的机制中，需要文化“实现必要的调整以适应环境”，这时的文化会被视为一个“开放系统”。海洋文化与沿海乡村的适应性决定了乡村振兴过程中沿海乡村生计方式转型的路径。对于海洋渔村而言，海洋文化的发展存在着平衡“乡土性”与“现代性”的问题：前者存在于优秀的海洋传统文化中，海洋渔村社会面临现代化的变迁、生计方式转型，但其乡土性恰恰是这一过程中不能被取代的；后者则引导了海洋渔村生计方式的转型，从而推动乡村振兴的进程。

重塑乡村文化、改善乡风文明要在继承优秀传统乡土文化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本文对海洋渔村生计方式转型的关注，恰恰是对应了这一总要求。其中渔村生计方式的转型涉及了渔村的乡风文明、海洋产业兴旺、环境生态宜居，渔民生活富裕，只有生计方式的成功转型才能避免社会秩序的失序从而推动治理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核心是从根本上解决“农业不发达、农村不兴旺、农民不富裕”的“三农”问题，这与发达、兴旺、富裕的问题和生计方式密切相关，本质是回归并超越“乡土中国”。中国的乡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海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海洋文化具有基于海洋这一“乡土”的海洋性。

中国在进入现代渔业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漫长渐进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渔业发展迅速，尤其是伴随着国家海洋开放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海洋生计方式面临转型，渔民的生产空间开始回归到岸上，海洋渔村开始探索将岸上空间与海洋空间相结合的生计方式。渔民的生产空间由从事传统渔业转变成为从事非传统渔业生产，这种转变意味着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的变化。渔民在从事传统渔业生产中，最为重要的是渔船，其生产空间多集中在近海或远海。渔船最重要的作用是从事捕捞。然而在从事非传统渔业生产中，渔船可以变成一种交通工具、一种景观、一件展品陈列进博物馆。这种转变对于沿海渔民的文化体验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他们需要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及时调整自己的观念。可以说，渔船承载了渔民的历史记忆，生计方式转型过程中对渔船作用观念的转变背后是一种观念的变迁，生计方式的转型改变了渔民对空间的利用及其方式，逐渐改变了传统渔业生产，这反过来又推动了海洋渔村的生计方式转型以及基于生计方式转型的乡村振兴步伐。

另外，在开发海洋“乡土文化”方面，可以通过继承和发展海洋乡村特色文化资源，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每个海洋渔村都有其独有的自然环境与海洋文化。尤其是在一些重要节庆、仪式上可以加以开发，以促进民间文化传统的传承。在追求海洋文化的现代性上，“需要促进文化资源与现代消费需求需要有效对接”，“推动文化、旅游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海洋渔村依靠的海洋资源难以取代，这对外来消费者具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因此要重视海洋资源与消费需求的有效方式的探讨。真正的乡村振兴并不是简单地对乡村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或城市资本下乡，因为这类国家力量的进入难以从机制上主导乡村社会的文化再生产，反而会对乡村社会的地方性知识与内部结构产生影响。海洋渔村文化的生产势必需要依靠海洋渔村中的个体，他们中有传承传统海洋文化与熟谙地方性知识的一代，有从城市返村熟悉外部文化的一代，他们都在守住文化之“根”，并推动乡村文化由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结论

“大多数农业劳动者意识到了传统世界的崩溃，但还不善于在现代世界中从事活动，他们的生活跨越两个世界，一方面被禁锢在旧的结构里，另一方面不断地受到‘现代人’、进步和城市的吸引。”乡村振兴过程中从事生计方式转型的海洋渔民同样处在这一转化之中，一方面仍有一部分人被“禁锢”在传统捕捞业中，传承着传统海洋文化，还有一部分人在转型中从事不同的生计，海洋文化根据新的时代命题朝着更具创新的路径前进。

中国地域辽阔，因此不同区域基于不同的文化习俗、民族构成、地理空间从而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农业的一些异质性差异。一方面，这种异质性促进了不同农业类型即农林牧渔的发展，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这种异质性为乡村振兴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不同类型的乡村在振兴发展过程中具有独特价值的同时也面临更为地方性和文化性的挑战。本文关注其中的海洋渔村，即受海洋文化影响的从事渔业生产的乡村在振兴的过程中面临怎样的生计方式转型，以及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海洋渔村面临的困境。笔者认为，海洋渔村生计方式的转型基于悠久的海洋发展史，海洋文化的发展推动了海洋渔业从传统海洋产业到新兴海洋产业的发展。在海洋渔村生计方式转型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中，国家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基于田野调查资料可以看到，海洋渔村振兴的不同实践路径，尤其是可以从海洋文化在“乡土性”与“现代性”的平衡中，在渔村“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结合的网络中发掘海洋渔村生计方式转型的路径，从而促进乡村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