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陇西走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文摘 2024-08-13 08:38 云南

【作者简介】康逸，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域下的西北民族走廊多民族共生研究”(22BMZ029)阶段成果。

【摘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新时代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现实需要。而陇西走廊在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交融杂居、多元文化融合情景，就是典型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其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融合、互利互惠的经济共生、多元并蓄的文化共享、胜似兄弟的情感相亲共同构成了陇西走廊多民族关系的四重维度；尤以经济上的互惠为主线，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搭建起有效的连接、沟通桥梁，最终促成了陇西走廊内外各民族间文化上的融合与情感上的相亲，直接推动了各民族间的友好往来并延续至今。陇西走廊的这种“三交”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也为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陇西走廊；交往交流交融

一、研究缘起

2017年10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新修订的党章，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进步的重要见证。在当代，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稳定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是深化“三个离不开”“四个共同”“四个与共”“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路径。

目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单就陇西走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方面来说，费孝通先生曾对陇西走廊各民族的社会生活给予过深情观照。自1984年起，他以古稀之年先后11次到访陇西走廊，对生活在这里的保安族、东乡族、土族、裕固族和撒拉族等5个人口较少民族进行了深入调研并构成其思考人口较少民族生存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1990年代末，郝苏民等对甘青特有民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文化诸方面作了真实描写和全面分析，可以说是整体地揭开了他们相对封闭的生活与丰富的精神世界面纱。班班多杰在进行充分田野调研的基础上，讨论了青海河湟地区形成多民族文化“和而不同”的内外部条件。李稳稳则呈现了安多地区各民族在文化上多元融合的场景。耿宇瀚、李静以甘肃洮州为例，探析了“圈序－互嵌型”社会中的族际互动与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此外，早在19世纪后半叶，国外的传教士、探险家、人类学家等把陇西走廊作为他们主要的考察地和记录对象，并留下对该区域内各民族社会生活的珍贵文字记述和影像资料。如比利时神父许让(Louis Schram)于20世纪初对土族的社会做了系统的调查并先后出版《甘青边界蒙古尔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甘肃土人的婚姻》等著作。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海映光(Rev. Carter Holton)夫妇曾在循化积石镇草滩坝村生活多年，先后拍摄了数百张有关撒拉族民众生活和文化习俗的照片。上述成果均含有大量涉及陇西走廊多民族间的互动与交流的内容，详细记录了陇西走廊各民族在生计方式上的往来以及在风俗习惯、民间信仰、语言文字上的相互影响，弥补了地方史乃至正史记载的缺陷，也是考察陇西走廊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缩影和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史料。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研究多集中在对陇西走廊人口较少民族的历史渊源、文化承继、语言特征、经济发展、族际关系等方面的展现，而以“交往交流交融”视角来阐述陇西走廊各民族共生关系的研究较为鲜见。

一般认为，走廊是边疆区域或者不同地理单元的交界地带，也是不同地理形态的过渡区域。其重要意义在于不仅将不同的民族汇聚其中，而且把周边的多民族地区耦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多民族命运共同体。我们认为，陇西走廊具有地理和人文两个单元的双重属性。地理单元上的陇西走廊“正处在青藏高原东麓和横断山脉及中部平原之间的那一条从甘肃西北部沿祁连山脉向南延伸到沿甘肃边界和四川北部的狭长地带”,这里是黄土高原、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的交汇点，也是农、牧、商重要经济文化类型的汇聚之处，是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与藏族为代表的羌藏游牧文化的聚合地，以及我国东、西民族往来和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主要通道。从行政区域看，陇西走廊包括今天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陇南市、青海省海东市等市州以及甘肃天祝、永登、临洮、渭源、陇西等五县所在的区域。人文单元上的陇西走廊则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其中东乡族、土族、撒拉族、裕固族、保安族等人口较少民族夹杂在人口较多的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等民族之间。虽然这些人口较少民族在语言、信仰、民俗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但他们与上述人口较多的民族形成了密切的联系。

另外，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一个地区的经济运行要有一个“发动机”，它的功能就是启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事实上，陇西走廊内的各民族在推动该地域社会有效运转中同样具有发动机的功能。许让曾对土族老人在维持一个家庭良好运转的作用时说：“对孩子的爱是润滑剂，使蒙古尔家庭之轮正常运转。”综合费孝通先生和许让的观点，我们也认为陇西走廊内的各民族也如润滑剂一样具有连接、润滑和凝聚作用，扮演着调和、凝聚各民族关系的角色。尤其在连接周边汉藏文化、聚拢内外农牧人口、调和四方矛盾及促进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进而对维系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有重要影响。因而，费孝通先生认为“这里是对民族研究工作者具有吸引力的地区”。也是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何以形成的一个典型区域。同时，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陇西走廊一直是稳疆固藏的核心地区，对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意义非同小可。

基于此，本文以费孝通先生的上述思路为指引，立足陇西走廊的当下实际，兼顾历史和传统，对历史和当代陇西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现象、景象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旨在通过陇西走廊各民族的民族交往融合、经济共生互补、文化共享共有、情感相亲相融四个维度来全方位呈现陇西走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景象，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并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建构提供翔实的支撑材料和真实的地方性知识。

二、民族交往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陇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不断迁徙、融合、分化、消长的大舞台，各民族在此展演了一幕幕“你来我往，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篇章，也使陇西走廊成为极具典型性的“历史民族区”。

从历史上看，先秦时期的戎、氐、羌是较早生活于陇西走廊的古代族群。他们作为此地的早期居民，曾建立了宕昌、仇池等地方政权，后因战争等原因被迫迁徙与扩散，并慢慢融进周边的汉藏民族中，也为后来的陇西走廊各民族提供了主要的族源成分。其中，氐人慢慢消失，羌人遗留部分在唐朝时融入藏族之中。秦汉以来，匈奴、鲜卑等迁入陇西走廊，加速了该地各民族的融合，造就了新的民族格局。隋唐及宋时期，吐蕃、沙陀人、粟特人、回鹘人以及吐谷浑、党项等先后在此生活，且建立了地方政权。尤其是吐蕃占领包括陇西走廊在内的整个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后，吐谷浑、党项等或内附或东迁，使陇西走廊的民族格局发生了极大变化。元明时期是陇西走廊多民族融合的一个关键时间段。期间，汉人、蒙古人、回鹘人、西域人、畏兀儿等大量迁入此地，促使陇西走廊各民族间出现空前的融合景象。同时，伴随原有民族的或迁徙或融入或衰亡，不仅形成了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等民族，而且经与他们的融合而出现了撒拉族、裕固族、土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新成员。清朝时期，各民族进一步融合，使陇西走廊的多民族共同体基本形成。如康熙年间对此地的记载显示，“其人则汉人、土人，杂以黑番、回回、黄番、番僧，众寡不一，要皆在疆域之中。其环于外者，则西夷。西夷所环，始河、湟尽宁夏”。此仅仅为陇西走廊各民族发展历史之一斑，但却能看出陇西走廊的民族分布格局和厚重的历史文化。而这恰好是今日陇西走廊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乃至持续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根基所在。

再从当前诸民族的族源来看，陇西走廊的汉族最早是秦汉时戍边屯田的军民。如赵充国在河湟地区就推行过“留士屯田”政策。明朝初期，安徽、陕西等内地的军户应朝廷政策大量迁入陇西走廊，成为陇西走廊汉族的主体部分；陇西走廊的藏族是吐蕃王朝分裂后滞留的吐蕃军士与当地氐羌等民族融合形成的；陇西走廊回族主要是唐宋时期来华的西域人，还有元朝时随军屯戍的西域签军、工匠、回回色目人以及明清以来自内地迁来的移民，与本地人融合后形成的；东乡族形成的主体是蒙古军西征时俘获而来的中亚、西亚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撒尔塔人，他们随军驻扎于东乡地区并被“编民入社”，后逐渐与本地蒙古族、汉族等融合而形成东乡族；保安族也是元代从阿拉伯、西域等地而来的色目人同当地蒙古族、藏族、回族、土族等不断交往、融合而成的。撒拉族先民源自中亚西突厥乌古斯部落首领达合汗，其后代的一支东迁至今青海循化后从当地的藏族、回族等民族中汲取了新鲜血液后最终形成了撒拉族。土族族源上有吐谷浑为主、蒙古人与霍尔人融合等几种不同说法，但一般认为土族是元时迁来的蒙古人吸收、融合了吐谷浑、藏族、汉族等成分形成的。裕固族虽然有西部与东部之分，但其先民都是古代的回纥人，与现在的维吾尔族有同源关系，即在明代后期，操古突厥语的撒里畏兀儿人逐渐与操蒙古语的蒙古人以及汉族、藏族等融合形成了现在的裕固族。

由此可见，陇西走廊各民族的族源，涉及我国古代的戎、氐、羌等族群，乃至中亚人、阿拉伯人、回回色目人等。这虽看起来错综复杂，但有一个共同点是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土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都是跟当地的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等诸多民族成员经过长期的融合而形成的。另外，民族融合是双向、互动、动态的过程。陇西走廊各民族在不断融合中，或汉族融入到各少数民族中，或各少数民族融进汉族，或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融合，真正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渊源关系。这种血缘上“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缘关系不断推动陇西走廊各民族特别是在经济上的交往交流，而经济贸易又促进了持续的民族融合。

三、经济共生互补：多民族互惠互利

基于生存和生计上的经济交往和互动是陇西走廊多民族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现实所求。历史上受朝廷政策推动的茶马互市与各民族的民间贸易一起，构成陇西走廊主要的经济共生互补形式。期间尽管有变化，但这种共生互补理念却延续至今。不论是以物易物的交换，还是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易，各民族坚持互惠互利的原则，也促使彼此的交往交流交融延绵不断。

（一）茶马互市中的互惠互利

茶马贸易最早始于唐代，到明代趋向成熟，得益于历代朝廷经济政策的推动。陇西走廊本身就处在西部牧业区与东部农业区的中间位置，受这种特殊的地理区位与多民族居住结构、多重生计模式等影响，逐渐形成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两大经济文化类型。所以，自茶马互市开通以后，各民族就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积极参与其中，使陇西走廊一度成为多民族共同参与茶马互市的重要场域。

陇西走廊的茶马贸易是极具代表性的多民族经济共生互补案例。据史料记载，明洪武四年(1371)，“以易番马……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洪武年间，置洮州、秦州、河州三茶马司。洪武三十年，改秦州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清初因袭明制，以茶易马贸易如故。作为朝廷极力推动的一项经济贸易政策，陇西走廊各民族通过茶马互市将草原游牧区、中原农耕区、农牧兼营区、城乡相接处连接起来，织成一张错综复杂，却紧密相连、互利共生的商业贸易网络。在这张网络上，基于农牧生产方式的互补需要而进行的长期频繁的民间互动，拉近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生活于陇西走廊的各民族在茶马贸易中，本身既是互市中的商人，又是贸易中的客人，在整个官方茶马互市空间中成为鞍前马后、运卸驮拉、排险引路的基层主力，从而拓展了茶马贸易的空间。他们与周边诸民族言语互通，深知对方的文化习俗，所以充当翻译、交涉等类似于现代经纪人的官方“歇家”，这类人又将所获茶叶运送至更为偏远的牧区。同时，藏族、土族、裕固族、撒拉族、东乡族等纳马之族源源不断向内地供应精壮马匹，既强化了中央王朝的政治军事力量，也使该地农业经济生产水平得以提升。如撒拉族在明代因纳马有功，至“嘉靖十三年(1534)，金牌增至两面，每次纳马之数当在七八百匹上下……人口和畜牧业经济都有大的发展”。明万历二十年(1592)，土族祁德增土司（官职为参将）纳“中马六百二十五匹，连前旧额共马四千五十七匹，内儿、骡马五百匹”。及至明末清初，在茶马互市的影响下，撒拉族、回族等以畜产及其制品与河州、兰州的民间贸易活动非常活跃，出现了“贸易绒褐，贩卖牛马，本不禁止”的局面。可见，陇西走廊各民族在这个连接汉藏及自身的茶马贸易空间中，最直接的受益是促进了走廊内畜牧业与农业的发展。人们养马的同时也养牛羊，还发展农业，为商品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茶马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内地汉族和走廊内各民族之间，以及走廊内部各民族间的互动与往来。

（二）民间贸易中的互利共生

茶马互市虽是朝廷力量主导下的经济贸易，但促进了陇西走廊农牧业的发展，也为陇西走廊各民族的经济贸易积累了丰富经验。所以，在茶马贸易中后期，陇西走廊的民间贸易迅速发展起来。身处其中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和保安族等凭借其充任歇家、善于经商的优势，行走于东部与西部、农区与牧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借助农牧产品互通有无，促进了大规模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西宁、兰州、河州是陇西走廊各民族民间经贸交往中最大的3个贸易中心，是民间贸易主要货源地。据清康熙年间有关文献描述，西宁除汉人、土人外，尚有黑番、回回、西夷、黄衣僧，其中以番、回居多。“城之中牝牡骊黄，伏枥常以万计，四方之至，四境之牧不与焉。羽毛齿革、珠玉布帛、茗烟麦豆之属，负提辇载交错于道路。”同时，“来自中原的商人络绎于途，带来了大量的羊毛、山羊、马匹和黄金，以及名贵的藏石”。这3个贸易中心之间的货物往来更是加速了各族人民之间的互动交流。如西宁的各路商人利用羊皮筏、牛皮筏，将小麦、豆类、羊毛、皮张、菜籽油、酒等货物从湟水河运到黄河，经兰州城一路东进，一直送到包头卸货，再以铁路运至天津港出口。这3个大市场的商行派人到各族居住地大量收购粮食、食油和酒等货品，也收购小商贩运来的产品，还在周边寺院的节庆和部族的集会上搭建临时帐篷商铺，出售布料、绸缎、五金制品等商品。各族商人在秋季牲畜肥壮时，购买牲畜运到西宁和兰州城里屠宰，以获取利润。这3大市场中的商贸场地为各民族流动的客商们提供了货物交易的固定场所，也正是在这些固定的经贸场所中，他们从陌生变为熟悉可以说是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而陇西走廊各民族聚居地的定期集市是各民族民间商业贸易的主要场所。这些大小集市与上述西宁、河州、兰州3大贸易中心连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陇西走廊民间贸易的集市网络体系。这些集市多形成于交通便捷、人口集中的村落。尽管其规模大小不同，但却为各族群众提供了交往交流交融最直接和真实的场域。根据《青海省循化县兵要地志调查报告表》(1946年11月29日）记载可知，民国时期青海省循化县的白庄集，是一个较大的市镇，集市时间固定在每旬三六九日，主要售卖布匹与杂货。当时，到白庄集进行交易的人，旺季时可达千人。当地撒拉人带来自产的果蔬、粮食等物；夕昌沟藏族带来自编的背篼等生产生活工具；道帏藏族运来麦、豆、牛羊、羊毛、牛羊粪、牛奶、酥油和柴草等产品；居住在循化县城附近的汉族、回族带来自产的菜蔬、瓜果、花椒等货物；河州小贩来售卖的主要是用于农耕的毛驴和骡子，以及铁锹、簸箕、筛子等农具，还有水缸、锅、碗、棉布、红枣、糖等日常生活用品；民和川口镇土族的铁锨，化隆县回族的犁铧，孟达村撒拉族、转塘村藏族的木叉、连枷、耙、耱等都在此出售。而在土族居住较为集中的上川口地区，汉、土杂处，交通便捷，商贾往来不绝，商贸繁荣。

在这些集市的刺激下，饭店、磨坊等也迅速发展起来。如在甘青交界的永登县平安堡，“该处食铺，皆回人所设，专售凉面及大饼……汉人务农者甚多，经商者绝少，有之，亦仅开小宿店而已。回商善经营，因以日富”。青海互助土族种植菜籽榨油，到汉族、回族、藏族等居住的城镇集市去销售。汉族商人在集市上开磨坊，为当地的土族、附近游牧的土族和藏族、城镇的汉人磨面粉。可见，各民族成员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即使在小范围之内仍能做到经济上的互通有无。也是得益于这些集市，各民族真正实现了互利共生。如1946年《青海省循化县兵要地志调查表》显示：本县农产虽有小麦、青禾（稞）、豌豆，惟产额甚少，不敷全县食用，全赖临近各县接济，近年来民多试种辣子，年可约产二万余斤，输销外县其他菜蔬瓜果等额可供当地食用。

此外，各民族的小商小贩们（包括货郎担）往来于陇西走廊的大小村落，既互利互惠，也促进了交往交流。他们走街串巷，行走于各民族聚居之地，从贩卖茶叶到针线、布匹、首饰、糖果、调料、烟草等日用物品。他们也以物易物，换取羊皮、羊毛、鸡蛋等攸关各族老百姓生产生活的杂货。在买卖接触中，宾主相互知悉，彼此沟通，建立起紧密联系。如撒拉族、东乡族等小商贩，无论天气好坏，赶着驮有货物的骡队，或划着皮筏和船只穿梭于湟水河与黄河上游间。他们在土族、汉族、藏族等聚居区走村串户，用自产或从河州等地收购的农产品及生产工具，换取牧区生产的畜产品。而作为互惠的另一方，当地各民族也乐意与这些小贩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如在土族地区，习惯上，土族人让这些小贩在家里过夜，作为回报，小贩送给这家的妇女一个小礼物。自然地，这些小商人在商业贸易中传播了不同民族的文化，间接地促进了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近年来，由于交通事业、经济社会等诸方面的发展，陇西走廊内定期的集市、沿街叫卖的货郎担等逐渐被固定的小店铺、大中型超市等所代替，但民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行为一直持续不断。

（三）当代餐饮经济中的新型互惠互助

陇西走廊多民族间的经济互动继续延续历史上互利共赢的传统，紧随时代步伐，逐步建成以餐饮业为主的新型经济互惠关系。这种新经济关系，虽然已经不是历史上传统的商贸形式，但以早期茶马互市中所形成和积累的商贸模式与经验为基础，将粮食、面粉、蔬菜等农产品与畜牧产品进行深加工并进行贸易互动，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拉面经济和牛羊贸易是适应新时代市场需求而产生的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的新经济类型。这不仅促使农牧产品再度结合，也不断加深各民族间的经济共生与交往交流交融。

1.拉面经济中的情深意长与共同致富

改革开放前，陇西走廊各民族尽管以面食为主要食物，且各民族均有高超的面食制作技艺，但基本上是自做自食，并没有形成经济业态。改革开放以后，陇西走廊内的各民族积极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模式，在充分利用内部既有农业提供面粉，又有牧业养殖提供肉食的基础上，将各族人民普遍喜爱面食的特点和善于制作面食的优势相结合，创新出馍馍铺、面条铺、牛肉面馆、羊肉面片馆等一系列新型经济形式。其中，兰州及其周边区域内回族、东乡族、撒拉族经营的兰州拉面、东乡手抓肉已成为陇西走廊内主要的餐饮名片，而青海海东地区的撒拉族、回族、东乡族群众则将拉面经济做到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当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不断增大，也带动了大家共同致富。

在拉面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撒拉族群众，打造出“撒拉人家”品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撒拉族的餐饮店已遍布全国200多个大中城市，带动了循化县很多的劳动力就业，其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北京、河南、山东等地区分布尤为广泛。据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该县撒拉族中拉面从业人员达23,050人，撒拉人经营的6204家拉面馆遍及国内288座城市，全年总收入达33亿元，从业人员的工资性收入上半年就有5.5亿元。得益于拉面经济，许多撒拉族家庭的经济与生活水平得以提升，经营拉面成为他们勤劳致富的新型经济模式。同时，在日益繁荣的拉面经济中，不少撒拉人也将故乡的藏族、回族等朋友吸纳进来，让他们也能有一份固定的收入，甚至资助他们新开店面。在访谈中，一位撒拉族面馆老板说：“我们撒拉族开拉面馆后，藏族家的男孩子、姑娘们来面馆打工。如果两口子都当服务员，一个月至少挣10,000块钱。道帏那边去的人多，那里有个撒拉族村庄，撒拉族开拉面馆的把藏族的年轻男女领着去的多。”

2.牛羊贸易中的经济互惠与农牧相连

陇西走廊的牛羊贸易与拉面经济互为补充，是在充分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新型经济互惠模式。尽管在某些方面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互惠模式的根本仍然是农牧结合的互利共生。从当前的情况看，这种模式下农区的蔬菜和面粉及牧区的牛羊依然是各民族之间交易的主要对象。近几年在国家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政策的推动下，农区饲草、牧区牛羊粪也成为农牧相连、互惠互补的媒介。所以，牛羊贸易经济在陇西走廊中是连接肉铺、各型饭店、市场、城镇、农区、牧区等的一条完整商业链条。各民族在这条商业链上既实现了农牧互补共济，也发生着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

在这方面尤其以撒拉族与周边藏族、回族、汉族等的牛羊商贸最具代表性。撒拉族在历史上就有“走藏”的传统，几乎所有的撒拉族商人常年奔走于藏族牧区、汉族与土族农区以及本民族之间，促进农牧产品互为补给和商业化。如一位撒拉族商人说：“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以及邻居们用骡子和马把面粉驮到甘家滩（现甘肃甘南）牧区里去换牛羊，再把牛羊卖掉，以此赚取中间的差价为生。我现在做生意也有20多年了，也是跟老人们一样，在周边藏族牧区里做买卖。我们科哇村上部全是藏族的牧区，那里买不上蔬菜和水果，但牛羊很多。我们有菜，也有面粉，就去跟他们交换牛羊、牛羊皮、羊毛，或者直接收购他们的牛羊。因为，跟藏族打交道时间长了，互相之间就产生了信任，假如我有时候没钱，也可以欠账。只要他们不着急用钱，一年之内还上都可以。如果有其他事情的话，互相之间也会随时打电话交换意见，能帮忙的时候，双方都不会推三阻四。”一位藏族牧人谈到他和他的一位撒拉族朋友在牛羊买卖上的关系时说：“我们都很了解各自的性格，当我把牛羊卖给他时，我也不会像对不认识的人一样给他提出很高的价格，他也不会给我很低的价格。所以他想买一头牛时，会直接找我。因为相互之间很信任，他只是从我发给他的照片里看看牛的肥瘦好坏，而很少亲自来看牛。之后，他有时间就来我家以合理的价格把牛拉走。”

概而言之，农、工、牧、商经济互补互惠是陇西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物质基础。陇西走廊各民族在经济上所形成的互补关系及其为维护这种关系而建立起的各种人际交往关系表明，“民族关系不是抽象的，必须建立在最基本的利益关系和日常交往之上”。而历史上形成的茶马贸易就为这“最基本的利益关系”的延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制定了无形的原则遵循、打下交往交流交融的人脉与情谊基础。在民间贸易中，不论是大型集市上的商贸活动，还是遍布城镇的大小集市贸易及至当下的新型餐饮经济，都是遵循着农牧结合、互惠互利的原则而共生共荣。那些既接地气，又有温度的民间交流和私人交往承载起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四、文化共享共有：多元文化并蓄交融

陇西走廊各民族尽管在语言习俗、体貌特征等诸多方面呈现出各自的特色，但陇西走廊这个共同生活的地理单元、长期的经济来往、频繁的民间互动等，造就了走廊内多民族在语言文化上的彼此采借、吸收，在口头文学和艺术上的共创共享、美美与共，最终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一）语言文化上互借互用

陇西走廊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裕固族还存在同一个民族使用两种语言的情况。总的来看，陇西走廊各民族语言主要分属两大语系。其中，汉语、藏语属于汉藏语系；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撒拉语、西部裕固语等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而撒拉语属于突厥语族西匈语支乌古斯语组，西部裕固语为突厥语族东匈语支。但这并没影响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反而在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中，语言上出现互用的现象。这些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通常都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所以，基于长期的采借和互用言语的传统，陇西走廊各民族成员大多兼通汉、藏双语乃至多语，进而直接促进了彼此的交往交流交融。

陇西走廊各民族语言中借用了较多的汉、藏等语言词汇，尤其是新词、术语的借用非常普遍，并且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也深受影响。如在东乡语中，10以上的数词、虚词、量词以及表示年、月、日、周、时的词汇都借自汉语。据20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资料显示，东乡语1593个词汇中，汉语借词有近一半；土族语词汇中，除了大部分蒙古语外，还借用大量的汉语青海方言来表达新事物、新概念，借用藏语词汇表达宗教用语。同样，保安语大墩话3020个词汇中，汉语借词占40.4%，而保安下庄话的3032条词汇中汉语借词为14%，青海保安语中还借用较多的藏语虚词；裕固族语言中也有大量汉语借词，后期的汉语借词还具有西北汉语方言和土语的语音特点；撒拉语中除借用如亩、本、张、套等汉语的量词外，还借用或音译了部分汉语和藏语词汇。

过去，陇西走廊少数民族群众普遍掌握当地的汉语方言，且多用汉文记事、写作。如保安族自东迁之后就开始学习汉语，土族则是在与汉族、回族的杂居交流之中习得汉语方言。因为走廊内大多数少数民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故在日常生活中多以汉文记事。如土族、裕固族中的宗教人士用藏文书写，早期的裕固族则使用回鹘文，后才逐渐使用汉文。另外，陇西走廊少数民族之间以及相邻民族之间互通语言的现象尤为明显，以往的老人们多兼通汉语和藏语，甚至不乏通用四五种语言者。居住在积石山的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群众之间，大多能用不同民族语言沟通和交流，部分回族也能熟练运用藏语交流。

当前，各民族之间仍旧相互学习借用语言。笔者在循化县调研期间，一位报道人跟我说：“我们撒拉族聚居的这7个村庄里绝大多数人都能说藏语。就像我一样，撒拉语是母语，自然会说。汉语和藏语这两门语言都是学来的，也会说，甚至我的藏语说得比汉语要好。我的孩子们也能用藏语进行日常交流。我还有一位藏族朋友，他的撒拉话也说得很流利。”另一位报道人也说：“我和藏族朋友的关系是从上一辈传下来的。在我们家里，我会说藏语。在藏族朋友家里，他的弟弟会说撒拉话。所以不论怎样，我们两家人在交流上一直没问题。”

（二）《格萨尔》史诗共传

《格萨尔》是我国藏族的一部英雄史诗，是世界上发现最长的一部史诗。但在社会上存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其只在青藏高原的藏族内部流传。而事实上，《格萨尔》在陇西走廊的各民族中也以不同文体广泛流播。如土族中所流传的格萨尔故事，主要有英雄诞生、北地降魔、与珠牡成亲等内容，演唱形式以韵散相间的说唱体和纯粹的散文故事体为主，其中韵文部分用藏语演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互助土族聚居区普遍传唱《格萨尔》，60岁以上的老人，没有不知道《格萨尔》的，他们可直接讲述其中的故事内容，还可以介绍当地艺人的情况。李克郁教授还专门翻译出版了《土族格赛尔》。在1958年之前，裕固族群众中普遍流传着《格萨尔》或《盖赛尔》，在演唱形式上，操蒙古语族语言的裕固族以散韵结合的形式传唱，操突厥语族语言的裕固族则完全以散文体为主而无吟唱部分。近年来，裕固族地区还搜集到《盖赛尔的故事》《盖赛尔大战霍尔王》等与格萨尔有关的传说故事。撒拉族民间的《格萨尔》以撒拉语口承故事为主，仅将格萨尔换成了由真主派来除暴安良的撒拉族英雄。据学者考察，在1958年时，不少兼通藏语的撒拉族老人能讲述一些有关格萨尔的故事。如美国堪萨斯大学的杜安妮博士就曾用国际音标记录过撒拉族艺人表演的《格萨尔》。

（三）“花儿”艺术共唱

花儿又称“少年”，是流行于甘青宁地区特别是陇西走廊的一种饱含深情的民歌。这里的“汉、回、土、羌、藏、撒拉、东乡、保安、裕固、蒙古等10个民族都用汉语特殊方言演唱，多元一体”，这既是陇西走廊各族群众共创共唱共享和情感共鸣的艺术结晶，也是各族人民和谐相处的载体。陇西走廊的各民族都将花儿视为精神食粮，并以花儿为桥梁，搭建起人与自然、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心有灵犀的平台。

据研究，仅青海海东地区历史悠久、影响较大的花儿会就有乐都瞿坛寺花儿会、大通老爷山花儿会、民和七里寺花儿会、互助丹麻花儿会等，并定期举办。这些花儿会既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也是各民族创造多姿多彩的花儿艺术、联络多民族间情感的舞台。如海东市乐都区每年农历六月十五日的瞿坛寺花儿会上，参加者不仅有周边的藏、汉民族群众，还有来自甘肃临夏的回族、东乡族等民族歌手。花儿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以汉语为主，并混合藏语、土语、蒙古语、撒拉语等词汇，巧妙地使歌词相互押韵，真切地表达出各民族间的特殊情感。如“青石崖头上的清泉儿，达恰恰孜个曲通果格（藏语：一匹匹花马在饮水）”“蚂蚁虫儿两头大，希登尼那仁达怀哇（土语：中间细得很哪）”。掌握着多种语言的各民族花儿歌手，时常奔走于不同花儿会之间，相互学习借鉴花儿演唱技巧，创作出系列体现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色彩的花儿作品。如回族花儿中唱道：“芍药和牡丹簍分开，当中里再栽个紫葵；回汉的格格簍分开，好像同胞的姊妹。”藏族花儿中也唱道：“黄铜红铜都是铜，高丽铜铸（哈）的火盆；汉民跟藏民结成亲，养（哈）个娃娃时心疼（可爱）。”这些花儿作品既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也是持续推动彼此交往交流交融的无形力量。

新时代以来，得益于国家政策在传统文化的保护、挖掘和发展方面的支持，陇西走廊的许多市县成立了花儿演唱团体，开办花儿茶社，录制花儿音像制品。如青海西宁市、海东市相继成立青海花儿艺术团、红兴花儿艺术团、西宁市群艺馆花儿剧团、花儿茶社等。“这些花儿剧团，常年活跃在民间……在青海文化市场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传承、传播手段和方式，增加了各民族以花儿为载体抒发胸臆、表达情感及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的新路径。

综上所述，陇西走廊各民族表现在语言文化上的互相借鉴、口头文学和艺术上的共创共享等富含哲理的文化观，极大地丰富了彼此的文化内涵，促成了陇西走廊“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也奠定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坚实文化基础。正如“花儿”这条红线一样，陇西走廊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共创共享把各民族的心灵、各族群众的情感紧紧地连在一起。

五、情感相亲相融：不是兄弟胜似兄弟

人际交往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起点和首要条件，而和谐的人际交往是促进中华民族成员之间团结互助、情感交流、文化融合的重要前提，也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外化体现。这在陇西走廊各民族间所形成的特殊人际交往关系中得以充分展现，特别是族际通婚、结拜兄弟等方式，更体现出“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真实而鲜活的场景。

（一）族际通婚：血脉互通的交往交流交融

陇西走廊各民族之间的婚嫁自古有之，也成为一项特殊的民族融合文化景观。循化的“吾屯族生男皆入寺为僧，生女赘汉人为婿”，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的裕固族钟氏家族，从第一代到第四代的20人中，7人是族内婚，13人是族际通婚。撒拉族、东乡族、回族之间的通婚更是屡见不鲜。这些涉及血脉互通的行为尽管纯粹属于个体生存的必需和交往的结果，但在调节区域内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带动乃至强化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的作用不可小觑。笔者在青海民和县调研时发现，来自甘肃古浪县、天祝藏族自治县等地的不少汉族男性入赘到民和县城周边的村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婚姻理念、人口结构和民族结构。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弥尔顿·戈登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中关于族际关系的讨论，他认为如果族际通婚率达到10%以上，就可以证明族际关系是比较好的。通过上述几个族际通婚率较高的案例，我们也可以认为陇西走廊的各民族之间，相互关系是非常融洽的。由此看来，族际通婚对促进民族融合、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二）结拜兄弟：超越血缘的交往交流交融

陇西走廊各民族间的结拜兄弟现象尽管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互利的产物，但在促进各民族间交流上作用甚大。这种不分民族和出生并超出血缘关系的“兄弟”关系一旦结成，彼此就会用一生来维护。如遇到干旱年景，牧草长势欠佳，土族人就带着礼物去找他们游牧的藏族或蒙古族结拜兄弟，请求允许该夏季在结拜兄弟家的草场上放牧，而游牧民们也总是慷慨帮助。回族、撒拉族等群众也会与土族人结拜成兄弟，他们的土族兄弟为他们的生意提供保护和暂住之所。土族兄弟外出时，在其穆斯林兄弟那里也得到同等的待遇。环青海湖一带的藏族和蒙古族尽管不食鱼类，却允许自己的结拜兄弟到青海湖捕鱼。在过去青海湖禁渔之前，每年冬季，回族、土族、撒拉族、东乡族、汉族等群众组队去青海湖捕鱼。每支捕鱼队带上一条哈达、一桶酒、面条和烟叶与当地的部落首领或重要的头人结拜成兄弟。他们可以在青海湖畔安营扎寨、拾柴生火。他们那些游牧的结拜兄弟也不会担心自家的牛羊被他们偷去。

陇西走廊内撒拉族与其周边藏族形成的“许乎”与“达尼希”兄弟关系，可谓诸民族情感上相互亲近之典范。居住在循化地区的撒拉族和周边藏族间存在的这种类似结拜兄弟的关系，是源于撒拉族小商贩在早期用自家所种的农产品，与藏族牧民进行交换过程中，基于经济上互惠互利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他们称对方为“许乎”或“达尼希”。“许乎”是藏语，“达尼希”是撒拉语，皆为“熟人”“朋友”之意。他们用“一个爸的儿子，一头牛的皮子”来形容彼此的关系，双方在生产生活中有共同的祖先隐喻、共享社会结构、共用自然资源，在矛盾纠纷中相互出面调解和相助。

撒拉族与藏族的这种兄弟关系得到很好的传承，并且在持续促进双方交往交流交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老人们介绍，这种关系一旦缔结多半会继续传至下一代，而且普遍认为从上一代传下来的关系要比新建立起的关系更加牢固。因为撒拉族所生活之循化历来是农牧交汇之地，所以直至今天，两个民族中的许多人依旧延续着上辈所形成的“许乎”与“达尼希”关系。一位藏族报道人深情地说道：“我的撒拉‘许乎’多，差不多20多个。我们这里的人基本上都有撒拉‘许乎’。我的撒拉‘许乎’是我小时候放牛时认识的，后来慢慢打交道，就到现在了。还有的是我爸爸传下来的，虽然现在上一辈的老人们都去世了，但父母‘许乎’的孩子们和我们又是‘许乎’。我们之间一直有来往，电话也打着呢，微信也加着呢。现在他们条件好了，经常微信里说要我们一起到白庄镇上吃个饭，或者他们来我们这里一起到草原上坐一坐。”许多人对这种特殊的兄弟关系有着很深的情谊。“以前生活困难的时候，‘达尼希’家因为土地多，粮食就相对充足。所以我们家夏天没粮食或者粮食不够的时候，我们就去‘达尼希’家先借一二百斤粮食（小麦）或者面粉，等到秋天我们的粮食分下来之后就再还给他们。”而近几年来，这种特殊关系下的同甘共苦、互帮互助关系依旧在继续。如撒拉族在拉面生意中介绍自己的藏族“达尼希”来打工，甚至帮助指导他们开新店等现象就是鲜活案例。

总而言之，不同民族之间通过婚姻缔结形成了姻亲关系和血亲关系，这种建立在婚姻基础上的族际关系，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融。而在不同民族民间普遍存在的虚拟的结拜兄弟关系，则是血亲和姻亲关系之外的另一种族际关系，它也是促进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种方式。从上述陇西走廊各民族间的关系不难看出，不论是族际通婚，抑或是结拜兄弟，都是形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形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陇西走廊各民族间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

结语

陇西走廊自古就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地带，厚重的历史文化为这一空间贴上了精彩的历史光环。陇西走廊的藏族、汉族、回族、蒙古族、东乡族、土族、撒拉族、裕固族、保安族等民族，在族源、语言、生计模式等各方面具有多元化特征，但各民族间互通有无，建立起密不可分的休戚与共关系。这也使陇西走廊的农耕、游牧和商贸有机结合，并呈现出独具的特色，进而在促进走廊内部及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发挥了凝聚、连接的作用。由此，我们能从中得到些许认知：一是陇西走廊及其周边各民族在历史上就形成的交往交流交融情景，并不是某一民族“开发”或某种文化单方面“教化”的结果，恰是走廊内多民族相互调和、相互促进、互学互用的结果。二是陇西走廊内的各民族通过日常生活事项、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等途径扮演着润滑剂的角色，进而减少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沟通的阻力和交往交流的障碍，推动了陇西走廊内外多民族互惠互利的人际交往和精神文化上的情感共鸣。三是陇西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实，有力诠释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关系，更是完美地呈现出陇西走廊内外各民族间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四是在关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的民间交往交流交融更倾向于互利共生，且充满着烟火味和人情味，民族成员的交往关系在推动整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的作用不可忽视。总体而言，陇西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是中华各民族在华夏大地上互动的自然缩影，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浓缩。其中“和而不同”的思想智慧促成了陇西走廊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也为我们重新思考我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现实提供了独特的地方经验与民间视角。

责任编辑：陈燕

执行编辑：伍琼华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篇幅限制，注释从略。若需引用，请查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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