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业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案例研究”专题 （二）| 严庆，张建兰：从西江千户苗寨看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空间生产的视角

【作者简介】严庆，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族历史观研究”(22&ZD210)阶段成果。

【摘  要】旅游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行为，旅游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旅游也是促进文化交流，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旅游产业的发展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场域和空间。旅游的发展往往给旅游目的地带来空间改变，引发空间生产主体的变化，促成空间实践、空间表象与表征性空间的三位一体。从空间生产的三个维度出发看西江千户苗寨景区的旅游促“三交”，可以看到景区通过描述改造景区物质空间、打造主客共享的旅游文化空间、彰显中华文化认同三方面的实践，呈现了各民族在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场域内发生的交往交流交融事象。

【关键词】旅游；空间生产；交往交流交融

旅游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后寻求的一种较高层次社会活动。随着我国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使社会对旅游的需求不断增大，旅游也变得日益普遍。旅游的流动特性决定其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简称“三交”）方面能够发挥独特功能，旅游也是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有力抓手、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

贵州省旅游资源丰富，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尤为突出，西江千户苗寨景区便是典型代表，其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具有天然而独特的优势。本文采用空间生产的视角，以西江千户苗寨景区为例，呈现与探讨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和意义。

一、旅游具有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功能

（一）旅游及其特点

旅游，英文为tourist和tourism。1811年，tourism一词首先出现在《牛津词典》中，释义为以消遣为动机的旅游理论与实践。国内外对于“旅游”存在多种定义，最早的可追溯到1905年，盖耶(Guyer)和费勒(Feuler)首次将旅游定义为“一种现代世界的独特体验，这是人们基于对生活变化，对娱乐的追求，对自然和艺术之美的渴望，以及提升幸福感的信念。”之后，旅游被不同学科领域所提及和定义。及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旅行资料中心(U.S. Travel Data Center)统计旅游及旅游者的相关定义达43种之多。其中1942年瑞士学者汉泽克尔(Hunziker)和克拉普夫(Krapf)给出的旅游定义在20世纪70年代被旅游科学专家国际联合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d’ Experts Scientificin Tourism)采用。此外，国际官方旅游组织联盟(IUOTO)1963年首次对旅游者(tourist)作出官方定义，并于1968年得到世界旅游组织的批准，这是最被广泛接受且技术性最强的旅游者定义，1991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对旅游作出了新的定义，并于1993年获得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认可，该定义为：旅游是人们出于休闲、商务或其他目的，在其惯常环境之外旅行并逗留不超过一年的活动。之后，我国国家统计局等官方机构及教科书等均采用了这一定义。目前，我国一些学者基于“空间尺度”“出行目的”“旅途行为”3个要素的分析，对旅游作出了一个最新的定义：旅游是人们离开惯常环境，前往任何目的地，从事了非日常的活动，由此引发的现象总和。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认为旅游是一种跨区域活动，它是离开惯常生活环境到异地空间的一项活动。同时，旅游也是一种综合性强的体验，旅游过程涉及“吃住行游购娱”等多方面。旅游活动具有空间异地性，旅游往往带来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在旅游空间中，游客、当地民众、旅游业经营者等主体通过文化的接触与交流不断增强情感联系、引发心灵共鸣。

（二）旅游为促进“三交”创造条件

1999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第十三届大会通过的《全球旅游伦理规范》明确强调了旅游对促进人民和社会之间相互了解与尊重的贡献。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旅游业带来进步。作为全球经济最大的部门之一，它具有沟通文化、创造新机遇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力量。同时，旅游业也是促进社会和谐、和睦的力量，它能增进当地居民和游客之间的了解，促进文化交流、促进文化理解与欣赏。

旅游的流动性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会。现代社会是流动的社会，旅游的本质决定了旅游具有异地流动性的特点，所谓旅游的异地流动性是指人们求新求奇的审美需求是通过离开居住地到异地环境中去旅游而实现的。旅游的异地流动性产生于旅游者的空间移动中，正是在具体的旅游活动中，旅游者形成了自己的旅游空间，也就是旅游者所处的某个地理单元或者场地，包括特定的旅游资源与部分服务的综合空间。旅游者在旅游空间中发生资金使用、文化体验、生活方式交流等“流动”现象，实现游客与东道主、游客与游客、东道主群体内部的互动和交往。此外，旅游活动同时还伴随着经济、信息、技术等要素的流动，是不同区域经济利益共享、文化交流互鉴、社会包容和谐、民族互动往来的重要途径。实践证明，旅游能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旅游过程中，民族交往空间不断拓展、民族交流水平不断提升、民族交融格局不断深化。

旅游业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联合国旅游组织晴雨表(UN Tourism Barometer)数据统计，2023年全球旅游业直接国内生产总值(TDGDP)达到3.3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与2019年持平。我国文化和旅游部统计，2023年我国国内出游人次48.9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23.61亿，同比增长93.3%,是2019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出游人数最多的一年。旅游及相关产业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自2014年以来，全国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逐年提高，从2014年的27524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44672亿元，年均占GDP比重4.29%。现代旅游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是人们追求身心健康愉悦的需要。随着我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使人们对旅游的需求不断增大。旅游业已成为我国发展速度最快、国际竞争优势明显的产业之一。在贵州，旅游业已全面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全局，成为具有后发优势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旅游是增进各民族共同性的有效社会活动。旅游的跨地域性、跨文化性能够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基础，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由于地理、历史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各民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特点，少数民族多聚居于一地，历史上因居住格局和民族意识常常导致民族区隔，从而阻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伴随着大流动、大融居新格局的形成，各族人民的接触与交往不断增多，而交通、互联网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则加速了各民族交往交流的进程。旅游基础设施的改善与提升进一步增强了旅游目的地对游客的吸引力，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则降低了旅游的时间成本、缩短了物理空间距离。旅游将游客从熟悉的空间转移到另一陌生空间，使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在交往中加深了解，在交流中增加信任，在交融中缩短心理距离。事实表明，旅游有利于增进区域间、民族间的文化理解与认同，也有助于增强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增进各民族的共同性。

2018年3月，国家为了增强和彰显国民的文化自信，统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在整合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职责基础上，设立了文化和旅游部，旨在充分发挥旅游传播、推动文化交流的作用。旅游的过程也是文化接触、辨识、体验、反思、借鉴的过程。文化有助于提升旅游的品质内涵，旅游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发展，两者相互促进。旅游也能够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二、旅游给西江千户苗寨带来的空间变化

（一）贵州进入旅游快速发展期

进入新世纪，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渐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指导性原则之一，国家制定各种政策措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其中，以旅游业的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具代表。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指出国家民委要配合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做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的制定和实施。2022年6月，文旅部、国家民委、国家发改委三部门印发《关于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的意见》，决定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此后，各地陆续出台关于旅游促“三交”的计划和实施方案。

贵州省委、省政府把旅游产业化作为贵州高质量发展的主打方向之一，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旅游发展的文件，如《贵州省旅游产业化目标体系及考核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贵州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关于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旅游产业化建设多彩贵州旅游强省的意见》《关于加强金融支持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文化旅游业综合引领消费十条措施》等。2024年3月，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开展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实施方案（试行）》。贵州省还积极融入全国旅游空间新格局，嵌入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积极同周边相关省份和城市开展旅游协作，建立起区域旅游市场互惠机制，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送客源。2023年长江上游地区的青海、西藏、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六省（区、市）签约了共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长江上游示范带协议；2023年9月，为宣传和发扬长征精神，举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论坛”；2023年12月，桂林市、赣州市、遵义市、延安市、丽水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龙岩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等8个城市，结成重走长征路红色旅游城市联盟。此外，加强与东部沿海地区游客旅游协作，多举措促进东部沿海地区游客入黔旅游。2024年3月推出广东省、港澳台地区居民享受贵州全省国有A级旅游景区门票免票优惠。通过开展旅游协作，以游客的流动促进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二）千户苗寨的旅游资源及村寨空间改变

西江千户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东北部的雷公山麓，由十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形成，截至2018年，西江有1400多户，6000多人，其中99.5%是苗族，故称“千户苗寨”，是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已有上千年历史，是一个保存苗族“原始生态”文化完整的地方，为领略和认识中国苗族漫长历史与发展的首选之地。西江千户苗寨拥有苗年、吊脚楼技艺、鼓藏节等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村寨周围形成了以梯田、森林为特色的地理景观，规模庞大的吊脚楼建筑“依山而建，择险而居”，展现了高超的营造技艺，也成了整个苗寨最盛大的景观。西江千户苗寨核心区域面积约5平方公里，由平寨、南贵、也东、也通、羊排、也薅、欧嘎、东引8个自然村寨组成，白水河从村寨中间穿过，沿河修建的7座风雨桥联结起了村寨的生产生活，形成了村寨空间的核心范围，也构成了旅游开发后景区的核心范围。

西江，是苗语“Dlib Jangl”的音译，“Dlib”（西）为苗族支系名，“Jangl”（江）有多种含义。第一，意为“商讨”，根据当地传说，西江是祖先向“赏氏族”商讨得来的，西江以此得名；第二，意为“河流弯曲”，穿寨而过的白水河在这里形成一个自然弯道，人们称呼居住于此的人为居住在河流弯曲处的西氏苗族；第三，指人名，在苗族古歌中，有一位弯着腰、驼着背的苗族老人“Jangl”和西氏苗有着很大联系，为了纪念他而命名。不管何种传说，都显示出西江千户苗寨先民迁徙到此的时间之久远。受自然地理条件影响，历史上的西江苗族呈现出较为封闭的发展状态，也创造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如“鼓社”制度以及信仰、服饰、饮食等方面的文化要素。

这些文化要素共同生产和形塑着村寨空间。传统村寨空间可分为两部分：具有禁忌元素的神圣空间和世俗生活空间。神圣空间是村寨共同体生活空间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联结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的场域，是一种人神共存的空间。西江千户苗寨的神圣空间有起鼓场、芦笙场、保寨树等公共空间以及每个家庭中设在吊脚楼二层堂屋中间的祖堂。这些神圣空间是举行鼓藏节、苗年等传统节日的场地，是维系村寨共同体、实现地域社会整合的场域，更是传统村寨秩序空间的表达。这些神圣空间分布于村寨各处，嵌于世俗空间中。

苗族生活化的世俗空间包括除神圣空间之外的整个村寨空间以及村寨周围的山、水、林、田、地。传统村寨空间是村寨共同体成员通过集体劳动改造自然（土地）以获取相应生产、生活资料的结果。世俗空间是日常生产、生活的物质空间，是有形的。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都是村寨共同体在相同的地理环境基础和相同的文化形塑下形成的，具有较为稳定的特性。传统苗族村寨的村寨共同体成员是村寨空间生产的唯一主体，主导关系是人与地理环境（自然环境）的关系。

旅游开发后，传统的村寨空间逐渐发生改变，神圣空间逐渐朝着兼具世俗空间功能的方向转变。在神圣空间进行的传统仪式和器具逐渐增添了世俗的观赏功能。究其原因，旅游发展过程中旅游相关群体的进入，致使空间生产主体发生改变，由具有相同信仰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传统单一主体（寨民）变为不同背景的多元主体。从而引起了空间生产主体的变化，进一步引起社会关系的改变。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从马克思思想体系的研究出发对空间进行探讨，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并解释其含义：物质性自然的空间正在消失，每一种生产方式及其亚变种的社会都生产出一个空间，空间包含着众多的交叉，每一个交叉都有其指定的位置。根据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空间生产的实质是社会关系的改变。空间中有无数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空间。西江千户苗寨在旅游开发后，由于空间生产主体的变化导致了空间生产的变化。

（三）旅游引发空间生产

西江千户苗寨发展旅游业前，空间生产的主体主要是村寨共同体成员。旅游开发后，空间生产主体增加了当地政府、西江旅游公司、商户等旅游利益相关者、游客等多个主体。空间生产目的也由当地民众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生产生活资料以谋生转变为各空间生产主体在旅游活动中的各取所需。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由单一主体（村寨共同体）对自然的生产改造转变为多元主体在空间中的合作与竞争。

旅游发展过程中，由于多元主体的进入影响着空间生产，使空间生产路径发生了变化。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不同主体追求的目标不同。当地政府往往追求经济社会发展政绩。西江旅游公司一方面作为政府代理人，有着和当地政府一样的利益追求，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又有着纯粹经济利益的追求。西江旅游公司接受当地政府领导的同时，沿着市场化、企业化的道路向前发展。商户作为理性经济人，以纯粹经济理性为行动准则，其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外地商户的进入，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当地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当地民众主要生计方式由农耕、外出务工向参与旅游活动获取经济报酬为主转变，越来越多的村民通过旅游发展实现了致富目标，当地民众的目标一方面是经济收入，另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赓续发展。以西江景区公司为主导、当地民众参与的苗族传统文化展演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发展的一种方式。游客作为旅游活动中的核心主体，是旅游业者经营服务活动的对象，游客的需求往往对景区具有重要影响。

当地政府、西江旅游公司、商户、当地民众、游客等主体之间的诉求不同，影响着西江千户苗寨景区旅游空间的生产。虽然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同，但都有一个基本共识：大家都从西江千户苗寨旅游中获益，只有在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向好发展，自身利益才能实现正向发展。因而各主体之间总是存在着妥协的一面，“多元共生”成为西江苗寨旅游发展过程中最大的社会特点。各主体之间结成了“旅游命运共同体”联盟。但由于空间与资源有限性，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各旅游主体之间无可避免地具有竞争性。因而，各主体之间在联盟之下存在着对空间资源的争夺，引起了传统空间的变化，并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具有禁忌的神圣空间被打破，成为旅游景观与文化展演场所。起鼓场、芦笙场、保寨树等神圣空间变成了旅游景观，芦笙场还成为苗族文化展演场地之一，西江旅游公司主导的文化展演活动每天都在这里举行，吸引无数游客驻足观光。起鼓场附近、芦笙场周围也改造或新修了商铺，这里不仅仅是当地民众的神圣空间，也成为西江旅游公司文化展演的空间和游客活动的空间，更成为旅游商铺的经营空间。在神圣空间内举行的鼓藏节、苗年等传统节日仪式，其内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旅游开发前，传统节日的参与者为当地群众，举行节日仪式的主要目的是“娱神”，即通过向祖先献祭礼物，求得祖先的恩赐。旅游开发后，节日的参与者趋向多元，这些传统节日在西江旅游公司主导下增添了更多展演内容，目的是向游客展示苗族传统服饰、传播传统文化，兼具“娱神”和“娱人”双重功能。

其二，世俗生活空间功能发生变化，原本以居住为主要功能的吊脚楼，成了西江千户苗寨景区不可或缺的一道景观。吊脚楼房屋结构和空间设置也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改变。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一些村民看到了商机，将日常生产生活中所需空间全部压缩到同一层，将第二层的生活空间和第三层的杂物全部转移到第一层，再将腾空的上两层空间改造成农家乐、民宿酒店等，增添了马桶、空调等设备，专门为游客提供服务。这些经过改造的吊脚楼有的成为自营旅游服务场所，而一些沿主要街道分布的吊脚楼往往用于出租。总而言之，吊脚楼不再是当地民众独有的生活空间。传统村寨的其他公共空间连同吊脚楼等生活空间一起变成了村民、游客与商家共同拥有的空间。

空间的改变，符合现代社会人们对生活空间及品质的需求，在成为传统景观的同时，也具备了现代社会空间的功能，满足游客的吃住行游购娱需求。民族文化在空间变化中得到传承、发展，进而实现民族文化再生产，这促进了当地民众现代商品经济意识的树立，也促进了当地民族文化发展取向现代化。

在融入现代旅游业市场的进程中，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凭借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具有特殊的优势。一方面，旅游活动的深入发展，促进了对当地苗族传统文化生活元素的关注与利用，其文化审美价值不断得到发掘。另一方面，作为现代产业之一，民族文化的商品化由现代市场经济逻辑主导，又产生了经济创收的显著特点。空间的变化有力促进了当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民族文化向产业文化转变，同时赓续了当地民族特色。这些特色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游客欣赏特色文化的过程，也是增进各民族相互了解的过程。

三、“三元辩证”空间促进“三交”

（一）“三元辩证”空间

列斐伏尔超越了传统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二元划分，提出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命题。从“生产”的角度，将空间视为一种互动性的或者追溯性的产物并介入生产活动本身，成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实现空间的生产。在此基础上，将空间划分为辩证统一的空间实践、空间表象、表征性空间。我们可以将西江千户苗寨的空间进行分解，与三元辩证法的空间结构进行对应，如表1所示。

表1 空间“三元辩证”含义及西江千户苗寨对应空间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厄(Pierre Bourdieu)进一步发展空间理论，提出了场域的概念，他认为场域是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空间、一个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也是一个充满争斗的空间。宋秋、杨振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旅游场域的概念，认为旅游场域是发生在游客惯常环境之外的，依据资本在东道主各方以及游客中的分配情况而形成的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随着旅游的发展，地方政府、当地居民、游客、投资商等主体在旅游场域中依据各自的惯例开展角逐。在此过程中，旅游资源成为一种旅游资本，为地方政府、旅游经营者、当地民众参与旅游活动奠定了基础。

（二）“三元辩证”空间促进“三交”的理论逻辑

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在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种递进关系。民族交往是发生族际接触后浅层的互动行为。民族交流是交往主客体之间在民族交往基础上进一步互动的过程，包含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其中文化交流是核心。民族交融指在民族交往交流基础上产生的文化涵化、文化交融现象，在微观上体现在血缘、习俗、信仰心理等维度的交融，在宏观上体现为社会结构上的交融。在多民族社会中，民族关系的稳定及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有赖于不同民族之间在社会结构上的相互交融。旅游过程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表现为旅游活动中的族际接触、旅游主体间民族文化交流、旅游过程中各族群众深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空间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基础，旅游的感知过程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旅游者从认识客观的物质空间和族际交往开始，继而在文化的碰撞交流中深入认识当地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涵。传统优秀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都以真、善、美为底色，有着共同的内涵、价值和目标取向，在文化交往交流中不断深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实现民族间的交融。如图1所示：

图1 三元空间促进“三交”的理论逻辑

族际接触能够增进民族彼此间的了解，旅游是族际接触的重要路径，通过空间距离的折叠，搭起了民族交往的桥梁，为民族间产生情感共鸣提供基础。西江千户苗寨景区旅游过程中的民族交往可分为村寨内部的交往，当地民众与西江旅游公司、商户等旅游经营主体的交往，当地民众、旅游经营主体与游客之间的交往等多种类型。旅游活动中的交往行为属于浅层交往，其在三元空间中属于空间实践，是能被感知到的空间交往，是“每一种社会形态的特殊位置与空间特征集合。”

在民族村寨旅游活动过程中，民族间的经济交流是最基础的交流形式，旅游活动包含“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每一要素都与经济交流息息相关。民族间文化交流是最重要的交流形式，包含生产生活方式、饮食服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建筑风格、宗教信仰、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的交流。游客通过与当地民众、经营主体的互动，从物理空间距离的“走近”转向心理距离的“走进”，深入了解当地社会结构和精神信仰。其在三元空间中呈现为空间表象，游客能从“台前的、公共的、公开的”的文化“符码”中解构“隐藏的、秘密的、受压抑的”的生产关系和深层文化。

在旅游中的民族交融更多地表现为民族文化的交融，不同文化在广泛交往、全面交流中不断创新、融会贯通，“在传承中扬弃、在传承中融合、在传承中创新”。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华文化由各民族优秀文化汇流而成，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各民族文化不断相互交流互动、吸纳借鉴，形成一个共性的文化基础，从而夯实中华文化的根基，以此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旅游景区建设促进“三交”

在空间生产视角下，空间实践、空间表象、表征性空间是三位一体、同时存在的。从三者各自的角度出发，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可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空间实践：改造景区物质空间，为民族全面交往奠定基础

空间实践指向物质实践性生产活动对空间的占用和使用。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当地政府、西江旅游公司、当地民众、景区商户等西江千户苗寨空间的主要建构者，通过对景区物质空间的改造，将当地民众居住的村寨空间改造为可同时接待游客的空间。

2008年，借第三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契机，雷山县委县政府调动各方资源、整合资金，对西江千户苗寨道路、河道等基础设施进行修整和扩宽，对苗寨整体景观进行了初步规划，对传统苗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等进行科学指导，牵头开展旅游接待培训，招商引资促进苗寨经济发展。这些措施使传统苗寨空间发生了变化。旅发会后，西江千户苗寨的游客不断增多，西江千户苗寨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全文简称“西江旅游公司”）应运而生，在西江旅游公司支持下，在景区内出现了很多展示、传承、保护传统苗族文化的场所，如观景台、西江博物馆、芦笙场、美丽西江表演场等。近年来，西江旅游公司集当地传统文化精粹，打造的“嘎歌古巷”旅游文化展示街，汇集了“古歌堂”“鼓藏堂”“刺绣坊”“蜡染坊”“银饰坊”等传统文化展演区，成了游客必打卡的一个热门地。这些场所、空间成了当地人和游客交往交流的一个平台。

当地一些群众利用自家房屋改造成家庭博物馆，建造了一个与各族游客直接接触的场域和文化交流的空间，使游客亲身实践、深度体验苗族文化。阿幼民族文化博物馆的主人李文芳说“我希望千里迢迢来到苗家的游客带回去的不只是一路的风景和视觉印象，更多的是能让游客真真切切地体验，画一幅蜡染，当一回苗家姑娘，在一个祥和的苗家木屋里，在一片和谐的苗寨风情中，感受苗家人对自己民族真善美的淳朴表达。”阿幼民族文化博物馆以蜡染非遗体验、苗族刺绣、苗族织锦为特色。该博物馆日常销售苗族蜡染、刺绣等手工艺品，也开设蜡染等非遗体验等项目增加收入，每年旅游旺季时，仅非遗体验一个项目的收入每月可达八九万元左右，可想而知，游客对苗族文化的热忱。一些游客回去之后，常常通过老板和店员微信回购蜡染等民族特色产品，也常常推荐身边好友购买。此外，农民画家李玉福创建的枫香阁博物馆以展示传承农耕文化、苗族文化为主题，同时设置一些体验活动，如穿苗服、吃长桌宴等。在此过程中游客真正体验和融入苗族同胞生活，让心灵获得“诗意的回归”。几名来自广东的游客，特意来参观李玉福的画。其中一人说道：“我很早之前看过一些关于西江千户苗寨的纪录片，对农民画家李玉福的画比较感兴趣，就特意过来参观了。画的形式很夸张、抽象，但从中能看出苗族同胞生活场景、特色习俗与价值观。”目前，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内有数十个不同主题的家庭博物馆。各类主体对旅游空间的物质改造，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基础。

2.空间表象：塑造主客共享的旅游文化空间，为各民族广泛交流营造良好氛围

空间表象指向空间符号的概念化表达与空间意义生产的过程。当地政府和西江旅游公司为主导多举措多形式塑造公众精神文化空间，积极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气氛。2023年，承载当地文化的芦笙场以“民族团结广场”的身份被更多游客熟知，景区结合当地民族文化，在广场周围张贴了许多民族团结进步的标语，如“踩鼓要同步，结寨要齐心”“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心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从“眼见之处”营造民族团结进步良好氛围，凸显各民族“同呼吸、共民族、心连心”的中华民族认同。文化具有群体性，文化的民族性属于文化群体性的一种，各民族的群体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西江旅游公司在民族团结广场每日推出两场“民族团结舞”展演，在当地群众带领下，游客纷纷参与其中一起踩鼓、跳舞。当地群众与游客在民族交融、同心齐步中演绎“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华美乐章。2023年以“民族文化铺就民族乡村振兴路，旅游促融民族团结一家亲”为主题，完成了“西江乡村振兴·民族团结交流馆”的建设，并对当地群众和游客开放，通过文化展板、图文介绍及景区讲解员解说等形式直观呈现在旅游作用下西江千户苗寨的发展、振兴之路的同时，也呈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团结奋进的故事，以案例生动诉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

近年来，旅拍成为一个热门旅游项目，远道而来的游客喜欢穿上当地民族服装，拍照留念。很多旅游公司把旅拍项目作为招徕游客的一种方式，贵州某旅游公司就把旅拍体验当成旅游行程的特色，该公司导游说：“旅拍是近年来开始流行的，旅拍能很直观地体现出当地的特色，是文化传播、交流最普遍的形式。现在不管到哪里，游客尤其是女性游客大都喜欢旅拍，比如去甘肃拍‘飞天’、去西藏拍藏族服饰、去吉林拍朝鲜族服饰等等，来贵州旅游，到西江千户苗寨肯定要拍苗服了。”一位游客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在西江千户苗寨的旅拍照片，并说道：“穿上苗族服饰，做了一回苗家姑娘。”西江的旅拍呈现出多元文化发展趋势，传统苗族服装不断进行改良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结合的风格，除了随处可见的苗族服饰外，彝族、侗族、水族、藏族等民族风格服饰也很常见。至2024年1月，西江千户苗寨苗服出租和含旅拍商户增长至232家。整个景区空间呈现出各民族深入而全面交流的良好氛围。

3.表征性空间：彰显中华文化认同，为各族群众深度交融夯实基础

表征性空间既与直接的、亲历的生活相连，又与间接的、想象的精神相连，表征性空间以空间中的活动为基础。在此领域内，旅游活动中的游客在交往交流交融实践中不断增进苗族文化的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在当地政府和西江旅游公司的主导下，在村寨内部打造了众多当地群众和游客共同经历的、生活的公共文化空间。通过成立西江苗族博物馆、建立民族团结广场，传播民族团结故事等形式，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等意识植入当地群众和游客生活，持续影响他们的观念和认知。在景区苗族博物馆内，游客了解到苗族历史可追溯到黄帝炎帝大战蚩尤时期，深刻感悟到苗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深刻认识到苗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团结广场，游客与当地群众一起载歌载舞，互动交流。脚下踩着象征团结的“鼓”（民族团结广场是一个铜鼓造型），手上牵着同胞的手。此时此刻，中华民族一家亲具象化了。各民族交融的实质是增强民族间的文化共同性，同时尊重和保护各民族特色。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是增强各民族共同性的有效方式，旅游是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旅游能够有效推动各族群众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相互借鉴、习俗上相互尊重、情感上相互亲近。

当地独具特色的敬酒歌充分体现了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现实。以“高山流水”敬酒礼仪为例。“高山流水”敬酒仪式来源于传统苗族婚礼接亲习俗，苗语称“酒哈调忒”（苗语音译），直译为“楼梯酒”。在此基础上，融合其他民族元素，逐渐发展成了现在的“高山流水”并成为西江千户苗寨景区的一大餐饮特色，因其参与性、互动性较强受到游客的追捧和喜爱。敬酒时的酒歌有《我在贵州等你》《干一杯》《北京有个金太阳》《北京的金山上》《见到客人心欢喜》《朋友远方来》等各民族歌曲，演唱形式有汉语和苗语等。当地人认为，不管哪个民族的音乐，只要好听就唱，大家开心就好。每当伴奏的芦笙吹响《我爱北京天安门》时，游客和敬酒人同声歌唱，各族群众在此过程中产生情感共鸣，不断深化“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心理认知。在文化的交融中增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推动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结语

旅游空间为各民族交往交流提供了物质基础，旅游空间生产的过程蕴含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西江千户苗寨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旅游促进各民族流动，西江千户苗寨作为贵州省的一个著名景区，汇聚了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游客和从业者。其二，旅游推动各民族在经济交往中相互依存、共同富裕，各方旅游主体在旅游业活动中深度互嵌。同时，以西江景区旅游消费市场为核心，当地大力发展订单农业，有针对性地深入实施种养产业，着力让群众在景区产业链上持续增收。其三，旅游促使各民族文化共享与相互借鉴。其四，旅游促进各民族心理交融，搭建起心理交往的桥梁纽带，各族群众在旅游西江千户苗寨邂逅，深化了情感联结与心理交融。就像游客感叹的那样：“单纯的风景只能带给观赏者视觉的冲击，有心灵的风景会与观赏者建立不忘的情怀。西江千户苗寨有精神归属、故土情结、民族情怀。”

在西江千户苗寨这一旅游空间中，各族同胞在交往中凝聚起“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识、在交流中展现“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画卷、在交融中构筑起以“真、善、美”为底色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