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成中英
来源：《世纪之交的抉择》（成中英文集）
家庭背景和孩提时代的环境，对一个人的性格和兴趣的形成，有着无形的影响力量。我从小就养成凡事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这大概就是受到这种无形力量的影响吧！
我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成惕轩从小就在祖父炳南公鼓励下精读古书并治旧学。我的故乡湖北省阳新县龙港镇一带，丘陵环抱，有富河之水蜿蜒直达长江南岸。按照祠堂序谱，我的祖先可上溯周代，为文王姬姓之后，但因依封地取姓为成。秦代乱离南迁，不知经过多少代繁衍，迁至汉中云梦一带，阳新（清时名兴国府）成家在宋明时即已聚族成村。在我的祖父之前数代，都刻苦耐劳，是一个传统社会中的耕读之家。到我祖父时，手中有些积蓄，乃在故乡山间筑楼，作为我父亲专心读书之所（此楼在我父亲后来写的诗中称“藏山阁”。父亲并著有《藏山阁诗》一卷），那已是民国十多年间的事了。父亲后来离乡负笈南京，进新式学校，并通过国民政府全国第一届高等考试，在中央机关任职。
父亲在南京和我母亲徐文淑女士结婚，我也就在卢沟桥事变前两年，诞生于南京鼓楼中央医院。父亲为我取名为“中英”，显然有盼我成为中国之英华的意思。自我有记忆以来，我就记得父亲常常把卷读书，朗朗有声，心中不禁油然生出敬书、乐书、爱书的感情。抗日战争起，我们举家经湖北老家搬迁到四川重庆。于是，我的幼儿时代和小学时代初期，也就在四川重庆乡下嘉陵江上游的一个乡村庄院（名洪家榜）度过。
回顾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我觉得对我发生影响的事可述的方面主要有：
1．喜欢刨根究底
我喜欢探索到底的性格。据我母亲所说我从小就好奇多问，对天空尤其特有兴趣，许多新鲜的事物吸引我，我都要一探究竟，而且还乐于亲身经历。我记得3岁时，我与小同伴到田间捉蝌蚪，有一小同伴吞食了一二只小蝌蚪，我也毫不犹豫地一试，一口气也吞食了二三只，回来告诉母亲，让母亲大吃一惊。住在乡下，天天都接触到自然界的花木、草石、鸟蛇虫兽。我开始入学是到离家两里外的一个旧庙里，每天一早一晚都要穿过许多山径田坎小路，沿路上都会碰到虫蛇，有时还会听到豹子吼叫；我虽心怀恐惧，却又渐能习惯，并养成镇静观变的心态。更重要的是，与自然界如此密切的接近，这确是一种重要的体验，使我对大自然有一种亲切感。以后，我嗜好爬山，至今还喜欢到海中游泳。这都是受童年经验的影响所致。大自然中强烈的生命气息和多彩多姿的变化，不是经常与大自然为伍的人，是体会不到的。后来，怀特海和柏格森的哲学能对我有吸引力，也是根源于此。
我自己坚信，宇宙充满生机，大小生物息息相关，生命于穆不已。这也是我心灵深处的一种体验。我深信，中国哲学的开端必须以这种体验来了解。我所经历的自然虽有许多令我恐惧的事物，但却不足为害，也未造成巨大的威胁和灾难；一切经验中的变化对人的影响，也都是人力所能实际控制、防止或化解的；但这种控制、防止和化解，并非把自然奴役改装，更非与之隔绝，而是顺应配合，以求物我和谐并行。另一方面，大自然在我的体验中也未构成奇迹，这与处在沙漠地带或热带森林，或航行于汪洋大海的人的感受，应完全不一样。人确是要靠天吃饭，但天也必须可靠；如果天不可靠，那么人就必须自作发明，另谋出路。
中国人所体会的天，正是一个可信、可靠、友善的自然生命力，这与希伯来人在绝望中体验到的上帝和印度人在幻觉中憬悟到的大梵天，以及希腊人在奋斗中想像的宙斯大神毕竟不一样。这也许就反映了人对所处生活环境（生活世界）的不同体验；客观的自然能在不同的状况下，造成不同人的原始存在实体意识观念。从这一点出发，后来我提出了“文化意识原始取向”论，认为中、希、印三种文化取向的差异都来自原始的自然体验，以及相应而形成的自我意识。这一原始自然经验和自我意识，也就规范了后来发生的哲学思想，同时成为哲学理性化的对象和主体。这一了解的线索，不能不追溯到我自己从小对自然的感受。
2．总是想知道真实
我童年中另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听故事。小时常在庄院的院落里听邻居长辈们讲故事（四川人谓之为“摆龙门阵”），讲的人是津津有味，听的小孩也都聚精会神。故事的结果往往令人心中释然，也往往令人大失所望。但毕竟有一结果才能叫人心安，否则就叫人彷徨不安。我从小就喜欢听故事，我母亲也喜欢讲她小时候的事给我听。许多民间故事（包括许多鬼怪故事），我都是小时候听来的，所以在小学四年级就看了《封神榜》、《西游记》之类的书，我听故事就想知道情节如何发展，最后如何结果。这一感受十分重要。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喜欢听故事而引起我的好奇心，还是因好奇心而特别爱听故事；但这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遂养成我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即追寻真实是什么，以及为何如此这类问题。后来，我喜欢文学，一则是受我父亲影响，二则也是受这种爱听故事的心态所致。继而，又由喜爱文学而走向喜爱哲学，这仍然是同一心态的进一步发展。要从“是什么”问到“为什么”，并直至获得满意的回答为止。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个人的理性发展的自然线索吧！
3．父母是我上进的动力
第三件值得一提的事是：我从小就得到父母的宠爱，加上从小因感染支气管炎而得气喘病，变得体弱多病，都靠母亲细心培护，并在家中教导，才能顺利完成小学学业，而且能够连跳几级而不落后，这在我所处的动乱时代，是十分难得的。记得我在四年级时，全家自乡下搬至重庆郊外三江村，学校常常因日军飞机轰炸而宣告辍课躲警，功课自然就耽搁很多，但我都从家中父母那里获得补充，不但不落后，反能名列前茅，这便造成我加倍努力向上的自信。这不能不归之于我父母之赐。父母对我的关怀数十年如一日，虽然有时曾造成对我的过分保护，但这种父母的关怀却是我永远向上追求的力量，以及对人性永怀信心的泉源。直到大学毕业后出国，我才脱出父母直接的保护，开始自己独立的生活。
我的父母并未特别期望我从事哪一门特殊学科。父亲虽然从事中国学问，却对子女的所学，丝毫不加主观的限制。相反的，我倒觉得父亲有一个十分豁达开放的心胸。他自己一点也不热衷名利，完全是以培育和发掘人才为己任；他平时生活清廉俭朴，却孜孜不倦地写文章和教学。他对我们子女的要求也是如此。他在生活上对子女的管教是保守的，但在学问上对子女的鼓励却是先进的。他常常说，中国人一定要学会用中国文字表达意思，不论是文言或白话，文章好坏的道理也都一样，但即使要做到这一点，也非下功夫不可。他对我的文章特别关心，就怕我辞不达意，每次看我的文章，总是提出许多修改意见，使我受益不浅。惟有我写哲学文章涉及义理，他却很谨慎的不愿轻予置评。我母亲更有一颗开朗包容的心，她对许多新的观念反比我父亲更能接受，她更有一颗慈祥的、永为他人设想而忘却自己的爱心，这也促使我后来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上倾注了很大的心血。父亲对学问的执著追求和生活的俭朴、母亲对世事的宽怀和仁爱，都构成了我探索智慧、力求上进的动力。我从选择文学到选择哲学，都得到父母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支持，这对我是多么的幸运。如果说我有什么成就的话，那么，首先应当归功于我父母的爱心。
4．童年就喜欢文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父亲先离渝回南京，我和母亲及弟、妹也于1946年8月回到南京。当时我小学尚未毕业，但很快就考取了当时在南京的国立社教附中，后来改名为南京第六中学。回到南京，父亲鼓励我写一篇自重庆坐船沿长江而下到南京的旅行游记，我写了一篇投到了《中央日报》的“儿童周刊”，竟然发表了，这是我小学时代惟一发表的文字。
在南京第六中学只读初中二年级，因时局动荡不安，不得不辍学，随家南迁了。在南京读书的两年里，最值得记述的是我开始接触到了西方翻译小说，如《侠隐记》、《三剑客》之类。这使我跳出了阅读中国通俗小说的范围，而对西方翻译的文学作品怀有很大的兴趣。这个兴趣一直延伸到我进入高中，并导致我以后对文学创作有跃跃欲试的念头。我在小学四年级时，曾有一位很有才情的语文老师，在初中时，又有一位对文学艺术充满热情的图画老师。他们对我的文学创作兴趣有一定的影响。父亲虽是主持中国文学，可是除为我讲述古文外，并不特别鼓励我搞文学创作。另一位使我对西方文学发生兴趣的，是我举家搬到浙江金华时，我的一位家庭英文老师。我只记得他是浙大的学生，他教我读英文本的《天方夜谭》，又讲述英国文学中的故事。我还记得，他带我到金华的古城墙上为我讲课，我坐在城墙的石头上，听得津津有味。
初中时代，我也曾想到过我以后的理想是做一名开发中国的实业家，而没有一丝一毫要研究哲学的意向，更没有想到要通过哲学来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
5．展开求知的岁月
1949年12月，我和父亲自成都新津机场乘坐飞机来到台湾。那是一个充满混乱和流离的时代。也许由于我从小就经历过颠沛流离，对于再一次的颠沛流离（虽然其性质完全不同）并没有太多不习惯。
我离开大陆时，初中尚未毕业，自金华迁居到广西梧州时，曾进入苍梧初中三年级，但不到数月，又再迁至重庆。考入重庆求精中学不久，就随父亲到了台湾。1950年初，我考入建国中学高中一年级，以后就以全部的注意力来寻求自己的兴趣了。
高中时代的我是以知识的追求为导向的。我天性好奇，到了高中时又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这种好奇心就发展成为强烈的求知欲。我那时最热衷的求知对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天文、物理，二是西方翻译文学。对天文、物理的兴趣源自我对天上星辰的好奇，这也许是由于我幼时长于乡野，夜里天上的繁星引起我极大的注意之故。我常常一个人凝视天上的星星，想看透星星，但得来的却是更多的神秘感。后来，我读到希腊神话，更觉得星星有难以言状的吸引力。由于我对希腊神话故事有一种真实感，因而也对古代的希腊有一种真实感，这些都是星星带给我的想象。
但我的好奇毕竟还是理性的。随后，我开始阅读天文学的书籍。记得一开始就看了一本张沄写的《天文学》，并因此对球面几何产生了兴趣。我又在建国中学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本书，仔细一读，便对“同时性”、“相对性”有了一些模糊的了解。可惜，我们那时的物理老师并不很强，未能把我对物理学的兴趣充分引发出来，倒是在数学课上，我反而获得了更多的激励。
6．心灵成长的狂飚
我一方面对天文学有莫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又对文学加强了兴趣，而且创作的欲望也与日俱增。那时，中学的图书馆中就有许多五四时代的文学作品，一部分是翻译作品，我每周都借阅大量的文学作品，细细品味，看到好的句子就一看再看，有时还摘录下来。那时，我看得最多的文学作品都是五四时代作家翻译的俄国、法国作品，其中以雨果和屠格涅夫最令我心动，给我的启示也最多。从屠格涅夫的小说中，我看到了苏俄革命前的青年人的幻想主义和虚无主义；从雨果的写实作品中，我看到了法国大革命时的真实写照。我的情感和想象力是属于丰富型的。这类小说自然使我对人类产生一种深沉的悲悯，也使我对人类抱着一种奇异的希望。可是，那时我年轻的心灵也为法国的浪漫主义的小说家如拉马丁所吸引，加上我看了一本五四时的散文诗作家唐弢写的《落帆集》，更想作一个散文诗人（我对新诗一直抱着一种批评的态度，也许是由于我接触旧诗较早，便认为，不讲究平仄声韵，就不能算诗）。虽然，我进入大学后也写新诗，却一直希望找到一个新诗的“有意义的形式”，为此对卞之琳、臧克家等五四前后的诗人还着过一阵子迷。于是，我开始自己创作。我把我的一些想象凝聚在一些小事物上，很快就写了三篇散文，一篇叫《小石》、一篇叫《红叶》、一篇叫《电线杆》，前两篇投稿到《新生报》副刊，居然登载出来了。我好高兴，那时觉得有无稿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到自己的散文变成整齐的铅印字。第三篇稿却遭到退稿的命运。我为了投稿，还为选择笔名而费了一番周章。那时，我已知孔子所说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话，我问自己究竟是知者，还是仁者？最后我决定偏喜仁者，乃取笔名为“好山”。我想，这也是由于我在实际上好山的缘故，当时，我对于山远比对于水接近。我除了写散文外，也偷偷地写短篇小说，记得一共写了二个短篇，而且还计划写一个中篇，但都未投稿。如今这些小说也不知存放在哪里。
从高中二年级上学期起，我就开始每天写日记，倒不是为了要记每日经历的事，而是为了要记自己心灵的感受。因为那时我看书很多，心中充满了情感和思想，也对身边的自然环境有极大的敏觉，几乎任何一件事物都能叫我写出一篇富有情感的文章。国文班上的一位刘老师也对我备加奖励。这个习惯养成之后，我不但天天写我的“心灵”日记，持之有恒，一直到大学毕业入伍受训之前，而且把日记当作我写散文、作诗、发挥议论思想的媒体。后来，我回看我过去的这些日记，只见密密麻麻，都是“心灵”文字，有关的生活事件只轻轻带过，好像与时代脱节。不过，这也反映了我的“日记”时代（高中到大学）是在平静安稳的生活中度过。虽然我的生活享受了家庭的温馨，但我的心灵却经历了成长的狂飚。
7．理性与情感交战
我究竟是走入文学还是走入天文学？这将是我面临的方向问题。
我的兴趣一方面是纯知性的，对天文的好奇使我想学天文学。那时，我已学会看许多星座，夏天几乎夜夜要在看星星之后才去入睡。
可是，对文学的爱好，以及一种创作的冲动，却将我引到另一个世界——一个情感丰富的诗的世界。因之，我又想念文学，而且要念西方文学。我理性的选择是进入了高中二年后分入理科，但我感情的选择却使我报考了台大外文系。当然，这也是由于当时台湾各大学并无天文系的缘故。
我报考台大，是以同等学历跳班一年应考，那时，我很想尽快接触西方文学，以便能自由地走向文学创作之道。但我并未能忘却天文学。我曾对自己承诺，进入台大外文系后，我仍然要保持对天文学的追求。就在这样一种冲突又妥协的双重兴趣下，在1952年我以高分考取了台大外文系，从而结束了充满憧憬的高中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