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读 | 汉口：一个对洪水习以为常的城市

有两种灾害时常侵袭汉口，那就是水灾与火灾。这两种灾害一直困扰着汉口全体居民。实际上，这些灾害十分频繁，当地人对它的造访也常常泰然处之，外来客对此感到很惊讶。1757年、1769年、1788年、1801年、1848年、1849年和1884年的大水灾（当然，还有1931年、1954年的洪灾）给汉口部分地区带来沉重打击，而几乎每一年都有几次严重的水灾。例如，文献中提到1869年相对中等的水灾，使汉口四分之三的地方在三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淹没在水里。

大火主要有发生在1810年、1846年、1849年、1864年、1887年和1889年的几次，而较小的街区火灾几乎无日不有。水灾与火灾造成的无家可归与失去生计的人口动辄高达数万人。

众所周知，帝国政府对事后救灾的重视远过于日常的福利服务，汉口的情形也不例外。虽然官员们对民众遭受的苦难也有真挚的同情，这种同情在官府的决策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官府采取救灾措施的主要原因却是维护统治——确保受灾人口得到“安抚”，并保持“安靖”，最直接的任务是防止抢掠。因此，官员们的第一个反应通常是派出军队维护法律秩序。与之相伴随的措施往往是紧急从官仓中调出粮食分发，情况特别严重时，也会向无家可归者逐天发放现金补贴。例如，1849年大水之后，汉口每天向每个成年人发十个铜板的津贴，小孩发五个铜板；在1877年凄厉的暴风雪之后，大人与孩子的津贴分别是八个和四个铜板。如果冬天发生灾难，地方官府有时会下令向穷人免费提供冬衣；而当洪水长时间不退、疾疫流行时，他们也会免费发放药品。

官府对待那些正在寻找安身之所的无家可归者的态度，非常发人深省。不管是洪水还是火灾，对穷人的打击往往要比对较安乐的富人的打击更频繁，这是因为：一方面，穷人一般聚居在城市边缘地势较低的江边和湖岸；另一方面，穷人的住房也更为密集，而且往往使用茅草之类的易燃材料。尽管如此，这些穷人们所展现出来的对自己家园的依恋之情却深深地打动了西方观察者。例如，杨格非就对那些遭受水灾的居民一直在其屋中坚持到“最后一刻”也不愿避往高地去的情况表示困惑：“屋子里的水深达数尺，他们仅仅依靠几块浮在水面上的木板，堆起来的桌椅，依然住在那里。他们蜷缩在水面与房顶之间狭小的空间里。你可以看到他们有时狂奔不已，有时则像四足动物那样爬来爬去。”

所有这些，都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家，要么去向那些巡回商贩购买草席、搭盖难民风格的棚屋，要么露宿在大街和市场上。

当大灾发生时，经常有人捐款以帮助搭建临时住所。例如，1810年大火之后，盐商徐福曜就为此捐献了白银3 200两。

然而，无论是官府还是精英，都强烈地意识到下层贫民非常依恋他们自己的房子，因而投入大量的金钱并关心迅速重建那些受到破坏的街区。正如1882年火灾之后《申报》所分析的那样，这种关心首先是由于害怕那些贫穷的家庭长期地流离失所，将会导致家族群体的崩溃；而且，按照儒家的社会思想，维护家庭单元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它受到损害。虽然一般认为这是中国特有的反应方式，但这里有必要指出，在现代早期的西方城市中，政府权力机构也在维护家庭单元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发挥了抵抗广泛存在的混乱局面的防护堤的作用。

虽然官府常常会为了那些破坏重大的灾情而从官库甚至是自己的腰包里掏钱出来，但赈灾所需要的主要资金却来自地方社会资源。有时，捐赠是组织性的——行会或者非正式的盐商团体（1799年至1801年间，它们为当地赈灾捐出了两万多两银子）——但在更多情况下，都是个人性的。

官府非常了解在需要的时候商人群体中有谁可以打交道，并对那些确定掏腰包、还带动其同仁一起掏腰包的地方热心人予以表彰。一些相同的名字一次次地重复着：在18世纪，是邬光德、叶成佺（即叶廷芳，成佺为其宗族派名——译者）；在19世纪初，是徐福曜；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数十年中，则是熊建勋，只有一些很少的名字。向来重视名誉的徽州同乡会的负责人也常常是慷慨的捐赠人，从清朝前期的程楚云，到清末的余能培及其儿子余绳铸，都是如此。

这些慈善事业的领导者可以根据灾情的性质，直接向大多数富裕的商人，或者所有“实户”，吁请捐献，然后再亲自承担起赈灾工作的资金和管理任务。正如1867年《汉阳县志》所指出的那样，官府的作用实际上只是“劝谕”，而“捐办”赈济之责则留给了汉口的“商民”。

1869年7月29日，《字林西报》登载了一则汉口大水的报道：

这一年的洪水并没有平常年份严重。大致说来，汉口每四年中有一年要遭受大洪水，随之而来的则是乡下难民大量涌入，食物匮乏，疾疫流行。即使是在没有大洪水的年份，大部分夏季也都是在三四英寸深的水里度过的。

在19世纪，至少有六次，洪水十分严重地破坏了这个城市。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849年，当时堤防溃决了，汉口全城被淹，超过10万户人家被迫逃离。一位外国水工专家奥根汉姆（ELOxenham）描述当时的情景说：

实际上，洪水侵袭已经成为汉口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件事了，当地人对它的影响早已非常习惯了。大众的反应已经形成了程式：堵塞水口，沿大堤安置好水车，准备好疏散用的高地。当地的善人会在城市的通衢上搭建临时性的桥梁，而那些较穷的市民则驾着平底船或小舢板去摆渡市民。重要的是，全城都在努力地为在新的一年里恢复城市而出钱出力。

汉口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地形自然地导致了洪水的规律性。用《申报》记者的话说，它每天都要“与水神（长江与汉水）作生死之争”（《申报》同治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历史事实表明，汉水最难以控制。汉水从中国西北的高地上倾泻而下，接纳春天的雨水和融雪（原文如此，不太准确——译者），流量越来越大，而河道甚为狭窄，水流湍急，非常凶猛。虽然明清政府非常关注汉水的控制——建立了绵亘八个县、1 300多里的汉水堤防（襄堤），但汉水仍时常有改道之虞。事实上，正是其中的一次改道，导致了汉口的产生；而在我们研究的时段里，一些较小的河道变迁也一直影响着汉口。

虽然冬天里水位经常很低，以致汉口境内的汉水河道上的航船难以靠岸，但在春夏季节，河水常常溢出河岸，淹没两岸的乡村。最危险的则是，一年当中的任何时候，汉水都有可能突然暴涨。1887年，一位英国海军舰长在汉口碇泊，对此种情况深表惊异，留下了如下记载：

在这种情况下，居住人口密集的汉口汉江沿岸地带也受到冲刷，给活下来的人们留下深刻的记忆。

如果说传统的威胁主要来自汉水的话，那么，到清代中期，宽广而水流舒缓的、“像尼罗河一样的”长江也开始给汉口带来危险。早在19世纪30年代，敏锐的地理学者魏源就开始宣扬这种威胁，并把它归因于私垸的过度发展侵蚀了天然的江河蓄洪区。

这样做的悲惨后果早在1788年就显露出来，这年荆州大堤溃决，洪水淹没了华中的广大地区；1848至1849年间的大洪灾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更为常规性的事务则是，19世纪的汉口不得不对付年落差高达50英尺的长江水位变化。

汉口紧邻的四周，按照普通中国人的说法，是一片“泽国”；按照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的说法，则是一个“内陆三角洲”。在靠近内陆、远离江河的一面，汉口背靠玉带河和后湖。换言之，汉口的边界是不确定的。很多小河组成的格子状水系将汉口与黄陂、孝感以及其他向北远至河南边界的湖北州县联结起来。在盛水期，整个湖北中部泛滥的平原可能形成一个水面连续的大湖。这时，如果汉口幸运的话，它就成了漂泊在一片汪洋之上的一个孤岛。如果它没有这样的幸运，那么，土垱口以及其他将湖泊、泛滥平原与长江、汉水连接起来的城内支流河道，就会漫溢出来，吞没掉这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