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具有了真正的开放性和前沿性,
而西方文化正在变成封闭的和保守的
在《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一书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以他的“综合文本”和“无立场分析”作为方法论,深入分析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问题,推出“天下制度分析模型”,力图说明当代世界的理念困境,并且以中国哲学为基本资源,重塑关于“中国”的概念和关于“世界”的世界观。本书2005年出版后,广受学界和读者的好评,本书也是赵汀阳教授学术思想研究的必读书籍。2024年7月,本书被收录进守望者书系,作为丛书第37本,重新与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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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历史中的存在总要依赖历史的、先天的他者话语理解自身,这一他者既是空间意义上的他者,也可能是时间上的他者,作为中介的他者话语既使主体间的交流成为可能,也隐含着文化的霸权性结构。例如,在文化差异如此巨大的东方文明间,存在所谓的“东方性”或“亚洲价值”么?它们究竟是本体性的存在,还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视角下的殖民想象?今天的我们,又应当如何把握文化性的自我?今天我们选取书中赵汀阳教授的论述,一起思考“文化身份认同”这一话题。
书名:没有世界观的世界(第2版)
ISBN:978-7-300-32925-3
作者:赵汀阳
定价:98.80
出版日期:2024-07-15
文化身份所认同的是什么
文|赵汀阳
没有一种文化就其本身而言需要什么身份(identity),所谓文化身份纯属文化间性的产物。文化身份是文化间性导致文化成为一个问题的明显标志之一。各种文化在声称自身的身份时,它到底是事实陈述还是价值判断?
考虑一块石头,比如说一块最大最漂亮的钻石,当然有着区别于所有石头的性质,但是它没有必要有自我认同,它只不过“是什么什么样”就是了。人意识到“自己是什么什么样”,这表面上看同样是个关于存在论状况的表述,但是由于这个存在论表述已经同时是个反思性的描述(a reflexive description),因此问题就复杂化了。给出一个人的基因编码,就足以描述他的“唯一性”,但是没有人会满足于把基因编码之类的准确描述看成关于他“是什么什么样”的表述。比如说,基因编码表明某人智力平庸、体能低下等等,没有人愿意相信这样的身份界定。显然,自我认同只是采用了事实描述的形式—因为这样可以显得好像无可置疑,显得科学和公正—其实是伪装成客观陈述的主观表述。就是说,自我认同是个把自己理想化的表述,它已经由表达“是什么”的事实陈述暗中演变成表达“想是什么”或者“相信是什么”的价值预期。因此,自我认同是一个自诩的预制身份(自我认同在本质上都是自我表扬,但偶尔也会有情景性的自我贬低,比如为了逃避承担责任,或者为了减轻心理负担,或者为自己的失败辩护)。
自我认同语句是伪装成陈述语句的价值语句,这一点应该是普遍而明显的事实。表面上看,界定差异的语句是客观陈述:X区别于Y,因为X有如此这般的性质。当抽象地说到“X和Y有着关系R”,这似乎不会产生什么价值问题,但是当具体地代入为“自己(self)和他者(the other)有着关系R”,就会出现价值问题。可以明确,自我认同是在“自己和他者的关系”格式中出现的为了维护自己利益和权利所进行的价值论证或资格论证。或许这样一个关于自身认同的定义是合适的:给定他者的存在,自身认同是一种自私认同,它表现为对自身所有利益以及各种权利和权力的主观预期,而且这种主观预期总是表达为一个价值优越的文化资格论证。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自身认同表面上采取的是“如其所是”的表达形式,但这其实不是它的兴趣所在,它实质上是“如其所求”,并且,这个“如其所求”又同时在价值资格上被论证为“所求即应得”。满足这样一个结构的自身认同就是一种认真的自身认同,否则是不当真的。文化身份就是非常典型的作为资格论证的自身认同。
文化身份既然是资格论证,就当然在价值判断上不讲道理。在价值判断上不讲道理其实是合理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对自身的一种价值辩护,当然不能去为他者辩护。可是假如一种文化身份在概念上和事实上不讲道理,则又只能产生无效的身份。现在流行的一些作为文化身份的概念,例如“东方”“亚洲价值”甚至“西方”等,就是无效的或者正在变得无效的身份概念。
“东方”是个伪概念,正如许多人都已经论述过的,“东方”是西方创作出来的一个虚假的文化存在,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和观念)”,所谓“东方主义”(神秘的、落后的、专制的和审美的),诸如此类。总之,是按照西方的历史观(特别是“进步”和“现代”观念)以及知识论(特别是“理性”和“科学”观念)去定义出来的“东方”。可是东方并没有一致性,东方各种主要文化之间的差异绝不小于东方与西方的差异,所以不存在“东方”这个事实,我们只能“听说”有东方,却“看不见”东方。东方这一身份既不是事实,也不是东方各种文化想要的身份,所以既不符合事实判断,也不符合价值判断,也就不是一个有效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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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亦德:《东方主义》
和“东方”这个概念一样,“亚洲价值”概念也基本上不成立,因为并没有什么理由能够证明亚洲的几个大文化传统之间有着更多的相同价值观,而与西方文化之间则有比较少的相同价值观。通常被主推的据说是“亚洲价值”的集体主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东方主义虚构,尽管亚洲价值是被作为一种“正面的”价值来论证,但是关于亚洲价值的定位却仍然参考着西方所提供的描述框架。在亚洲原本的思想中,很难说有集体主义这一主张,它其实是因为西方主张个人主义而采取的故意对比,因此难免似是而非。集体主义总是以宗教、类似宗教的政治意识形态或者民族主义为条件的,可以看出,集体主义至少与中国这个最大的亚洲文化的精神并不非常吻合。相反,西方虽然有个人主义的一面,但同时又有集体主义的一面。集体主义与其说是亚洲的,还不如说是西方的某个方面,就是说,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个概念都是西方的。东方在根据西方概念框架去虚构各种东方价值时,这一在理论上多少自相矛盾的背景有时候就会使得诸如“亚洲价值”这类概念始终不清楚而且缺乏力量,即使把它说明确了,也不会有真正的特征性。亚洲价值之类的概念如果作为政治策略,那么是可以理解的,但假如作为理论概念,则是不合格的,并不足以作为挑战西方的他者价值。哈贝马斯在《论人权的合法性》一文中就专门有一部分批评了“亚洲价值”话语在学理上的缺点。毫无疑问,东方各种文化或者亚洲各种文化当然有着自己的伟大传统和独特的价值观,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价值观恐怕不能够按照西方的概念格式去定位,否则就总是没有表达出自己的理论,却总是被表达成比较蹩脚的西方理论。
“西方”的概念也在发生严重的分化,这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尽管欧洲和美洲在基本观念上是同源的(当然是以欧洲为源,尽管欧洲也从美国那里学到一些观念),但美国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它是欧洲文化的另一个版本,这个美国版本的西方文化越来越具有它自己独立的性质,与欧洲貌合神离,甚至逐渐发生文化冲突。美国所创造的现代大众文化、文化工业、数量主义、标准化生活、消费主义、政治正确、艳俗格调、牛仔文化等等,以及经过美国过分强化了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商业至上精神、胜者通吃、帝国主义等“一般的”西方观念,与欧洲的精致文化、精致生活和传统观念已经开始发生深刻的分歧。当然,西方仍然还是笼统的西方(相比之下,东方连这种笼统的身份都是虚假的),西方毕竟还有在宗教上的(上帝)和意识形态上的(人权)一致性,但在文化的各种细节方面则有比较大的分歧。这个经验现象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理论问题:那些相对比较细碎的、比较次要的文化细节分歧是否最后会以“量变到质变”的方式导致一个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例如西方概念的解体?或者说,不同文化在基本原则上的冲突固然难以互相接受,在细节上的严重分歧是否其实也是难以互相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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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化工业
也许最有理论意义的文化身份问题是“中国”。但是这个问题也最容易被表面化、浅薄化处理,即很容易在流行的文化解释范式中被解释成一般的世界运动特别是世界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从属部分。诚然,中国义无反顾地追求着现代化身份,在这个过程中,也毫无疑问地有着所谓东方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各种“东方主义”问题和困境,中国本地文化也同样受到西方文化霸权的冲击和歪曲,西方对中国的歪曲甚至很可能超过对其他任何文化的歪曲,但是,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独特反应以及西方对中国的完全荒谬的歪曲正好说明了背后有着异常的原因。萨义德以阿拉伯为分析对象所建立的东方主义研究模式尽管是富有启发性的,但无疑过于简单,中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得多,如果去套用那种美国左派的研究模式恐怕不会有很大的意义,同样,套用美国右派思想也不会有什么意义。
那么,中国文化的境遇特殊在什么地方?关键在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并不是一种对立性的关系,尽管中国文化非常的不同于西方,“非常不同”的东西之间不见得是对立的,很可能是互补性的。事实上中国欢迎了西方文化,以至于现在的中国是个相当西化的国家。而阿拉伯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那种紧张关系是由于它们都是宗教性的,而且在根本上是原旨主义的文化,都是一定要树立“他者”而后才生产出自己的意义的文化,也就是依赖着“异教徒”思维模式的文化,都是在区分“我/他”模式中的文化。而中国文化的根本性质就在于是在“我/他”模式之外的另一种模式,强调的是兼收并蓄,融合他者,所以能够在今天形成中国的双重文化身份,即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双重文化身份,由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现代方案总是“中西结合”,这是唯一的众心选择又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没有人能够找到另一个更好的方案。尽管“中西结合”这个普遍方案经常被嘲笑,这个说法也可能确实有些俗气,但它是唯一被选择的事实。这一点说明了如果学术藐视庸俗的事实就将会失去整个事实。表现在物质存在和社会存在中的观念必须被研究,因为社会生活最敏感,生活本身最有活力,生活中庸俗的、主流的、制度性的部分才最有力量,所以,历史反思的对象首先应该是庸俗的普遍事实,而不是某些稀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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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海国图志》
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主要的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则是“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不是“我/他”的对立关系(尽管我/他之间的某些矛盾总是存在的),倒是“新/旧”之间的历史嫁接问题。在现代中国,所谓“先进的”生活(其实仅仅是在技术上的先进)成了进口商品,如何去过别人的生活?如何去想别人的事情?如何变成别人?当然,最后是,如何把变成的别人再变成自己?这些就是中国在西化过程中的问题。由于中国文化强调的不是“我/他”对立,而是“新/旧”嫁接,于是自然而然所采取的方式就是把“西方”内化,把“他者”内化,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于是,就有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以及各种中国特色的生活细节。这样一种中国现代经验事实上已经建立了一个有着积极意义的跨文化模式,这种以扩大自己的容量的“内化他者”模式从根本上不同于“守住自己”的文化批判模式。可以说,对东方主义的反抗仅仅是试图“把别人说的给说回去”(unsay the said of self),这虽然有益于纠正许多文化间的误读和误解,然而,误读另一种文化并不成为严重问题,除非是恶意的。真正重要的是通过内化他者而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当然,中国现代经验中也有许多失误,包括过分西化的问题,但其中这一内化他者的模式对于文化创新显然是非常重要的经验。其实也正是因为中国现代经验暗含着这样一种文化重构的模式,它所创作出来的新文化既不是中国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它没有真的变成西方,而是利用了西方,所以才会让西方感到茫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具有了真正的开放性和前沿性,而西方文化正在变成封闭的和保守的。
/ 作者简介/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博古睿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著有《论可能生活》《天下体系》《第一哲学的支点》《坏世界研究》《天下的当代性》《惠此中国》《四种分叉》《历史,山水,渔樵》等,部分著作译为Alles Unter dem Himmel (Suhrkamp,德国)、Tianxia tout sous un Meme Ciel (Cerf,法国)、Redefining a Philosophy for World Governance (Palgrave-Macmillan,英国)、All-under-heaven: The Tianxia System for a Possible World Order (Univ. California,美国)、Tianxia:una filosofia para la gobernanza global (Herder,西班牙)、Tutto Sotto il Cielo (Ubalddini,意大利)、Nowa Filozofia ladu Swiatowego (Time Marszalek,波兰),以及合著Un Dieu ou tous les Dieux (Cent Mille,法国,与A. Le Pichon合著)、Du Ciel ala Terre (Les Arenes,法国,与R. Debray合著)。
/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赵汀阳以他的“综合文本”和“无立场分析”作为方法论,深入分析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问题,推出“天下制度分析模型”,力图说明当代世界的理念困境,并且以中国哲学为基本资源,重塑关于“中国”的概念和关于“世界”的世界观。赵汀阳的“综合文本”研究法同时也是对哲学方法论的一种探索,其中引进了博弈论、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某些分析。这种新的方法论加强了哲学的创造性,同时也可能形成有争议的理论扩张。
/ 目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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