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思潮的开创者,60年代后欧美最具争议的哲学家。
2001年9月,年逾七旬的德里达首次到访中国,9月10日他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与师生们有一场热烈的对谈。值得一提的是,那时的先锋书店受到知识与文化的感召,刚刚将书店迁移到到广州路12号,与并排的南京大学的校门仅有百米的距离。不知道这位白发苍苍的野兽,是否曾经向我们投来过匆匆一瞥。
德里达在中国之行结束的三年后随即因胰腺癌去世(逝于2004年10月9日)。今年10月是德里达逝世20周年,我们谨以此文回顾德里达的一生以及他哲学中的关键概念,共同缅怀这位永远站在“边缘与异乡者”那边的伟大哲学家。
不,我从未“学会生活”,丝毫不曾。学会生活,这应该意味着学会死亡.....
——《终于学会生活》雅克·德里达
1
德里达生平
青年时期
杰基·德里达——雅克·德里达
1930年,德里达出生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他的母亲直到生产他前的最后一刻还在度假屋的牌桌上酣战,他的父亲是一家酒厂的员工。他的祖先是来自西班牙的犹太人,他的家族1830年前就离开欧洲大陆,跨过地中海来到阿尔及利亚定居,所以父母为他起了一个具有犹太性质的名字——杰基·德里达(Jackie Derrida)。
阿尔及利亚地处北非,与法国隔地中海相望,原本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人口90%为穆斯林,1830年后并入法国成为法属殖民地。
阿尔及利亚在法国人心中有不同寻常的地位,和其他殖民地不一样,这里一度被视为法国本土,法国更是直接在将国内的行政模式移植到阿尔及利亚的北部城市,大批的法国人也前往阿尔及利亚定居。
正因如此,阿尔及利亚也孕育出一种与法国既有亲缘又有所不同的文化氛围,法国后来的许多著名学者与他们独特的思想都与他们的阿尔及利亚出身或经历有关。
这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加缪,还有布尔迪厄、阿尔都塞、利奥塔等,当然还有德里达。但德里达的出身比其他人都更加复杂,非洲、阿拉伯、基督教、犹太、法兰西组成了德里达多元的文化背景。
中学时期的德里达
图源《德里达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40年,随着纳粹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和法国的投降,阿尔及利亚的反犹主义甚至比法国本土还要猖獗。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德里达都曾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被逐出原本的公立学校,这种被边缘化和排斥的经历,构成了未来德里达思想的一个背景,一个关于中心与边缘的隐喻。
对德里达来说,那时的经验——后来他评论道——既令人费解又残酷得令人难以忍受。这使他对一切基于种族、族群或宗教同一性的社群主义政治有着深刻的怀疑,这也表现在他总是对第一人称复数,如我们或某个我们的一部分,以这个那个更大的社群——这甚至他名义上隶属的犹太群体——为名的言说保持长久的沉默。
中学时期的德里达就在文学和哲学方面展现出了兴趣和天赋,为了进入巴黎高师,1949年他离开阿尔及利亚独自去往巴黎路易大帝高中的高师预科班。在那里,他的作业常常不符合学术规范,比如在论文的结尾用一些不相关的格言式短句结束作业,老师对此的评价是“有趣但无用”。
在路易大帝高中,高师文科预备班的德里达
图源《德里达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52年,他如愿进入巴黎高师,在这里,他结识了老师阿尔都塞,还有福柯、布迪厄等人,这些人在未来将深刻地改变欧洲的知识面貌。
1954年,德里达完成了他的学位论文《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1956年,德里达通过了法国的哲学教师资格考试,随即去往美国哈佛大学访问一年。1957年,因为法国的兵役制度,德里达不得不去往阿尔及利亚服两年兵役,此时正值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德里达没有被派往战场,而是在后方教授指挥官们文化课程。
1959年德里达去往索邦大学担任保罗·利科的助教,尽管后来的德里达在欧美知识界颇具声望,许多大学都纷纷主动授予他名誉教授的头衔,但在法国的大学里,德里达终其一生都从未真正进入学术体制的核心,始终保持在最基础的讲师职位上。
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这一年德里达翻译出版了胡塞尔晚年的文章《几何学的起源》,这篇文章只有短短40页,但德里达却为其撰写了长达170页的导言。
埃德蒙德·胡塞尔
德国哲学家 现象学奠基人
也正是在这本书里,德里达将自己的署名第一次从带有犹太色彩的杰基·德里达(Jackie Derrida)改为了更具法国色彩的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这也代表着德里达的一次新生。
1963年德里达应伊波利特与阿尔都塞之邀去巴黎高师担任助教,在这年3月的一场演讲中,他从笛卡尔的“我思(cogito)”问题出发,抨击福柯的《疯癫史》中关于疯狂与理性的划分,这也是德里达对结构主义发起的第一次攻击;1966年在德里达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演讲,对当时盛行的结构主义再次发起进攻。
1967年是德里达学术成果丰硕的一年,这一年他的三本著作《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声音与现象》同时出版,名声大震。
插曲 | 被捕入狱
贩毒的哲学家?
1980年,正值美苏对立的冷战时期,国际学术交流也受到阻碍。 这一年在牛津大学的教师中成立了扬-胡斯教育基金会,德里达在基金会担任副主席。该组织旨在为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阵营)提供高等教育支持,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组织秘密课程与研讨班,为当地带去禁书和支持地下出版物。
1981年12月德里达前往布拉格秘密主持“主体的政治问题”研讨班。在机场时,德里达就感觉到了被跟踪,为了保护接头人不被当局发现,他在经历了一场堪比谍战片的周旋绕路后才到达研讨班会场。
研讨班结束后,德里达立刻遭到了捷克当局的盘查,但警察没有找到任何能给他定罪的证据,只能将他放走。此时的德里达已预感不妙,于是临时取消了第二天研讨班打算马上回法国。
“布拉格之春”
苏联武装介入捷克斯洛伐克,强势肃清捷克内部的非社会主义力量
但在机场的安检时德里达却着了道,机场安检人员将他带入一个小房间,让他亲自撕开行李箱里的一个夹层,从里面找出了四个装有白色粉末的小袋子……很快德里达就被捕入狱,罪名是涉嫌“制造、运输和转运毒品”。
对于德里达的被捕,法国方面非常重视,第二天媒体立刻报道了此事,法国国内一片哗然,时任总统密特朗向捷克施压,表示如果不能妥善处理此事,法国可能会召回驻捷克大使和对捷克实施经济制裁。
捷克驻巴黎大使立刻被法国政府召见,尽管捷克大使辩称法国大学中的毒品问题有目共睹(暗指德里达确实有可能贩毒),捷克有充足的理由镇压贩毒。但法国外交部官员戴尔布尔(也是德里达的学生)对捷克大使说,德里达是一个朴素的人,他在法国知识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许多文化官员都是德里达的学生,在法国没有人哪怕有一秒会相信德里达会贩毒。
实际上捷克方面开始完全没有意识到德里达的巨大声望,直到法国国内汹涌的反对浪潮一波波袭来,捷克总统才迫于压力妥协。
图源《德里达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1年12月31日,拘捕德里达的警察恭恭敬敬地来到监狱将他释放。此时狱中的德里达正在想象自己可能面临的监禁生涯,他将处在没有书的漫长孤独中,但他又立刻联想到一种监禁与自由的悖论,他可以在狱中无穷无尽地自由写作,没有约稿和限制。
因为这次的布拉格事件,德里达受到了广泛的尊重与赞誉。尽管遭受了屈辱与不公,德里达在谈起这段经历时也表现得相当克制,他不愿别人因为自己的话受到牵连,也尽量避免哗众取宠与自怜的姿态。
多年之后,德里达才得知事情的真相。原来当时的布拉格警察部门来了一位新官员,这位官员新官上任三把火,急于用一场漂亮的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于是设计陷害了德里达。
显然这名官员只知道德里达是一个帮助捷克异见分子的外国人,而完全不清楚德里达在法国的巨大声望,反而弄巧成拙。后来这名官员被降职处分,又在多年之后因贩毒被捕,可以说十分讽刺。
直面冲突 |
争议中的德里达
1982年法国政府委托德里达筹建国际哲学学院,德里达出任院长。德里达的国际影响逐渐提高。
雅克·德里达
1987年,法里亚斯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法译本在巴黎出版,该书揭露了海德格尔二战期间与纳粹合作的经历,并将《存在与时间》的内容与纳粹主义联系起来。书中的内容本来对德国人来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德国国内也早就完成了对海德格尔的清算。但该书法译本的出版,在法国却炸开了锅,法国媒体开始了对海德格尔进行全面讨伐。
虽然德里达自己就是犹太人,并且他也将海德格尔视为自己的理论对手,但德里达还是撰写《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心灵,他者的发明》阐述自己对海德格尔的态度,为海德格尔辩护。
德里达认为对海德格尔知之甚少的人没有资格谈论海德格尔文本与纳粹主义的联系,尽管可以证明海德格尔的一些行为确实和纳粹有联系,但不能因此将他的哲学全盘看作纳粹主义的。
1992年当剑桥大学要授予德里达名誉博士学位,来自多国的19位学者发表公开信,他们指责德里达的文字晦涩难懂,并指责他对真理的解构与攻击,质疑授予其学位的合理性。但最终剑桥大学以366票对204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授予他名誉博士的决定。
解构之旅 |
德里达与中国
2001年,德里达应邀来到中国,开始了为期16天的访问。9月3日,德里达抵达北京,次日上午在北京大学进行了题为“宽恕:不可宽恕与不受时限”的演讲,下午又在北大哲学系召开了与杜小真、张祥龙、陈嘉映等学者的座谈,当时现场爆满,许多老师和学生都没能挤进会场。
为德里达做随行翻译的张宁曾经回忆道:德里达在北京的北海公园遇到一位用水在地上写书法的老太太,老人把着德里达的手,教他写了“海外存知己,文化传友谊”几个汉字,德里达感到十分有趣和兴奋。
德里达在北京
图源《德里达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月8日,德里达抵达南京,南京大学非常重视德里达的到来,将他的活动列入南大百年校庆的系列活动中进行。
9月10日,德里达在南京大学做了题为“解构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引言报告,他非常简短地阐述完自己的观点,并表示更希望倾听与回答年轻人的问题。随后南大师生们就责任、马克思、后现代主义等问题与德里达做了深入交流。
活动结束后德里达勉励大家:你们年轻专注的面孔使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文明,你们肩负着走向未来的责任。
德里达在南京大学
图源《照亮世界的马克思》(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9月11日,德里达来到上海。当日,美国9·11事件爆发,德里达在晚间知晓了此事,一夜未眠,因为他常去纽约,在那里有很多朋友,十分担心他们的安危。
德里达在第二天复旦大学的讲座时首先就谈及了9·11事件,他批评了美国的霸权主义,忧虑这次事件会增加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仇恨与对立,并在随后的讲座中再次提到了罪责与宽恕的问题。
德里达(右一)、王元化(左二)、郁白(左一)、张宁(右二)和吴中杰(中)在法国驻沪总领事馆
后来德里达还到访了香港中文大学,并于2001年9月19日完成此次中国之行回到巴黎。
余下的时光 |
晚年德里达
结束中国之旅后不久,2002年,德里达的腹部开始感到到奇怪的绞痛,在入院检查后,他被诊断为胰腺癌。德里达开始接受化疗,病痛和化疗的折磨消耗着他的精力,他开始掉头发,拿笔的手也渐渐发抖。
但德里达积极地维持了良好的精神面貌,他为了不使自己消瘦下来,即使没有胃口也强迫自己吃饭,并且继续着自己的工作。他坚持写作,到各地进行演讲和旅行,对他来说放弃生活的一部分就意味着放弃生命。
2004年8月16日,德里达的病情已经进一步恶化,他还是振奋起精神,在巴西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演讲《宽恕,和解,真理:什么体裁?》。这次演讲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他的状态很好,甚至有人根本没有看出德里达是一位癌症晚期患者。
雅克·德里达
10月初,不知道是因为知晓德里达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还是因为有传言德里达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好几家报纸都在为德里达准备长篇文章。
德里达固然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留在法语的历史上,但他的头脑依然十分清醒,当他听到关于诺贝尔奖的传言后流着眼泪对妻子说“他们想给我诺贝尔奖,因为我要死了。”
10月6日,200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此时的德里达已经完全无法进食,需要靠吗啡来止住身体的疼痛了。
雅克·德里达
2004年10月9日,雅克·德里达逝世,享年74岁。
10月12日,德里达的遗体从高师搬离,尽管没有发出任何通告,人群还是挤满了现场。
德里达只希望少数几个人参加他的葬礼,在一片肃穆中,他的朋友皮埃尔轻声宣读了德里达为自己撰写的悼词:
雅克不想要典礼和纪念演说。根据经验,他知道对于承担这个工作的朋友来说,这将是怎样一个痛苦的经历。他要我感谢你的到来并祝福你。他恳求你不要悲伤,只要回想他有幸和你共度的那些美好时光就足够了。
为我而欢笑吧,他说,我也会一直为你而欢笑,直到最后。
永远热爱生活,不要停止对生[la survie,继续生存并超越生活]的肯定……
我爱你并向着你微笑,无论,我身在何处。
2
德里达
关键概念
解构 | 关键概念
寄生型哲学家
“解构”一词如今已鼎鼎大名,人们对“解构”有多少赞誉,就有多少批评。有人认为“解构”代表着一种解放,也有人认为“解构”是对传统的亵渎,是一种虚无主义。那德里达的“解构”究竟意味着什么?
德里达的“解构”(Déconstruction)直接来源于海德格尔的“拆解”(Destruktion)。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认为,此在(人)曾向“本原”处汲取力量与智慧形成传统,以此建构自身的存在方式。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因为此在沉沦于自身的传统,“本原”逐渐被遮蔽,只剩下僵死的传统束缚着人。为此就要对传统进行“拆解”,重新回到“本原”处,将遮蔽在上的历史沉渣清除,使“本原”重新向此在开显。
德里达创造性地重构了海德格尔“拆解”的概念,他也认为对本原进行重新审视是必要的,但与海德格尔的不同,德里达并非好古地想要回到某个源头,而是想要通过分析将源头的因素拆解出来,用游戏的方式对这些因素重新排列组合,以此重新打开意义的空间,使源头显示出更多的创造与可能性。
雅克·德里达
所以解构并非单纯地破坏或拆解,它还一定伴随着拆解后的重构。德里达的解构并不像那些他浅薄的批判者以为的那样,只是单纯的对传统的反叛和乱解一气。实际上解构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它意味着你要比你解构的对象更了解它自身,更能把握对象内里的逻辑与脉络。
解构的行动对外部的结构不感兴趣,从外部解构,既不可能也没有效果,解构的行动但凡能做到有的放矢,那都是因为寄居到了要解构的结构中去。
所以德里达被称为一个“寄生型”的哲学家,他几乎没有一本单独用来阐发自己哲学观点的书。他所有观点的提出,都伴随着对他人思想的解读与批判。
最典型的就是他1967年出版的三本令他名声大振的书《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声音与现象》,其内容都是对他人的解构。
《声音与现象》的副标题为“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德里达从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入手,展开了对于哲学中“本原”问题的追问。
《声音与现象》
作者: 雅克·德里达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译者: 杜小真
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通过对索绪尔、列维·施特劳斯、卢梭三人关于语言问题的探讨,提出了自己关于反对语音中心主义的观点,并为在西方历史中被抑制的书写正名。
《论文字学》
作者: 雅克·德里达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译者: 汪堂家
《书写与差异》是最能体现德里达对于“解构”的运用的,也是最能体现德里达广博阅读的。这本书中收录了德里达1963-1966年发表的10篇重要论文与演讲稿,他在这10篇文章中对9个当时欧洲知名的哲学、文学、艺术作品进行了解构性的阅读。
《书写与差异》
作者: 雅克·德里达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中国人民大学·守望者
译者: 张宁
第一篇《力与意》针对的是日内瓦学派文学批评家让·罗塞特,探讨《形式与意义》中所展现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不足;
第二篇《我思与疯狂史》针对的是福柯,探讨《疯癫史》中笛卡尔是否将疯狂排除出“我思”的问题;
第三篇《埃德蒙·雅毕斯与问题书》是对流亡法国的埃及诗人埃德蒙·雅毕斯的《问题书》的深度阅读,以上帝名字的不可言说性探讨语言中不可言说的部分。
第四篇《暴力与形而上学》是对犹太哲学家列维纳斯的著作《整体与无限》的研究。
第五篇《“发生结构”及现象学》是对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中关于起源的批评性解读,德里达在这篇文章中首次使用了“延异”这个词。
第六篇《被劫持的语言》与第八篇《残酷剧场与再现的关闭》是对阿尔托残酷戏剧的讨论。
第七篇《弗洛伊德与书写舞台》德里达借助精神分析理论揭示形而上学历史中的压抑。
第九篇《从有限经济学到一般经济论》是对哲学家巴塔耶的“一般经济学”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
第十篇《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是对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的方法论的解构与反思。
延异 | 关键概念
一场文字游戏
德里达第二个重要的概念是“延异”(différance),这也是他思想中最难理解的部分。与其说“延异”是一个词,不如说它是德里达玩的一场文字游戏。
“différance”这个词原本在法语中并不存在,是德里达将法语中différence(差异)一词的词尾“ence”改为“ance”构造而成。我们可以不需要将“延异”(différance)当作一个概念来理解,而是通过德里达如何构造这个原本并不存在的词语的过程,来感受“a”到“e”的变化所真正想要传达的东西。
首先,différance与différence在法语中的读音完全相同,这两个词的差别只能在书写中得到辨认,德里达想要据此反对西方从古希腊以来的语音中心主义传统。这种思想认为,文字只是对语音的记录与再现,对于传递意义来说语音是优于文字的。
但德里达的“différance”展现了文字也有语音无法表达的差异和意义,这样就消解了语音与文字关系的从属关系。
雅克·德里达
德里达对语音中心主义的反对实际上通向的是一种伦理的反对与哲学的反对,即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对和对在场形而上学的反对。
语音中心主义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帮凶,黑格尔曾在《哲学全书》中说,拼音文字是高级文明的象征,是高于象形文字(古埃及和中国文字)的存在,这种欧洲文明优越论对于一直以来作为欧洲“边缘人”的德里达来说是极力想要反对的。
为此différance 里的a还有一层隐喻,德里达说A就像一个巨大的金字塔插入到这个词中,而金字塔其实是一个墓碑(象征着法老的陵墓与古埃及象形文字),墓碑不会说话却无声地向我们展示出死亡的信息与踪迹。
在场形而上学 | 关键概念
在场与缺席的对立
关于在场形而上学,要从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解构与批判说起。德里达认为即使是当时最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也逃脱不了语音中心主义和在场形而上学。
比如德里达在《绘画中的真理》中就曾谈到海德格尔对听的情有独钟,他能从梵高的画作《农鞋》里“听”出真理来。
在场形而上学是德里达对西方过去形而上学的一个总概括,他发现过去西方的一切哲学总是追求和赞扬在场、显现的东西,贬低缺席、隐匿的东西。
比如他们认为语音高于文字,理由是因为说话总是直接即时地表达思想,它离思想的主体(人)更近,所以语音比文字更能体现人的在场。
《绘画中的真理》
作者:雅克·德里达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 拜德雅
原作名: La Vérité en peinture
译者: 魏柯玲
即使海德格尔的哲学被称为“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但德里达还是敏锐地发现了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中的在场形而上学倾向。
在海德格尔那里,当我们说“某物是(存在)....”的时候,语言中的“存在”或“是”(being)在古希腊有着“带上前来公开出来”“在光中显现”等意思,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在这种表达中,“存在”就意味着充分地在场。
在德里达看来,当我们说“某物是....”的时候,即给其分配了某种固定的属性,为其在万物的序列中分配了一个确定的位置,所以成为在场(存在)者就意味着成为某种确定的东西。
雅克·德里达
在场就是被确定,被确定就意味着僵化,不再有生成和创造,德里达在哲学上所要反对的正是这种确定性。
德里达认为,这种独断的确定性是由语言中对“是”(存在 being)的运用所造成的。就好比中文里,我们在说“是”的时候往往是在下定义的时候。定义之“定”就在于它使运动的空间停止,绵延的时间中断,只为了在这幅静止的画面中用符号将万物差异的位点标记出来。
所以德里达将差异(différence)改为延异(différance)的一层含义,就是想强调差异(différence)一词在法语中除了通常指涉空间上的差异外,还可以指涉时间上的差异(即延迟)。所以对différance的中文翻译是“延”和“异”两个字,也同时指涉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
但如果单纯地以为“延异”只是指空间和时间两种差异相加,那依然没有抓住德里达的精髓。德里达之所以将词尾的“ence”改为“ance”,就是因为法语中“ance”结尾的词常用来表示名词的动词化,德里达想要以此强调的是,延异(différance)不是一个定义,它也不是一个词和概念,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差异的生成过程。
雅克·德里达
我们以树木的年轮举例。树的年轮为我们同时直观地展现了时间和空间的两种差异,但时间和空间在其中又并非对立的两个因素。你既可以通过年轮的圈数推测树的年龄,也可以通过树的年龄推测年轮的圈数,时间和空间在年轮中是可以互相转化不分彼此的。
既然时间和空间可以相互转化,那我们是否可以说时间和空间来自同一个源头?德里达说如果有这样一个源头的话,那这个源头就是“延异”。所以他使用延异真正想要指涉的就是使【空间-时间】这组差异(以及世间所有差异)得以生成的原因。
延异是使差异成为可能的条件,但最终使差异真正被固定下来的是语言和符号的暴力。德里达说语言和符号只是延异运动留下的“踪迹”,踪迹是在场与缺席的双重存在,它标示着有什么东西曾经来过但又不见了,并且你无法通过踪迹去还原它。如果你顺着踪迹去寻找,只会发现踪迹背后还是无尽的踪迹。
所以延异既是生成差异的力量,又是否定差异的力量,延异永远是前语言的存在,或根本就是一个非存在,如幽灵一般。
甚至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说,延异什么也不是,当我们说延异“是”什么的时候,延异已然消失。
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
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格奥尔格)
德里达的延异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张力的悖谬,一个无法抵达的源头,一个永远回不去的家。
结语 |
哲学到伦理学的跳跃
德里达对在场形而上学的解构并非只是出于一种纯粹哲学的目的,他想导向的是一种关于解放与责任的伦理学。
德里达启示我们不要再顽固地追求在场与本原,而是去倾听和回应它们的声音,接受它们为我们预留的“礼物”。不再将未来视为过去确定性的延伸,而是将未来看作一个完全异在却又向我们敞开的他者。
这样人就能既是其自身而又不只是自身,既是承载过去的总合又是面向未来的无限。
福柯在《词与物》中说“人是一个晚近的发明”,人的面孔是画在沙滩上一副图,终将被历史潮水的涨落所抹去,这就是“人之死”。
对此德里达会说“人永远在被发明”,历史中的人只是一个踪迹,人的每一次死亡都是在逃脱腐朽符号力量的宰制,在延异的永恒游戏中,人永远会在沙滩上画出自己的下一张脸。
本文部分图源网络
延伸阅读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以下书籍
《本原与延异:德里达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
作者: 朱刚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副标题: 德里达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
早期德里达最关切的哲学问题是本原问题。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本原观或本原形而上学的解构是引领其思想发展的一根主线、一个“纲”。纲举而目张,只要把握这条主线、这个纲,我们就会发现,号称晦涩的德里达,其实并不难懂,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他讨论和针对的是什么问题。比如,他的那些幽灵般飘忽不定的术语:延异、踪迹、替补等等,就都是针对本原问题而发,或者说是为了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本原观而提出:延异是对本原的延异,或本原的自身延异;踪迹是本原消逝后留下的踪迹;替补是对本原的替代-补充。
《解构之旅·中国印记》
作者: 张宁/注译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德里达专集
本书集结了德里达学生、中文译者张宁所翻译、撰写的多篇关于德里达演讲、访谈、思想介绍的文章。向汉语世界介绍他思想的难点与特点,直接切入思想者的历史生活语境。
《德里达传》
作者: 【法】伯努瓦·皮特斯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译者: 魏柯玲
阿尔及尔那个12岁便被逐出学校的犹太孩子,后来成为全世界被翻译作品最多的法国哲学家;一个脆弱而饱受折磨的、直到生命最后仍自认为不受法国大学的青睐的人。他同许多思想家一系列激烈而意味无穷的论战,无论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雅克·拉康、约翰·塞尔还是尤尔根·哈贝马斯。
为撰写这部传记,作者访问了数以百计的当事人,并参考了雅克·德里达终其一生积累的庞大的个人档案及大量通信。资料丰富全面。这部作品深刻地更新了我们对这位20世纪下半期重要哲学家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