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 臧峰宇 :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与历史深处的哲学心语
——陈先达教授访谈录
来源：《江海学刊》2016/04
臧峰宇：陈老师，我最近重读《我的人生之路——陈先达自述》，仍觉饶有兴味。您在这部自传体作品中展示了很多珍贵的历史瞬间，其中青年时代的求学经历令人过目难忘。作为江西鄱阳湖管驿前渔村陈氏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您在青年时代先后在复旦和人大读书，由历史学而入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班的三年学习使您打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原著研究的根基。那时，苏联专家和萧前老师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从1959年10月起至今，中国学者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难以计数。您主编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要》这两部教材，担任过很多哲学教材的顾问。作为经历和见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编写史的学界耆宿，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原著研究的关系问题，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创新？
陈先达：这是一个很重要也是很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原著研究有很大的区别，原理研究是规律性表述，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从苏联哲学教科书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有很强的相关性，基本脉络是有相似性的。这有其客观原因，因为世界是物质的、矛盾运动的、发展的，这些基本原理在任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都不会改变，变的是如何阐述。这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哲学的差别，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都不强调原理，柏拉图和黑格尔的看法不同，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虽然都属于新儒家，哲学思想也不一样。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哲学史”，这句话概括了西方哲学的历程，但并不完全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有自己发展的历史，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得到创造性发展，而不是发展为完全不同的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创新要坚持基本原理，但要以创造性态度对待基本原理。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思维，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方法论，而是反对原理和方法论的教条化。现在仍然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解析社会的很多矛盾和问题，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当然它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
一、问题中的哲学：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问题意识
臧峰宇：确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今的社会现实问题仍有很强的解释能力。我记得笛卡尔出版过《哲学原理》一书，他试图将形而上学、物理学和伦理学融为一炉，但这部《原理》并未达成当时学界的普遍共识，后世哲学家也并未完全因袭这部《原理》来阐释哲学问题，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确实有很大的不同。您认为要改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方法论的教条化运用，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编写者的努力。
陈先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创新实际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或者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这与笛卡尔的《哲学原理》不同，西方哲学家论述的“原理”各异其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相对稳定的。运用原理进行哲学创新很重要，我不喜欢照本宣科，很在意自己对某个问题的想法。我尽可能直面问题，而不是绕开问题。我强调哲学研究的思想性，而不是单纯的知识性。我在中学时喜欢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也很敬佩说书艺人，文学是我终生的爱好，到复旦读书时学历史学，感受到历史学的学术气氛。后来到人大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毕业后我就进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我这一生的学术生涯主要是在研究和讲授马克思主义中度过的。
臧峰宇：您1953年到人大马列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学习，1956年留校工作，人大哲学系正是在您留校这一年成立的。您曾在《自述》中对这段时光有过很多精彩的回忆，重现了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听当年与您同班学习的林尚忻老师说过，当时领导和老师都平易近人，同学关系融洽，学习气氛很浓，每次上课之后，大家都要讨论。您说过，这段时间是您和其他同班同学转向新时代的思想解放的狂飙时期，这听起来很令人神往。
陈先达：当时的学习气氛确实非常好，整天课程都是满满的。苏联专家巴尔道林和伊奥尼基给我们讲哲学课，彭明给我们讲中共党史课，张朝尊给我们讲政治经济学。给我们上课的很多老师都是华北大学培养的年轻教员。这个班是我的哲学启蒙班，班里有两位大姐是老干部，也有个别调干生，绝大多数青年学生都是从各个大学毕业生分配来的，是为新中国培养马列主义政治教员的。没有哲学功底，以前都不是学哲学的。李希凡和林尚忻原来是学文学的，汪永祥是学经济学的，李秀林是学教育学的，我是学历史学的。我在这段时间读了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主要是《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虽然理解不深，但算是打下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可以说终身受益。
臧峰宇：您谈到过上个世纪70年代几次在校外授课的经历，一次是在长安大戏院讲《反杜林论》，“三层的戏台，座无虚席。……仿佛名角在唱戏。”一次是在中山公园音乐厅，“人头攒动，满满的。有北京市干部，也有中央机关的干部，据说还有从外地赶来听课的。”这种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是具有历史性的精神现象。通过学哲学用哲学，很多人掌握了分析和思考社会与人生的合理思路与有效方法，进而实现了人生理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为人们所掌握，关键在于普及。
陈先达：当时来听课的人很多，我也不知道具体的人数，据说有上万人。我当时还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讲过《反杜林论》。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重大，老百姓不懂现象学，但都知道什么是“矛盾”，都知道为什么要“实事求是”，这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了。毛泽东喜欢哲学，希望哲学能成为人们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倡导学哲学用哲学，这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我说过，浅入浅出没水平，浅入深出低水平，深入浅出才是高水平。哲学研究无论多么强调专业性，也不至于弄到让人读不懂的程度。写出让人看不懂的东西，通常是没有消化哲学原著的结果，不能用中国语言表达世界的思想。哲学思想是深遂的，可讲授和书写的语言不一定非得深不可测。我想，假如能用中国话讲清楚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国学生也会喜欢听的。
臧峰宇：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文化自觉有关。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人们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力，结合这部作品的历史语境来理解艾思奇在战争年代普及唯物辩证法的表达方式，会有很深的教益。您多次引用康德这句话来说明哲学大众化的重要性：“缺乏通俗性是人们对我的著作所提出的一个公正的指责。因为事实上任何哲学著作都必须是能够通俗化的，否则，就可能是在貌似深奥的烟雾下，掩盖着连篇废话。”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启蒙民众、改变世界，就必须在精深理论研究的同时促进哲学的大众化。您说过，“不能流通的货币，票面价值再高也是近乎废纸。”哲学的小众化或贵族化遮蔽了爱智慧的光芒，但哲学的大众化不是非哲学化，浮浅的思想不能实现哲学的普及，这归根结底要通过哲学传播的魅力来实现，而产生这种效力的前提是哲学自身的魅力，这里似乎体现着一种辩证法。
陈先达：有些西方哲学家注意到哲学普及的重要性，写出的作品并不晦涩难懂。我们都能看懂柏拉图的《对话集》，这比有些人用翻译式的西方语言讲述西方哲学更容易理解。哲学普及也与社会环境有关，由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导向，不仅哲学，整个人文学科都受到影响，自己正在从事的职业不一定是自己喜欢的，自己喜欢的不一定能自由选择，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还具有谋生手段的性质。职业与兴趣爱好的结合是很理想的，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单纯考虑谋生问题，在职业中得不到任何乐趣，会产生职业疲劳，干一行怨一行。
哲学研究是很艰苦的。哲学思考需要坐冷板凳，需要有一种献身精神，与单纯谋生有很大不同。哲学研究也很重要。人们的精神总要有个家园，有个安放之处。可以说哲学与宗教都是精神安放之处。在西方，宗教是个安放之处，人们把肉体交给市场，把精神交给教堂。我们不应该走这条路。为此，我们要强调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解决生活贫困的问题，同时要实现哲学精神和道德重建，解决精神贫困的问题。精神和道德的贫困在一定意义上比物质贫困更可怕。物质贫困导致生活低下，而精神贫困导致的是愚昧。哲学思想需要流通，文字是思想的载体，思想应当深刻，但文字应当平实易懂，语言晦涩可能是思想贫乏的表现，也可能是中文底子比较差的表现。哲学大众化不仅要靠语言，还要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如果内容与形式都很浅薄，当然不能实现哲学的大众化。
臧峰宇：您有很多富有深意的表述十分传神，比如“诗人不识渔人苦”，这与很多白开水式的哲学普及完全不同。我觉得处理好哲学研究与哲学普及的关系很重要，哲学研究应当实现思想的厚重和深邃，哲学普及应当反映表达的通畅和生动。哲学研究要创造出高质量的学术精品，而哲学普及要关注人们的所思所想，关注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实际，通过喜闻乐见的哲学传播来提升人们的学养，哲学的大众化归根结底要实现哲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
陈先达：这是可以做到的，但并不容易。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两篇思想深遂的哲学论文，又是两篇语言通俗，能读能懂、易读易懂的哲学大众化的名篇。哲学研究必须以问题为导向。《实践论》和《矛盾论》都以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问题为导向，实践与认识、知与行、矛盾与世界、矛盾与发展的关系都是哲学问题，可两论又不是抽象讨论纯哲学问题。既在哲学之中，又在哲学之外，这就是水平。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以问题导向，应该从哲学角度关注人们关心的问题，回应年轻人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而不要只做抽象的概念文章。比如要研究自由与发展的关系问题、职业与理想的关系问题、价值观问题，就要分析青年人任性、职业疲劳和不快乐的根源，倡导愉快和幸福的人生态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反思人的问题，与面向治国理政的“大用”比较而言，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反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小用”，“小用”也很重要。不只是儒家强调修身，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强调修身。马克思主义不是道德哲学，但马克思主义包括道德和价值关怀，可以建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马克思主义关心人的问题，但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我说过治鱼和治水的差别，如果一条鱼生病了，当然要治鱼；如果一池鱼都病了，就要治水了。一个人的遭遇是自己的问题，多数人的遭遇是社会的问题，修身解决不了社会问题。道德不能救国，但可以用来教民。
臧峰宇：如今，有很多学者将马克思的理论解释成一种道德哲学，马克思哲学也确实具有道德向度，但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辩证法，在革命年代要强调社会抗争，建设社会主义要强调生产力高度发展，但在教化民众的过程中要强调道德的价值。马克思的哲学有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后的视域转换，在社会积弊沉重的革命前夜，仅谈修身可能于事无补，而在革命之后的建设时期，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强调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马克思的正义论也不只是一种道德理论，马克思强调道德与良知的意义，更强调正义与生产方式相一致的特征。
陈先达：当然，不能将马克思的哲学简单理解为道德哲学。中国革命不能靠道德来解决，也没有任何社会政策的制定主要基于对道德的考虑。革命者是讲道德的，但革命不是通过道德来实现的。马克思的理论以及他毕生的奋斗当然包含对正义的诉求，但马克思没有一种仅仅立足道德阐释的正义论，他认为只有消灭不正义的社会才能实现社会正义。这不是说道德没有意义，我们当然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人性善或人性恶是由人的社会性决定的，所以需要道德教育。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里谈到的两方面虽然不是正相关的，但确实反映了社会的实情，道德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它总要反映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而不是抽象地谈论一般的公平正义，这需要消灭两极分化，消除司法不公，实现共同富裕和人们的幸福。在资本逻辑面前，单纯道德说教是乏力的。
臧峰宇：所以要恰当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这也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有关，是否将马克思的哲学仅仅解读为一种道德哲学，实际上也反映了不同解读者的理解差异。记得您参与编写并通读全稿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1982）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专著，您的名著《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1987）被认为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学界具有最重要影响的哲学论著之一。您在这部著作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综合研究，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而《被肢解的马克思》（1990）则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角度回应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这些著作史论结合，为解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和原理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范例。
陈先达：我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和原理研究合二而一，既要解读原著，也要研究原理，也可以有针对性地研究经典作家的观点摘编，原著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原理，但如果没有原理的基础，很可能在原著研究中读出令人曲解的东西。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者依据的都是对原著的自解读，而不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原理本身。研究原理只有一个赞成不赞成的问题，研究原著则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原著是历史文本，是特定的历史年代的表述，解读原著会发现以往没有注意和重视的新思想，但这不应当成为反对原理的依据。原理是与时俱进的，原著研究的立足点是考证和解读，原理研究的立足点是实践和发展。有些西方马克思学家往往抓住某本原著甚至某段话做文章，通常忽视原理或者质疑原理，他们肢解了马克思的思想。我们不能无视原理，无视原理的原著解读可以成为一门学问，但可能远离马克思。我们重视经典著作的研究和学习，其目的是更好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原理，而不是相反。
臧峰宇：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学术经验。您曾引用“旧邦新命”这个提法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包括创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民族复兴，也包括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应当与时偕行，我们无法回到箪食瓢饮的春秋古巷，也回不到落英缤纷的桃源故里，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试图以古正今的做法并不可行。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需要立足于当今时代，以唯物史观的文化视角审视传统文化的现代境遇。您说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是“非此即彼、冰炭不可同炉”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形态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品格。
陈先达：社会是往前走的，思想也不可能往后走，中国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有的学者说，没有糟粕，留下的都是精华，糟粕已被历史淘汰掉了。这是不懂传统文化的经典文本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的说法。经典文本当然是精华，但传统文化积弊陋习也会保留下来，所以移风易俗很重要。可以说，好东西往往在书本里，不好的一面会积淀在社会现实生活中。而且经典文本本身，由于时代和条件限制，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民贵君轻当然好，可封建社会的现实是君贵民轻，岂止君贵民轻，而是官贵民贱，一个知县被称为大老爷，老百姓是小民。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经典中包括许多好东西。但能不能运用，取决于现实的当政者。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得人心者得天下，人心不可违，等等，我们可以由此写出一本又一本著作。可为什么历代的亡国之君都失民心呢？为什么老百姓成为覆舟之水呢？因为亡国之君的阶级利益决定他要加重对人民的压迫。所以，必须把传统文化经典文本的教导和封建社会的现实区分开来。如果以经典为尺度，早就是大同世界了。我们应该把握传统文化经典的精华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现实之间的区别。
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对很多传统文化的话语，我们当代的理解和儒家当时赋予它们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比如说儒家讲“天人合一”，包括意志之天、道德之天、自然之天，有多种内涵。可我们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远远超出原意。它融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生态哲学的观点。如果执着于原始儒家天命论、道德论的“天人合一”，那我觉得荀子说的“天人相分”更有道理，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的关键。
臧峰宇：通过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今天的中国文化已经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百年探索表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步实现有机的融合。当然，在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全盘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这种否定民族文化的做法被证明是不可取的。如今，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人们应有的重视，但也出现了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论调。研究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应当把握中国文化发展规律，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语境转换中重塑传统。
陈先达：确实应当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发展规律，要区分封建文化与封建社会的文化，封建社会的文化并非都是封建文化。毛泽东说过，封建社会的文化有不少人民性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任何民族文化都不是超历史的存在，都要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黑格尔说过，文化不是一尊不动的雕像，而是流动的河流，这种说法是对的。因此文化发展存在着继承传统和再铸传统的问题。就当代中国而言，我们不仅有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的革命传统。
研究文化传统问题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文化观本质上是历史观，文化研究要立足当代，背靠传统，面向世界和未来，而不能开历史倒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要站在社会形态更替的高度。封建王朝的易姓不是社会形态的更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社会形态的更替。旧邦新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有了新形态。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不是为了尊孔复古。我们不能忘记民族文化的血脉，但我们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是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并添加新的传统，而不是以一种传统否定和取代另一种传统。
臧峰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改革开放初期产生了重大影响，实践的命题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关键命题。您早在1963年发表的《实践检验和逻辑证明》一文中就从逻辑证明的角度论述过真理标准问题，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和真理的关系需要逻辑证明，也需要在历史中审视，实践和真理都是具有历史性的命题。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强调，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您也曾说过，“历史是零存整取算总账的”，“历史规律就是历史的深处”。
陈先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完整地说应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性认识的标准，也就是用实践来检验人们的认识是不是符合真理。什么是真理与什么被认为是真理并不一样，真理是不可推翻的，被推翻的都是被认为是真理的观念。真理的标准不能因人而异，不能认为一个人说2+2=4是真理，另一个人说2+2=8也是真理，真理是一元的，真理的一元性，即真理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只能由实践来检验来证明。实践标准并不排斥逻辑证明。两者应该统一。用最通俗的话说，实践标准注重的是事实，而逻辑证明注重的说理。如果只能举出事实，而不能说理，或有理说不出，在重大理论问题的证明上是有缺陷的。因此，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性认识的唯一标准，要超出经验主义水平，必须是能说理，有理、合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个哲学命题，不是暂时性的口号。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新认识都要通过实践来解决，并通过实践来检验。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发展的。
臧峰宇：很多学者关注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的关系问题，甚至有在顶层设计之后还要不要摸着石头过河的疑问。也有人说，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没有石头可摸了。这个问题关乎如何理解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的关系，也涉及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功能。
陈先达：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是辩证的关系，如果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顶层设计就是空想。摸着石头过河是个形象的比喻，不存在没有石头可摸的情况。因为人们的实践总要碰到新问题，新问题在没有解决之前，就是石头，新的石头。顶层设计是对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总结，如果不知水的深浅，是做不出理想设计的；同样，摸着石头过河也要总结经验，不是只摸石头，不知如何过河。我们要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摸着石头过河，顶层设计要基于实践经验，社会实践也要心有全局。既要高瞻远瞩，也要脚踏实地，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的辩证关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经验。
臧峰宇：哲学问题可以是对实践生活中的问题的归纳和总结，也可以是在哲学的内在逻辑演绎中纯粹思辨出来的理论问题，前者通常比后者更有生命力。您在《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一文中对此作过深刻阐述。我认为通过归纳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做出顶层设计，进而以顶层设计为指导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并检验已有的认识，在深思中将其上升为理论规定，就是问题中的哲学。强调社会实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可能成为一种高水平的学术；同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单向度化为一种学院派哲学，就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社会生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与发展的土壤，实践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加深邃，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性形态和实践应用中得到了深刻体现。
陈先达：这么理解是对的，只有来自问题中的哲学，哲学中的问题才有生命力和现实性。哲学研究要提出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哲学，但哲学问题不应当是凭空冥想出来的。哲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回答现实中的问题，而不是构建纯粹的理论体系。哲学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它的本质是相对稳定的，它对现实问题的解答必然带有时代的特点。作为哲学的哲学问题也来自于实践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熟悉哲学史，但他们研究的主要是问题中的哲学，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回答现实中的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问题中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表明，只有从哲学角度深刻回答现实问题，哲学研究才有生命力。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为西方哲学的分支，就不可能运用它解析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这种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实践性，也只能提出远离现实的哲学中的问题。
臧峰宇：缺乏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鲜有时代性，这种哲学并不立足于当代社会发展实际，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语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体现了它的解释能力及其现实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它的时代化，在于它持续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如果不能有效地回答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遭遇边缘化或自我放逐。它既要立意高远，也要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它要为分析和归纳生活中的规律提供原理和方法。这要求它必须成为时代的哲学，必须回答时代的问题，必须与时代水乳交融。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正确性，运用哲学原理深刻地回答现实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能力。毛泽东说过，“有用的非即真理，但真理必须有用。”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复杂的现实问题，推动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这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学用结合的，也就是说，学哲学用哲学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百年发展过程中主要体现了两个特点，一是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从边缘成为主流，二是实现了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和结合。成为思想文化主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时代化和大众化，它是在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实现综合创新的，它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始终找准社会位置并明确自己的社会角色，同时回应时代的需要，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作为我们时代仍然不可逾越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时俱进，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这是它永葆理论青春的要义所在。
二、在散步的路上：走向历史深处的哲学心语
臧峰宇：多年来，您不仅深入阐释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问题，还出版了7本以“心语”、“夜语”、“遐思”、“回归”、“闲思”、“杂论”、“拾零”来命名的思想随笔集，这些随笔集将“哲学的深沉、文学的优美、历史的丰富”融为一体，读之令人难以释卷。您在《漫步遐思》的前言中说，“文章是不是可以‘变个写法’？即使是哲学的难点、疑点或争论不休的问题，也应该放下架子，写得通俗点，活泼点。”您在这些思想随笔中回答了很多现实问题，以通俗、活泼的方式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确实变换了文章的写法。
陈先达：我觉得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貌似高深，实际上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哲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关键是能在喜闻乐见的话语中分析实际问题，同时启发读者深思。我的第一本随笔集《漫步遐思》出版后，有很多读者来信谈他们的阅读体会，特别是谈到通过读这本书引发了他们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这本书后来多次再版，我又陆续又写了6本随笔集。这些随笔反映了我的一些即时的想法，可能是刚刚读完一本书，也可能是刚看完一则新闻，或者是遇到一件实际的事情，总之都是我的一些真实感受。“不动笔，不读书”，这句话是有道理的，现在动笔主要是敲键盘，我在20年前学会了五笔字型输入法，这些随笔都是我在电脑中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我试着用这种方式回答了人们感兴趣的一些问题。
臧峰宇：这些即时写作的哲学随笔记录了您近年来的学术心得，您在《哲学闲思录》中将这些随笔“比喻为农家盖房子，木料、砖瓦平时有点积累，不过堆在院子里，即写在笔记本上，当积累到一定时期需要盖房子时，再一样一样清理出来。”读您这些一气呵成的随笔，感到非常畅快，这里有很多淡定从容的道理。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惊异、闲暇和自由，“闲思”是哲学研究的一种应然境遇。您这些论述不仅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阐释，也包括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老庄哲学的新见；既探讨了关于改革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涉及对道德、宗教、智慧、生死、幸福等问题的生动论述，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用喜闻乐见的中国话语表达哲学问题的通达境界，并由此思考与自己相关的问题。
陈先达：我读的书比较杂，主要是哲学书，也有文学、历史学、传记，读书总要思考，把思考的东西写出来，就是读书笔记，这些笔记对写随笔是很好的积累。其实，很多思想家的思想并不都体现在论文里，有的是对话，有的是寓言，庄子讲过很多有趣的故事，这里面有很多处世哲学，有很多以柔克刚、与世无争的道理。我喜欢闲思，这些随笔都不是命题作文，都是我有感而发。我一直强调要做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借鉴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精华。哲学是一个大家族，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一种唯一的哲学，哲学研究是在对话中发展的。哲学的表述总会体现民族性和时代性，理论未必是灰色的，但生活之树常青，如果哲学永远来自于生活，哲学就会成为常青藤。哲学家如果不食人间烟火，只是躲在由概念和范畴建成的哲学堡垒中，智慧之花就会枯萎。
臧峰宇：您说在这些随笔中，“最具现实性、理论性用力较多的是《史论拾零》”。您在这本书的上篇阐述了历史研究的重要范畴，例如，历史事实、历史规律、历史评价、历史目的、历史的周期率、历史的因果律；在下篇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以及若干历史理论的主要内容，例如，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决定论、历史选择论、历史辩证法。这些文字睿智而鲜活，以历史随笔的形式回答了很多关键的历史哲学和历史科学问题，这是否与您早年的历史学学习经历有关？这让我想到您在第十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上讲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功能，这些回归生活的随笔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看似不拘一格的随谈，但当这些文章合在一起，就清楚地体现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写作思路。
陈先达：我在复旦学的是历史学，但当时是刚解放，各种运动很多，我没有系统的历史知识。我的一些历史知识是我毕业后自己东翻西翻得来的，很不系统也很不专业。但我对历史很感兴趣。我在《史论拾零》中主要用哲学分析历史学问题。我在这本书中用力比较多，因为历史是厚重的，历史事实是现实的，哲学研究可以从历史中得到智慧。
我说过，历史事实具有一次性、历史现象具有相似性、历史规律具有重复性，历史规律永远胜过历史经验。对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体现了历史观，苏轼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说明历史事实是不能重复的，人不是生活在历史中，而是生活在现实中，历史是过去了的现实；但历史现象有相似性，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有时会发现现实发生的事仿佛历史上某种事件的重演。当然相似性不是重复性，因为它是不同条件下，由不同的人担任主角。因而只是相似而不是重复；只有历史规律是可以重复的，历史既是人创造的，又具有规律性，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也是历史的剧中人，所以必须把握历史规律。历史的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融合在人的历史活动中。我这些随笔不是历史考证，不关注历史的细节，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进行的历史分析。读史使人明智，就是这个道理。
臧峰宇：毛泽东写过一首《贺新郎·读史》，诗意地概述了人类的历史演进，浸润着唯物主义历史观。“一篇读罢头飞雪”，人在历史面前是有限的。读您的历史随笔有一种很强的感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以对历史的理解为基础，宽广的历史视野是深化哲学研究的前提。您在随笔中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审视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这些研究试图解决人的主观意志与客观规律的关系问题，也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陈先达：诗所表达的历史，只能是形象化的，否则不是诗。这与学术研究的表达方式不同。《贺新郎·读史》这首词描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从无阶级社会到阶级社会，以及阶级斗争的历史状况，“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诗歌虽然不是历史，但诗歌反映了历史事实，体现了诗人的历史观。哲学研究要揭示历史规律，对历史事件的单一解释不能被看成原因，原因是客观的、深层的，是不能制造出来的，而某种解释或借口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人的意志要服从历史规律，这不是说人在历史规律面前无所作为，而是说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通常体现为“合力”，人们的“合力”创造了历史。纸币发行过剩，导致通货膨胀，发行更多的纸币是人们的主观行为，其结果导致了通货膨胀，这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全世界都一样。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能的。我的历史随笔更多的不是事实细节，而强调对历史现象的哲学透视，探究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臧峰宇：这也涉及评价问题，人们因主观意志而做了某种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其实是缺乏经验的结果，不能将这简单地归咎于个人品德，而应寻找符合历史规律的改进方案。这是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如何认识和把握规律，既需要重视也需要具有相应的能力。
陈先达：没有人的社会活动，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运行的规律不是某个人创造出来的。是有了资本主义制度才有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理在事外，理在事先之类的理论是不对的。人创造了科技，但科技发展的两面作用，它对生产力和文明的推动作用和它对劳动者剥削和奴役的加深，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讲的劳动异化理论就包含这个道理。人的活动的结果并不都是活动主体所期待的。出乎预料的结果，在历史中常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贫富差距，仅靠资本家个人的品德修养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的，因为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没有贫富区别的资本主义，是违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的。
臧峰宇：您说过，“哲学家不是社会的旁观者”，您对社会现象和社会规律的解读给读者和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年，您的课堂拓展到整个生活空间，很多精辟的见解都是在散步的路上讲的。每次陪您在校园中散步，我都能在您睿智的目光和洪亮的嗓音中读懂哲学的现实关怀，您对时事的评论总是令人回味良久。最让人惊讶的是您对微信的娴熟使用，看到和听到您在微信中的文字和声音，让人感喟“老骥伏枥”的壮美。《散步·路上》这本书记载了您和学生聊哲学的历史片断，这些对话涵盖关于人性、生活、命运、社会、历史、文化、认识、学术等方面的沉思，您说自己“仿佛是一部年代久远、思想陈旧的时钟”，我们都感到这部见证并创造历史的时钟与时俱进，嘀嗒的思想是岁月的琥珀。
陈先达：我说过，人是要往前走的，我愿意接触和使用新生事物，愿意使用和阅读新的哲学传播媒介。我觉得哲学传播要运用现代手段，但改变了哲学的传播手段，并不意味着同时改变了哲学内容或者说文化性质。运用现代传播方式来传播庸俗的哲学思想，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心灵鸡汤”对有些人来说是美味，它安慰了人们的心灵，但是，对有思想的人来说是浅薄的，大多数鸡汤宣传的基本上是“空”与“无”。我与学生们谈过很多哲学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对有些问题的阐述需要岁月的积淀。这也反映了知识和智慧的差别，知识可以过时，但智慧是永恒的。2000年前的科技已经落后了，但是，2000年前的智慧如今仍然是智慧。这是智慧高于知识的地方。能够创新的通常是知识，而智慧的创新不易。因为需要知识的积累、发展和创新，才可能转成智。哲学是黄昏后起飞的猫头鹰。这是哲学的发展总不如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的原因。知识，需要学习，传授，哲学不仅要学习，还需要生活历练和自己的体悟。有钱可以买到知识，各种学习班多如牛毛，可没有一个学习班可以出卖智慧。知识是可以买到的，智慧是买不到的。知识可以是别人的，智慧只能是自己的。
臧峰宇：您在这些随笔中提出了很多问题，问题中包含着答案，蕴含着很多道理。无论是评点历史，还是谈论文化，都是在说理。您谈的是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说的是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这些分析不是为古而古，而是为今而古，面对的是当代社会的问题。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到故纸堆中找现成的答案，更不能苛求古人，而要在时代的发展中直面这些问题。通过分析这些问题并阐明其中蕴含的道理，我们看见了思想中的时代，似乎也看见了历史的深处和未来的走向。
陈先达：古人为我们提供的只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对这些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运用取决于当代人。历史的最深处不是历史的细节，细节是历史表面的东西，历史的深处是历史的规律。历史和现实不是绝对对立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联系是规律性的联系，而不是某些事件的一般联系。研究历史，要研究历史状况为什么会如此，它有历史的根源和现实的根源。研究古代政治家强调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应该是水舟关系、鱼水关系，很有启发意义，但共产党应该比这更进一步，应该是血肉关系，而不是仅仅把百姓当作养鱼之水和覆舟之水。
臧峰宇：这既体现了传统观念的当代转化，也体现了实践传统观念的方式的变化，这种转化是因时代变迁而体现了一种实际需要。固守传统或墨守成规未必可行，优秀的传统是我们美好生活的重要来源，但运用这种优秀传统观念的方式往往会体现时代的印记。
陈先达：关于“孝”的理解就是这样，中国社会结构改变了，以往的农业结构改变了，家庭结构改变了，人际关系改变了，遵照古代的“孝”的观念是根本做不到的。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应该孝顺老人。“孝”，应该是“孝道”，这个孝道是不能变的，但孝的方式是可以变的。孝道体现了亲情关系，是一种人伦的重要原则，但沿用古代孝的方式是不可行的。对诚信的理解也是如此，市场经济中的诚信不可能是非契约的。“一诺千金”是农业社会的情况，不是市场经济中的情况，在市场经济中，一切都要遵照法律合同，但这不意味着人们不要讲诚信。不能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只当作抽象概念，当作是永恒不变的天道。它之所以能够作为人类的道德原则，是因为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具有相同的社会关系，但具体表现是与时俱进的。
臧峰宇：您说过，“时代需要可信又可爱的哲学”，要做到可信可爱，需要更新哲学解析问题的思路与哲学表达的话语风格。有一种看法认为搞哲学研究的人都挺“神道”的，其实大多数搞哲学研究的人都不“神道”，而且还很厚道。认为哲学无用，试图消解哲学的做法有多种原因，但以往哲学表达的晦涩与哲学远离生活实际的取向影响了人们对哲学的评价。在任何时代哲学的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哲学研究者也应当有回归生活的自觉，使哲学力透纸背的阐述和透彻的说理可信可爱，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使命所在。
陈先达：我注意到王国维说过一句话，“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其实，哲学的可信与可爱并不矛盾，哲学问题并不都是纯粹思辨的，当它解析鲜活的现实问题时，就可以既可信又可爱。如果把哲学研究理解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驰骋，它就可能高耸于天国，让人们敬而远之。只要深入分析人性和生活中实际问题，哲学话语就可以沁人心脾，使人感到温暖。道不远人，远人非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关心人们在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关心人们的处境 。我们的时代需要可信又可爱的哲学，这种哲学致力于改变以往哲学可信与可爱相互分离的状况。它的道理应该是科学的，可证实的，有说服力的，它的关注点应该是面对现实问题的，是回应人们的实际需要的。我在这些随笔中努力写得让人感到既可信又可爱，这种表述方式可能比有些论文的传播效果要好。
臧峰宇：您在《哲学心语》中说，“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本传记，……我现在正站在生命的尽头，是一本从后往前读的书。”其实，我们面对您这本大书，一直都是从前往后读的，我们觉得在您的文字中仍然迸发着一种马克思主义学术青春的激情。最近，您的14卷全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学界认为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几乎同时，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您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与《可信又可爱的哲学》，这些著作矗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镌刻了思想的印记。您在多年来的教学与研究中最重要的学术心得是什么？这对年轻人一定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陈先达：我觉得自己的一生非常平淡，生活中只有家门和校门，我这么多年来的体会主要有两点：做人要谦虚，做学问要执着。个人的思想是有限的，能力也是有限的，现实中的复杂问题不是某个人都能回答的。我只是思考了很少很少的问题，并提出自己不成熟的见解，供其他思考者和实干家参考。我没有太多的实际工作经验，比较了解的是学校情况。当然，每天听新闻了解一些时事，也对一些问题发表过意见。我知道有理有据地回答现实问题很难，这不由得我不谦虚。但是，做学问必须执着，要敢于坚持真理，在真理问题上是不能谦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敢于直面现实问题，要敢于质疑不当的言论，但要以理服人。最大莫过理，最强莫过理。中国人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对哲学也适用。哲理，哲理，哲学是有理可讲的，是要讲理的。不讲理，就不是哲学。即使是“存在就是被感知”、“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等等明显唯心主义命题，也要讲出令人信服的道理，而不能仅仅是断语。我想我们中国人将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富有远见和现实力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智慧，希望在你们年轻人身上。
臧峰宇：谢谢您一直以来的鼓励和教导，期待读到您更多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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