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兰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对抗中，中国始终占据着上风
在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海德里克（Daniel Headrick）所著《技术、环境与疾病：帝国主义征服史》中提出，大多数舰船史书认为，16到19世纪初的帆船时代，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舰队在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战争的时代。但是从亚洲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完全不同。中国人控制了港口，日本政府严格控制与西方的接触，欧洲人的坚船利炮优势并没延伸到沿海水域和狭窄的浅海地带。因为这里是划桨战船和平地帆船的天下。
书名：技术、环境与疾病：
帝国主义征服史
作者：[美]丹尼尔·海德里克（Daniel R. Headrick）
ISBN：978-7-300-32645-0
出版时间：2024-04-15
定价：109 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日本和欧洲人
文｜丹尼尔·海德里克
印度洋上的港口都是防卫很薄弱的独立城邦国家，因此葡萄牙人用武力轻易就介入了这里。然而进入东亚水域后他们遇到了中国。1514年，当第一艘来到中国的葡萄牙船抵达广州下游的珠江入海口时，就遭到了充满敌意的对待，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占领中国藩属国马六甲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这里。五年后，葡萄牙人西芒·丹德拉德(SimodAndrade)带领一支舰队沿珠江北上来到广州并发射了炮弹，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对他们的蔑视和侮辱。葡萄牙人还变本加厉。他们拒绝支付进口关税并欺侮登船收税的官员，不让别的商船卸货上岸，甚至还绑架了一些孩童，把在印度洋的胡作非为拿到中国来故伎重演。1521—1522年，另一支葡萄牙船队来到珠江口的屯门，却遇上了比他们更强大的中国船队，一番较量之后葡萄牙人被赶走了。在那之后，中国政府下令地方官员停止与葡萄牙的贸易，并着手准备舰队以防葡萄牙人再次来犯。于是几十年内葡萄牙的走私者都只能通过贿赂官员偷偷做些交易。直到1557年，敌对情绪才终于冷却下来，当地的官员允许葡萄牙人在珠江口的澳门建立一个贸易仓库，而远在北京的中央政府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了解到这一信息。
中国人曾经走在技术的前列，发明了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然而肯尼思·蔡斯(KennethChase)认为，中国人的创造性只在战乱和分裂的年代［例如宋(960—1279)和元(1271—1368)]才被激发出来。而在相对平静的明朝(1368—1644),中国政府对枪炮武器持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中国的官员从不喜欢军人和战争，他们担心有朝一日枪炮落入盗匪草寇、起义农民或不忠诚的军队手中将会引起极大的麻烦，然而他们也了解枪炮的军事价值，并认识到葡萄牙大炮的优势。一位高级官员曾写道：“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当他们允许葡萄牙人进入澳门时，也容忍了传教士进入中国并争取一些信徒，因为教士们也带来了枪炮制造技术。因此在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漫长过程里，带来西方的技术和劝人皈依基督教是同步进行的。
急于利用任何机会削弱葡萄牙势力的荷兰人于1622年袭击了澳门，但很快被击退。与一个世纪前的葡萄牙人一样，荷兰人在一开始也试图强迫中国人按照他们开出的条件进行交易，然而一系列与中国舰队的冲突迫使荷兰人做出了让步。荷兰船只虽然在外海上占有优势，但中国式的平底帆船既可以凭借轻便的优势在顺风时超越它们，还可以在荷兰船无法进入的沿海浅水区穿行。中国式战船实质就是商船配备了石灰粉、长矛、飞镖、弓箭和火箭等武器装备，其擅长的战术是撞击并登陆敌船。船上会有一些小型的、品质较为低劣、杀伤力也较小的火炮。一部1624年的军事专著解释道：“广东大战船用火器，于浪漕中起伏荡漾，未必能中贼。即使中矣，亦无几何。但可假此以吓敌人之胆耳。”
于是，荷兰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对抗再现了一个世纪前葡萄牙人与土耳其人的模式：一个控制外海，另一个则在近海占有优势。正如1623年一位明朝官员所述：“此夷所恃巨舰大炮，便于水而不便于陆，又其志不过贪汉财物耳。”由于荷兰人的主要目的就是通商，而中国人可以完全控制这些港口的进出口渠道，在必要时切断与外国人的贸易，因而在这场对抗中，中国人始终占据着上风。
1644年，明朝被清朝取代之后，忠于明朝的郑成功—以“国姓爷”为人所知—撤退到台湾。1661年，他带领数百艘战船、25000人的军队出现在“热兰遮城”外。围攻数月之后，“热兰遮城”陷落，荷兰人被赶出中国台湾。在20年后，清朝又将台湾收入版图。
在早期近代，日本是海上距离欧洲最远的国家。因而它也是葡萄牙人最晚到达和贸易量最少的亚洲国家。但葡萄牙人的出现却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1543年，一场暴风雨将一艘中国帆船吹到了日本沿岸，船上是三名带着火绳枪的葡萄牙人。不久之后，更多的葡萄牙人来到这里，有的坐着中国帆船，有的坐着葡萄牙船。日本人热切地向新来者的技术和宗教敞开了怀抱。一位荷兰的旅行者J.H.范林斯霍滕(J.H.van Linschoten)这样写道：“日本人思维敏捷，对看到的任何事物都会快速地学习。”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o Mendes Pinto)则认为：“他们天生沉溺于战争，在战争中他们比我们所认识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兴奋。”基于葡萄牙的技术模型，日本人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制造步兵武器，尤其是火枪和大炮。
川原庆贺《远眺海船入港》（约1830年）
1549年，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来到日本并开始传教。日本社会内部固有的紧张关系加上这些外来观念和技术的引入，导致皈依基督教的人数和国内自相残杀的战争数量同时急剧增加。到17世纪早期，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开始迫害当时已经达到10万规模的日本基督徒。而在此前比较宽松的80多年里，葡萄牙商人经常乘坐自己的商船或者是雇佣各国船员的中国帆船前往日本。他们为中国和日本之间（而不是和欧洲之间）带来了相当繁荣的贸易，将中国丝绸、瓷器和印尼香料销往日本，同时从日本带回银、铜和其他产品。
然而从1636年开始，日本幕府禁止其人民到国外旅行或建造船只。两年后，他们驱逐了葡萄牙人。此后每年只允许一艘荷兰船停靠长崎湾内的出岛(Deshima)。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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