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形而上学必须先于存在论
而是存在论必须先于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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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内·马格里特《人类境况》
“第一哲学应该是存在论还是形而上学？”本书是对第一哲学这一问题域的推进，柏若望教授借助费希特的知识学这个特殊的案例来阐明问题，因此，本书置身于先验哲学这个领域中。而本书真正的兴趣则在于研究一个深入的问题：费希特的先验哲学思考是如何使自己与“存在论还是形而上学”这一问题相关联的？对于“存在论还是形而上学”的抉择而言，费希特这一新的努力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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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若望（Johannes Brachtendorf）
《形而上学与存在论之间：费希特知识学研究》，以深刻的洞见，将费希特哲学放到传统形而上学的视野去考察，不但对我们理解费希特哲学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理解传统形而上学很有裨益。今天为大家推荐守望者牛皮纸系列新书：《形而上学与存在论之间：费希特知识学研究》。
书名：形而上学与存在论之间：费希特知识学研究
ISBN：978-7-300-33226-0
作者：[德]柏若望（Johannes Brachtendorf）
译者：周小龙 阿思汗 施林青 徐逸飞
定价：98.80
出版日期：2024-10-08
费希特的哲学模式
文｜柏若望
在《论知识学的概念》（1794）这部作品的第一版前言中，费希特表达了双重意图。一方面，他想要把哲学提高到“一门不证自明的科学的地位上”。由于他把哲学视作 “ 许多科学中的第一科学”，费希特事业的目标就在于为整个知识奠基。作为第一科学（primascientia），知识学以全部知识的最高原则为课题。另一方面，费希特的目标在于“把独断论体系和批判体系之间有争议的要求完全统一起来”。在注释处，“我们的认识同某种物自体的联系”被说成这一争议的对象。这里讨论的首先是知识论的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延伸至形而上学，就此而言，它还涉及对象的存在方式。费希特自己凸显了这一讨论的形而上学特征，因为他在这部作品的第二版（1798）中将这里引用的表达更具知识论特色的注释删除，并在新的前言中将知识学描述为“形而上学，它不是一种讨论所谓物自体的学说，而是对出现在我们意识中的东西进行生成性的推导。由于知识学应该引导人们去裁决关于物自体的争论，即关于认识对象的存在的争论，它就发挥了形而上学的作用。费希特想要在对各门科学奠基的同时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哲学作为不言自明的、建立终极理据的科学，起着一门新式的形而上学的作用。反过来，费希特关于一门第一哲学（primaphilosophia）的计划实质上也打上了一门第一科学之需求的烙印。
费希特谈论到“对出现在我们意识中的东西进行生成性的推导”，这已经暗示了一种新式的形而上学。这门形而上学显然指向了意识，或者更一般地说：指向了主体性。在更后的段落中，费希特写道：“知识学的客体毕竟是人类知识的体系”；而这个体系又意味着“理智的行动方式”，更确切地说，是理智“必然的行动”。当费希特说到，知识学者（wissenschaftlehrer）是“人类精神”的历史编纂家，更确切地说，是人类精神的“注重实际的历史学家” ，他就形象地表达了知识学以内在的行动为目标这一特性。
知识学的这三个标志可以确定下来：它是最高的科学，它是形而上学，它是人类精神的行动理论。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这一术语描述了一个计划，它通过一门第一科学为别的科学建基，它同时描述了这个计划的执行方式：对认知主体的运作方式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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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论知识学的概念》这部著作绝大部分包含了对知识建基这个观念的阐释。对于对象之存在的追问首先完全被搁置，主体性理论也只是简明扼要地被表达出来。与此相反，第一哲学对所有其他科学的建基功能得到凸显。跟沃尔夫一样，费希特也认为，最高科学是为所有其他科学提供原则的科学，自身无须从别的任何科学借来原则。不过，费希特比沃尔夫清楚得多地意识到，第一哲学不仅必须为所有处于其下的科学的合理性负责，而且自身就是一门至少必须产生其自身方法的科学。比起第一哲学的传统观念所提出的合理性要求，费希特对作为科学的知识学提出了明显更高的合理性要求。即便在费希特那里拔高的合理性之律令在内容上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得到实现，这里仍然是一个康德式的动机在发挥作用。康德的要求是， 结束一切盲人摸象，从而将形而上学引向科学的道路。在康德为1791年有关形而上学的进步的有奖征文所撰写的稿子中，人们也能发现先验哲学被描述为一种取得“可靠进展”的“知识学”。
费希特认为，一门科学从形式上看包括了许多命题，这些命题依赖于一个卓越的命题——“原理”。这个原理建构了科学的统一性。为了能够真正产生知识，除了诸命题的融贯，必须起码保证原理的确定性。
所以必须至少有一个命题是确定的，这个命题给予剩下的命题确定性；这样的话，如果这个命题是确定的，第二个命题必然也是确定的，这个命题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定的，第二个命题必然也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定的；当第二个命题是确定的时，第三个命题必然也是确定的，第二个命题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定的，第三个命题必然也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定的；如此等等。
它（原理）必须在所有连接之前就是提前确定的和无可置疑的。剩下的命题中必然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在连接之前就存在，而是通过连接才产生。
费希特在这里想到的显然是一门纯粹演绎性科学的理想，根据这一理想，通过分析就能够从一个确定的命题中获得更加确定的推论。这门科学必须是先天的，因为各门经验科学不能够按照上述的方式展开。物理的规律不能够从一个原理中演绎出来。这些规律的确定性——如果人们能够谈论它的话——的前提条件是，它们不能够违背某些预先确定下来的原则，但是它们本质上是与经验绑定在一起的，服从归纳的规则，而不是服从演绎的规则。一个预先确定下来的命题的确定性以及与这个命题的融贯性对于经验科学命题的真理性而言最多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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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论知识学的概念》
费希特认为，一门科学在两方面依赖一个它不能自己完成的建基：就这门科学的原理的确定性而言，和就这门科学的推论方式，或者说，就这门科学的各命题相互连接的条件而言。这完全符合亚里士多德的理解，“证明自身的原则并不是每门科学要做的事情”，在这点上，不仅结论的前提属于原则之列，而且某些普遍的规则如排中律，也属于原则之列。因此，通过一门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第一科学，人们开启了对各门科学之阶序的思考。它对处于其下的各门学科的作用在于它确立了原理和所有可能科学的“系统性形式”。它是科学的科学（scientia scientiarum）——知识学。它自己也是科学，由诸多命题组成，包含了一些相应的要素：一个原理和一个系统性的形式。它们不再能够通过一门更高的科学而被证明，因为它们作为 prima scientia（第一科学）的构成成分本身已经是知识的基础了。关于原理，费希特这样写道：
知识学的原理，和借助于知识学的所有科学和所有知识的原理，绝不能获得证明，即是说，绝不能归结为任何一个更高级的原理，从这个更高级的原理与知识学的原理的比较中说明后者的确定性。但是，知识学的这个原理必须给一切确定性以基础；因此它必须是确实的，而且在它自身、为了它自身、并通过它自身都必须是确定的。
费希特在 《知识学》（1794）中才指明，这个通过自己而确定的命题如何能够被找到，它具有怎样的内容。费希特在这里只是说，原理的内容——如果存在这样一个原理的话——是这样的，“它在自身中包含了所有可能的内容，但它自身却不包含在任何别的内容中。它纯然是内容，是绝对的内容”。
/ 作者简介/
约翰·布拉赫滕多夫 （Johannes Brachtendorf），1958年生，中文名柏若望，图宾根大学天主教神学院教授，教席为“神学的哲学根本问题”（Philosophische Grundfrage der Theologie），兼图宾根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研究重点为形而上学、精神哲学、宗教哲学，主要著作有《费希特的存在学说》（Fichtes Lehre vom Sein. Eine kritische Darstellung der Wissenschaftslehren von 1794, 1798/99 und 1812, 1995），《奥古斯丁论人类精神的结构》（Die Struktur des menschlichen Geistes nach Augustinus. Selbstreflexion und Erkenntnis Gottes in De Trinitate，2000），《奥古斯丁的忏悔录》（Augustins Confessiones, 2005）。
/ 内容简介/
在该书中，作者独辟蹊径，以传统形而上学的存在论为基本线索，批判性地考察了费希特在1794，1798/99和1812年三个版本的知识学形态，指明了它们的内在的演进线索。该书指出，知识学的困境与“发展一种同时是存在论的形而上学”这一努力相关联。费希特要求，借助先验哲学的思维方式，不仅仅要去阐明其自身并不“存在”的存在者根据，而且要去推导出存在者的实存和规定。作者认为，这一要求太高，从而导致了知识学的内在张力与不断重写。作者主张，我们应该将存在论从形而上学中划分出去，存在论要自立门户。该书以其深刻的洞见，将费希特哲学放置到传统形而上学的视野去考察，不但对我们理解费希特哲学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理解传统形而上学很有裨益。尤其是该书分析了1798/99和1812两个版本的知识学，对中文学界的后期费希特哲学研究所有帮助。
/ 目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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