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李斯：《使于四方：秦汉使者与帝国的社会治理和边疆经略》

书名：使于四方：秦汉使者与帝国的社会治理和边疆经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作者：李斯

ISBN：978-7-300-32872-0

定价：69.00

出版日期：2024-06-15

李斯所著《使于四方：秦汉使者与帝国的社会治理和边疆经略》即将面世，作为对这一学术主题有所关心的读者，很愿意在这里说几句肯定的话。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边地出土文献所见秦汉使者研究”（项目批准号：１６ＦＺＳ００５）的最终成果，这部学术专著按照起初论证时的设定，以边地出土文献作为基本学术信息来源，结合历史文献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尽可能取材全面、视角开阔、考论详备的研究，表明作者坚持以文物“证据”为主要考察资料，遵循实证原则的学术立场。这种立场，也体现了作者秉承科学精神的治学态度，值得赞许的良好学风。

从全书的内容看，结构设计是比较合理的。“绪论”之后，辨明使者名义及相关概念，分述内地使者与社会治理、边地使者与边疆经略，又讨论了秦汉“间使”问题。可以说，考察了与秦汉使者有关的主要历史与文化问题。只是将“秦始皇与求仙使者”部分列于“间使”题下，或许有的读者会以为不尽合理。而“以直指绣衣使者为例”，是否可以说明“汉代使者特征”，或许也存在一定疑问。其实，大多数学者与他们的学术著作，可能都难以与所有的读者实现全面的沟通，对许多问题有不同理解是正常的。能够合理选定论题，就关键问题提出新见，视野有所开拓，认识有所提升，理念有所升华，对此前的研究有所推进，特别是能够对读者的思考有所启示，就是值得称许的。李斯《使于四方：秦汉使者与帝国的社会治理和边疆经略》一书，因此可以看作一部成功的学术论著。作者尝试将秦汉使者更多地作为一个历史群体予以考察，探讨使者群体在秦汉政治与历史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努力方向是正确的。作者注重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的结合，注意数据统计和现象的分类归纳，同时重视对于政治学、统计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方法的借鉴和运用，这些做法的成效，体现在书中陈述的诸多学术新识之中。

作者在论述中，多次使用“统一帝国”的说法，也说到“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书题也明确标示“秦汉使者与帝国的社会治理和边疆经略”。书中亦频繁出现“秦帝国”“汉帝国”词语。“帝国”一词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使用，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这里或许有必要就有的学者明确表示反对使用“帝国”概念的态度，谈一点个人看法。

多有师长学者在课堂授业、会议发言和日常交谈中发表过不同意以“帝国”指称中国古代政权的意见。他们有时在表达中提示古代中国没有后世西方“帝国主义”这种政治存在，以为“帝国”“帝国主义”的出现，有其时代条件。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考察“帝国”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论者指出：在研究中，尤其是在与“疆域”“国家的构成方式”等问题有关的研究中，将王朝称为“帝国”是错误的。在清代晚期之前的中文文献中，几乎从未将历代王朝以及本朝称为“帝国”。论者以为：在很多研究中使用的“中华帝国”“帝国”“清帝国”等语词，实际上只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界定，即王朝存在的时间和王朝直接控制的空间，因此对这些研究本身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等。不过在这些研究中，完全可以用“王朝时期”“清朝直接统治的地域”等语词，于是，建议今后在有关“王朝”时期的研究中都应当避免使用“帝国”一词，且要慎用“国家”一词。于是主张在分析时尽量不使用“帝国”“国家”这类具有近现代西方意涵的语词。

其实，“帝国”可以看作指代强势政权的符号，不一定界定“时间和空间”。关心秦汉时期历史文化的朋友都知道，自“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新的政治格局出现，政治史也进入了新的阶段。而秦人作为皇帝制度的发明者，“秦并天下”，是特别重视“帝”这一名号的。秦昭襄王十九年（前２８８年），“王为西帝，齐为东帝，皆复去之”。《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说，“秦自置为西帝”。当时还有“秦为西帝，燕为北帝，赵为中帝，立三帝以令于天下”的说法。秦、齐放弃“帝”号，《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的说法是：“秦昭王为西帝，齐湣王为东帝，月余，皆复称王归帝。”所谓“归帝”，即废止了“帝”的称号。黄歇上书说秦昭襄王，有“迟令韩、魏归帝重于齐，是王失计也”语。司马贞在“索隐”中说：“谓韩、魏重齐，令归帝号，此秦之计失。”可知“齐湣王为东帝”是秦的策略。帝号使用尽管短暂，却标示了政治史的转换。正如柳诒徵所说：“周赧王二十七年十月，秦昭王称西帝。十二月，齐湣王称东帝。虽皆复称王，天下已非周有矣。”

虽秦、齐“皆复称王归帝”，然而司马迁在称颂秦昭襄王的政治功绩时使用了“昭襄业帝”的话语方式。“业帝”的说法，又见于《史记》同一篇章，用来肯定汉高祖刘邦于秦王朝之后继续皇帝制度的功业：“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

秦始皇在确定“皇帝”名号时，是特别在意这个“帝”字的。《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写道：“秦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于是，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然而秦王政决定：“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于是，“制曰：‘可。’”

不知道秦始皇“其议帝号”的指示当时是否如此明确。既然已经言“其议帝号”，王绾、冯劫、李斯这些秦始皇最亲近的助手为什么会忘记“帝”字，以“泰皇”为“尊号”。然而秦王政本人“号曰‘皇帝’”的决断，形成了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定制。

称“秦并天下”之后的秦制为“帝制”，称秦始皇创立的秦王朝为“秦帝国”，似乎不存在什么异议。瞿兑之《秦汉史纂》著于１９４４年，是较早问世的一部秦汉史研究专著，其中总结秦始皇统一后的政治建设，即题“帝国之新制”。

有关“帝国”的不同意见，似乎是围绕中国帝制时代晚期的历史评价而生成的。也有欧洲学界１６世纪初即尝试用欧洲的帝国观来识别中国的说法。“帝国”“带着军事暴力的意涵”，“帝国和王国都是君主政体，但二者处于不同的级别。帝国或帝王涉及更大的地域空间，视野更广阔，而王国或国王涉及的要有限、狭窄得多”。而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则以为黄帝（Ｖｉｔｅｙ）“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帝国”。这当然符合秦始皇“上古”“五帝”之说。而《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司马贞在“索隐”中说：“尚，上也，言久远也。然‘尚矣’文出《大戴礼》。”

汉代严遵所著《老子指归》卷五《为无为》载：“是以圣人，不为有，不为亡，不为死，不为生，游于无有之际，处于死生之间，变化因应，自然为常。故不视而明，不听而聪，扶安天地，饰道养神。提挈万物，帝国治民，解情释意，俱反始真。”这里的“帝国”，“帝”应当理解为动词。

《老子指归》所见“帝国”与我们这里讨论的“帝国”不同。但是似乎并不能说“在清代晚期之前的中文文献中，几乎从未将历代王朝以及本朝称为‘帝国’，检索《四库全书》电子版，也基本没有‘帝国’一词”。也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虽然以‘帝国’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能检索到３１８条记录，但其中绝大部分结果实际上都不是‘帝国’一词，而是由于古汉语缺乏标点形成的类似于‘皇帝国号’这样的检索结果”。

例如，《艺文类聚》卷五一引梁任昉《初封诸功臣诏》：“自非群才并轨，文武宣翼，将何以启兹景祚，弘此帝图。”“弘此帝图”，有的版本作“弘此帝国”。“图”“国”字形相近，容易错讹。但是言“弘此帝国”，上下文义也是合理的。还有其他一些文例，都确实使用的是“帝国”一词。如唐《开元占经》卷一五《月占五·月晕列宿同占六》：“石氏曰：月晕房心，帝国有兵庙堂……”又如王勃《江宁吴少府宅饯宴序》：“遗墟旧壤，数万里之皇城；虎踞龙盘，三百年之帝国。”蒋清翊注：“《隋书·薛道衡传》：郭璞云：‘江表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此外，又有张何《早秋望海上五色云赋》：“壮瑞图之旧箓，应乐府之新声。似帝乡之迢递，冀有司而见行。悠悠帝国三千里，不托先容谁炫美。希君顾盼当及时，无使霏微散成绮。”“三百年之帝国”，“悠悠帝国三千里”，都是唐人使用“帝国”一词的典型文例。宋人言及“帝国”者，则有《黄氏日钞》卷五五《读诸子·文中子》：“若夫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德与无为，而以战言，虽老子未尝道。”则又出现“帝国”“皇国”等级有异的不同说法。

看来，古代文献基本没有“帝国”一词之说，是并不确实的。

否定“帝国”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适用性的学者认为，虽然“帝国”一词并没有非常精准的科学定义，但通常“帝国”指的是领土非常辽阔，统治或支配的民族、人口众多，拥有极大的影响力的强大国家。从今人看来，用这一概念来称呼历代王朝，尤其是那些强盛的王朝似乎并无不妥。但是帝国和王朝存在两个根本性的差异。至于是怎样的根本性的差异，论者指出：第一，“帝国”无论地域多么辽阔，但都有着一定的范围，而“王朝”的地域则涵盖了整个“天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涵盖”，并不是要去直接占有，而是名义上的“占有”，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是除“华”和“九州”之外，其他的“蛮夷”之地，并不值得去关注。第二，虽然“帝国”之间必然存在争斗，但大部分“帝国”在名义上是可以并存的，或者并存是帝国之间的一种可以接受的状态。但对于“王朝”而言，同一时期，在名义上，“王朝”只有一个。虽然很多时候，存在多个“王朝”并存的局面，且这些“王朝”之间由于无力消灭其他“王朝”，因此对于这种“并存”在表面上达成了一些“默契”，但在内部话语上，则都一再否认其他“王朝”存在的合理性，且都力求最终要消灭其他“王朝”。

论者写道：总体而言，就空间结构和政治结构方面的“疆域”和“天下秩序”而言，“帝国”与“王朝”是根本不同的。基于此，在研究“疆域”“国家的构成方式”等问题时，将“王朝”称为“帝国”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会将一些对“帝国”的认知潜移默化地带入“王朝”的研究中。

现在看来，断言“将‘王朝’称为‘帝国’是错误的”这种意见，还有讨论的必要。

李斯所著《使于四方：秦汉使者与帝国的社会治理和边疆经略》书题出现“帝国”，书中论说亦多使用“帝国”一词，就秦汉史研究的学理出发，我以为并没有什么错误。当然，关于“王朝”“帝国”用词是否合理的辨析，可以专文讨论。

虽然我们举出了“帝国”语词早期出现的例证，但是在传统政治史记述以及通常的政论中确实并不常用“帝国”一词。但是，“王朝”同样并非史籍文献所见常用语汇。只能说“王朝”，不能说“帝国”，“将‘王朝’称为‘帝国’是错误的”这样的意见，要增强说服力，可能还需要更充分的论证。

以上就李斯《使于四方：秦汉使者与帝国的社会治理和边疆经略》一书简单谈了一些随想，不能说是全面的评价。还有一点想法也愿意在这里和读者交流。从“使者”在秦汉文献中出现的频次以及在秦汉政治史中起到的作用来看，“使者”应是当时社会生活中比较活跃的身份。本来应当作为拙著《秦汉称谓研究》的研究对象的，然而拙著却未能有所讨论。

这正证明了我时常表达的意见，秦汉史研究论题无穷之多，个人即使做再多的努力也无法兼及。人届衰年，这样的感念愈为深切。当然，生存一天，就要继续读书思考。这里可以借用汉初据说致使“尉佗慑怖”，“百越来宾”的著名成功“使者”陆贾的一段话以自勉：“君子博思而广听，进退顺法，动作合度，闻见欲众而采择欲谨，学问欲博而行己欲敦，见邪而知其直，见华而知其实，目不淫于炫耀之色，耳不乱于阿谀之辞，虽利之以齐、鲁之富而志不移，谈之以王乔、赤松之寿而行不易，然后能一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也。”

王子今

２０２４年４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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