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也不好怎样回答，汪先生这番说话，我是感激的，然而我的确是一个敬老慈幼的人，共产党和第三党的朋友们不少在杂志的文章内公开骂我是温情主义者，是封建道德的残余。大概汪先生是怕我和吴稚晖先生再吵闹罢，好!从此我真缄默不作声，看看我是不是象吴老先生所骂的“毫无忌惮的小人”!
南京是到了，有三个人我很难见面，去见他不好，不去见他也不好。哪三个人呢?第一个是蒋先生，我差不多是反蒋的急先锋。第二个是吴稚晖，在上海我们打笔墨官司，真是双方都头崩额裂。第三个是李任潮，我驱逐过他，而他又曾替我树立过共祸纪念碑。但中国真象谭组安先生所说，到了不了之时，自然就了。我们到南京，全住在铁道部的寄宿舍，蒋先生打了一个电话找汪夫人，说他知道他们到京，本来是想来看我们的，因为铁道部人太杂，请汪夫人，孟余，和我三个人，至军官学校相见，这个第一重难关算已度过去了。
第二天夜里，蒋先生在励志社宴请全体中委，我突然碰见吴老先生。幸运得很，他坐近门口，而我远远坐在另一边。谁知等到席散之时，他老先生还站在门口不走。这太难了，难道他不走，我也不走吗，正走到厅心，碰着陈布重先生，我差不多当他是救难符，拉着他说话，心中期望吴先生快快出了门，我好走。谙于世故的吴老先生，大约也知道我面嫩，笑吟吟的走到我身边，和我握握手，说：“公博先生，几时到的?”这把手握，算是两家前嫌尽释，莫逆于心，这样第二度难关也度过了。
第三度难关跳得更容易，当全体会议的第一天，我到会场门首签到时，李任潮先生正在署名，两个人偶然一碰头，拉拉手，他说：“公博先生，你好吗?不见很久了。”这样两个人一起说话，一起入场，旧日的怨恨全算冰消瓦解了。
当全体会议之前，日本又进兵锦州，那时上海的学生全体到京请愿，一天竟打入了中央党部。真是全国沸腾，人心激昂，中央虽然还没有具体办法，可是国民政府主席倒已选出来，五院院长和各部部长也都分别选定和特任，这样广州非常会议就此结束，而国难也跟着一天一天的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