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先生突然到杭州，孙哲生他们绝对不能原谅的。他到杭州的前一天，冯焕章去见他，医院说汪先生病得很厉害，不能见客。孙哲生也去见他，医院还是拿病状厉害为理由，谢绝来宾。昨天还病重，今天忽然乘车到杭州，这是什么一回事，任你如何解释，孙哲生他们依然不能谅解。
南京政府正入了混沌状态，上海终于打起来，日本海军见了陆军在东四省建奇功，也想援例在上海来一次沈阳事变，恰巧三友实业社的工人，打死一个日本和尚，海军方面提出种种的过分要求，上海市政府都答应了，依然还要跃跃欲动。上海事件那样紧张，而孙哲生死也不肯回，于是在一天之内，便提出汪先生任行政院长，改组行政院，当时忙得要死，各部长也不及补人，外交部长由司法行政部的罗钧任督兼，铁道部由我暂兼，而内政部则由汪先生暂兼，因为政府须要立刻迁洛。
如果真是战争，南京确是危险的，只在南京的下关，就泊有日本几条兵舰，把国民政府摆在日本炮火射程之内，岂不变了容易作城下之盟?行政院一成立，即商议马上把政府迁洛阳，二十五、六两天，各部都把重要文件装上火车，由津浦路转陇海路出发。
当日各部部长没有行的仅四个人，军政部何敬之是留守南京的，自然不能走。外交部罗钧任要负外交职责，也只有暂留，交通部陈真如本来是京沪卫戍司令，也不能不坐着指挥军队。至于我呢，本来没有留的必要，但我真要看看怎样打法，对内战争和对外战争怎样的不同。罗钧任并且留着我帮忙他，我只交代次长郭春涛带着职员移洛办公，我留在南京看热闹。
我们四个部长约定每日在萨家湾外交官舍见一次面，以备交换情报，二十七中午，我们照例会见，何敬之没有来。
“真如，倘若日本海军真要打起来，你们是不是要抵抗?”我急切的要问个究竟。
“据高佬蔡说，上海打不得，那里没有阵地。将来要打，也必定要撤兵至真茹和南翔，”高佬蔡是蔡廷锴的浑名，真如解释着。
“真如，你错了。你们除非不抵抗则已，要抵抗还是应该在闸北。你们以为闸北不是阵地，但日本人占了闸北，不来真茹和南翔，你们岂不是有抗战之心，无抗战之实。而且我承认这次上海战争，还不是军事战争，而是政治战争，倘若在闸北不流一滴血，闸北必将变为日本的租界。”我把许多理由告诉真如。
“公博说的话很对，赶快打电话到前方.”罗钧任承认我的献议。
真如想一想，承认我有理由，即在桌上拿起军用电话打至上海找蒋光鼐：
“你是景然吗?公博主张除非不打，打就要在闸北。你的意见怎样?”
“贤初也是那么主张，就这样干罢。”蒋光鼐停了一阵，在电话那一头答话，大约已得了蔡廷错的同意。
上海的战争差不多成了定局，我们得到许多消息，都说日本海军非冒险行动不可，只是痴心爱好和平的人们，心里还挂着一线的希望。日本总领事送到上海市政府的要求，吴铁城市长都接受了，并且也正式道过歉了。据吴铁城的报告，日本领事馆也很高兴的告诉他，大概已没有什么变故，然而日本的外交岂是在领事馆手内的?一月二十八早上三点钟，日本的海军陆战队，事前没有一点通告，进攻闸北，而十九路军也积极抵抗，掀起了上海“一二八”之役的民族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