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了古勃勤对我的批评，我真忍不住笑起来，我劝汪先生说：
“我们不要听古勷翁的说话算了，我个人是毫无问题，我看汪先生还是和胡先生合作有利。”
大概当时也许是事实，也许是汪先生已具成见，也许汪蒋合作早在我回港之前已经成熟，我无论如何说法都说不进去。而且前几天我也见过孟余，他反复说明汪蒋有合作的必要，他说汪蒋在民十三四年在广州同负艰巨，虽然中间分离，可是有过共同的历史。而且汪蒋的左右多数是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身，性格多数相同，比不得胡先生底下全是官僚，格格不入。我印证了汪先生夫妇的说话，不觉默然，算了罢，反正国家到了这个地步，难道我还坚持一己之见到底吗?不过我默祝，即使汪蒋合作，汪胡也不可再破裂。
我辞了汪先生出来过九龙，在渡船中正碰着伍梯云和傅秉常一群人也在船内，他们正过海去附美国邮船到上海。我见梯云坐在舱内，人很多，只和秉常在舱外的船面说话，我请他转达梯云，劝胡先生千万和汪先生合作。
在香港又住了一个多月，上海的和平会议已开，孙哲生又赶回来开四全大会，那时国民政府的主席虽然不知道定什么人，可是行政院由孙哲生组织，倒是双方同意。孙哲生在浅水湾酒店约我谈话，提出组织各部问题，征求我的同意任实业部长，而孟余则为教育部长，我答复他等我问问汪先生的意见再说。
那时汪先生已有电来，邀我到上海，南京方面朱益之、丁超五、周启刚，也联名电邀我到京，我这样便启程，京粤两方正忙着开四全大会，我两处都没有出席。我想将来问题正多罢，两方面都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不料我到上海，汪先生已在上海的大世界游艺场开了一个选举大会，选出了十名中央委员。据汪先生说，广东的名额，本由他们操纵，所以只有招集退席代表在沪开会，根据代表的名额，产生这十名中委。这个办法，我心内真是不赞成，有经验的汪先生，多顾虑的顾孟余，居然有这样非常手段，我虽然佩服，但究竟以为不可以为训。
到上海时，和平会议早已结束了，中委也选出了，胡先生不止释放出来，而且已回广东了。
“你还主张和胡展堂合作吗?他反对你极烈呢!他劝我回广东，我鉴于在粤的气闷，实不愿回。最末后他说：‘精卫，如果你要和我合作，你必定要离开公博。’‘你为什么原因那样不能谅解公博呢?’我问。‘我别的都能谅解，惟有他在文章里批评我，我实在不能谅解。’”汪先生又反复的把胡先生临别的话告诉我。
“我主张汪胡合作是为着整个党的前途，并不为着我自己。胡先生反对我，最多我不能做官，他总限制不了我的活动。我的年纪还轻，可做的事业也很多，汪先生不要为我个人打算。”我又反复的想汪先生最后容纳我的意见。
十二月二十第四届的全体执监委员要在南京开会，汪先生忽然患病 在医院，不能起床。在我的想象，汪先生若然不到上海则已，到上海终归要入南京。我很想汪先生和孟余在京主持党政，而我则留在上海办杂志，汪先生这一病，我的计划倒变了幻梦。我到医院辞行，汪先生谈了一阵，我便辞去，刚刚我到了房门口，汪先生又叫我转回，他卧在床上对我说：
“我还有一句话；你到了南京，对于一般老先生是必要让他们一点。这班老先生的心理，我是很明白的。他们的心内说：‘你公博的能力，我是承认的，但年龄终归是我大，你不让我，我是不答应。’这样，我想既然合作，你就让他们一点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