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非常会议，我始终没有参加，但我虽然没有参加，而改组派的朋友倒有许多身与其事，这一段史实，我打算从我出国时起，到参加南京政府时为止，全是传闻的不写，专叙述亲身所听，亲目所见的。
我为什么出国?原因真是复杂到难以叙述，让我一件件的描绘在下面罢。
以前我不是说改组同志会自始的主张就不统一，组织就不健全吗?实在说，改组派的成立，是成立于一本我所著的《国民党所代表是什么》那本小册子，末后《革命评论》刊行，更标出许多主张。归根一句话，或者我是对，或者我是错，我承认社会是有阶级的。因为有阶级，就有阶级的争斗，我自然不承认阶级争斗的过程和终局，象马克斯那样宿命论的呆板。对于阶级争斗，有些国家是不能避免的，有些国家是可以预先设法消弭的，我的理论根据是承认社会有阶级，而提出种种方法去消弭阶级争斗。
然而顾孟余先生是否认有阶级的，他也知道有阶级，但恐怕提出阶级两个字，会惹起争斗的情绪，他于是提出“职业”，提出了“界”代替了阶级的名词，对于我那本小册子分析成农工和小资产阶级认为不对，所以改组同志会成立之初，起了不少的争论，终于后来经汪先生调停结果，把小资产阶级改成了“小市民”。
汪先生是调停了，但他还是依顾先生的主张，而且他一次从巴黎来信，采纳了林柏生先生的提议，主张国民党是“超阶级”，我批评了一顿，虽然不算激烈，也是不大客气，于是汪先生更不满意。
改组同志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上海——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中央委员难于产出，即以粤方委员为中央，换一句话说，即是以汪先生为领袖。但不知汪先生听了谁人的话，以为汪先生要做改组派的领袖，不如做全党的领袖，这句话我也承认为有十二分的理由，自此汪先生虽然数数来电，指示改组派的方略，并亲自提出欧洲干部的名单，但他对外宣称，他对于改组同志会是同情的，但他不是改组会的同志。
汪先生既然否认他是改组派的领袖，那领袖自然是顾孟余和陈公博了，然而孟余先生身弱多病，谈一个钟头的话就要睡一天的床，而且他最怕麻烦，怕谈话，怕见客，于是一切事务都集中我的身上。不过我始终也未承认过我是领袖，并且我也最怕做领袖，以我的地位、年龄、脾气，都不合领袖的资格，只是慢慢一班同志既没有人请教，不期然而然的集中一切问题到我身上。在一班派外的人物，虽然或者不以为我夺取领袖地位，但在他们看来，我的形势有些象历史上权臣用事，势倾人主。
派外的人物都有这些感觉，汪先生的左右，自然有些不安，加以汪先生未回国之前，广西的俞作柏因勾结某党，立刻失败，于是广东一班将领，又把广西失败的责任，推到我的身上。这件事情，的确我蒙不白之冤，俞作柏在民国十七年我只见过一次面，这次他运动李明瑞是上海总部同意的，张向华和唐孟潇是和俞作柏会过议的，薛伯陵和李朗如是陪着俞作柏在上海计划，而且又陪着他一路由上海回香港的。他们怎样做，我在巴黎，一概不知，迨我由欧洲回至香港，俞作柏早已回桂。但张向华他们，本来就不愿意动，及撤兵回至广西，找不到俞作柏，自然光起火来，于是俞作柏失败，我要负责任了，俞作柏勾结某党，我也要负责任了，他们不止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而且胜则居功，败则诿过，诿过应该诿之什么人，自然又是我陈公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