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夜我们挂了一辆专车往郑州进发，半夜冯先生派人来报告军情，我们只得在半路上一个记不起名称的火车站上停车相候。这一耽搁便已到差不多天亮，刚过顺德府，有人来报告，说石友三军队已自由行动，一部分军队已斜出大名。阎先生立刻变了色，因此行必要经过新乡石友三的防地，这个消息如果确实的话，岂不是大家立刻要全做俘虏。阎先生踌躇了半刻，教停下车，要偏劳汪先生自行，自己挂了一个小机车，把我们的车辆分作两半，我们南来，他自己北辙。阎先生怕做俘虏，难道我们就不会做俘虏吗?不过当时实在再无适当的人去郑州，我们仗着自己是文人，而石友三又在浦口举过兵，和我们有过联络，凭这一点关系，大胆唱唱空城计。
我们三天之内，两过黄河，我在车内睡不着，天色微蒙之时，又到黄河桥，我眼见一两只水鸟逐流上下的低飞，忍不住诌了一首七绝：
四野奔流遍甲戈，两番深夜渡黄河；
雄心渐似秋心淡，欲化闲鸥逐逝波。
冯先生还在前时的破庙等我们，汪先生把来意说明之后，冯先生也不犹疑的赞成。
“但这事办起来，恐怕有许多困难吧?”汪先生听了冯先生赞成之后，加这么一句。
“事虽困难，势在必办。”冯先生很斩钉截铁的说。
这事算已原则决定了，至于如何把全部军队退至河北，如何驱逐奉军，如何布置沿河的据点，那是军事专家之事，那早照例食油条稀饭，照例八点钟飞机来炸，照例午饭是炖鸡、大肉、馒头，不过在许多照例的当中，在午饭后我觉得有些异样了。中午汪先生和冯先生都休息睡午觉，我和王东丞走进参谋室，看见张省三和李兴中在抽三炮台香烟，他们见我来很欢迎，说：“公博先生，请抽一根三炮台，冯先生那里只有红粉包，大概你不过瘾的。”
我们一面吸烟，一面谈到军事。他们谈话倒不避忌我们，认为军事无望，据河自守也不是计划。他们有主张和蒋先生开和平谈判的，也有主张派人去见张汉卿请收编的。这些都不是沙中之语，而是公开讨论。这种事我是有经验的，在广州失败时候就有这个现象，这完全表现了军心动摇，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
刚食过夜饭，消息似乎很紧，据说南边已有一团南京军队冲人，更有一个情报说黄河桥附近就有百多土匪窜入来，冯先生还镇静，在神厅上退回了他的走廊，摊开地图在地上，和几个参谋在那里点着蜡烛指手画脚。少顷我们都到草地，冯先生就在席棚下打军用电话：
“喂，那边有些小子冲进来，你们赶快派一营人去堵住。”冯先生口角还挂着笑容，把军用电话挂上，又和我们谈话。
他一面谈话，一面催我们早点动身回石家庄.王东丞在我耳边说：“我们催汪先生早点走罢，听见军事很紧，这边早晚便要失守。”我那时已经证实，所谓百多土匪就是南京方面的便衣队，我们在九时左右便上车，冯先生还很从容的陪我们上车站。
那夜在路上再不停留，第二天过新乡也看不出什么动静，这样我们便回石家庄了。我们和阎先生见面之后，即于第二天早上入太原，汪先生至太原时，车站还很热闹，全城的文武官员、党部、民众团体，都在站上欢迎。在山西大饭店门前，汪先生还对大家演说，但李冠洋他们有几个人在大呼“打倒改组派”，我因人声喧闹，听不见，可是有些改组同志听见，大发牢骚。我按住他们，叫他们不可以和李冠洋先生一群人那样没见识；我的看法阎先生不久也和我们一样失败，只是冠洋先生要表示李派的力量，不能不闹一阵，恰象囚在笼内的一群雄鸡，大家都走了背运，依然还要相啄的一个小把戏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