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事变发生前，苏联应该是看好张学良的，毕竟有中共对张的信任和推崇，尤其是张的反蒋抗日主张，更符合中共的现实心态。但在1936年7月后，随着两广事变迅速被老蒋平息，莫斯科认为老蒋才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军事领袖，领导中国抗日，非他莫属。但莫斯科并没有明确放弃支持张学良，这些信息，远在苏联的莫德惠肯定汇报给了小张。小张在西北的存在依然是防止老蒋倒向日本的一颗重要的棋子，因为小张是不可能投靠日本的。
作为老蒋，在华北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有和日甚至屈服于日本的倾向，这对苏联是不利的，如果蒋介石得不到外援，他是完全有可能倒向日本的。虽然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高涨，但只靠民间情绪抵抗日本，那是不现实的。
两广事变平息后，老蒋嫡系中央军大军调往西北，准备对陕北红军实施最后的打击。张学良的东北军要么剿共，要么调离西北，而剿共和调离西北都不符合小张的利益，老蒋最终都会拿掉小张的军权。没办法，小张决定铤而走险，抓了老蒋，行成既成事实，再高举抗日大旗，取得国内反蒋势力和民众的支持，甚至杀了老蒋，以绝苏联支持蒋介石的念头。这种举措至少中共是肯定支持的。再加上老蒋仍然坚持剿共，苏联对蒋也是不高兴的。而此时的中共红军已经很难再承受老蒋大军进剿的最后一击了，陕北已经电告国际，他们准备突出陕北，再次长征。如果红军此时离开西北，张学良西北大联合的计划就彻底泡汤了。
“事到临头须放胆”，这是父亲生前对自己的教诲，看来只能铤而走险赌这一把了，并不是完全没有赢的希望，最不济就割据西北，做西北王，这也符合苏联人的利益。所以小张没事先通知莫斯科和中共，就直接抓了老蒋，发动了西安事变。原因是怕他们反对，干脆造成既成事实，迫使莫斯科认可。
小张这一手的确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包括老蒋、中共和莫斯科，最高兴的当然是陕北了。据张国焘回忆：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天！”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 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一直在那里狂笑的毛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扬去打头阵。”
“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痈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
但斯大林迅速做出了反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并且态度极其强硬、坚决。这出乎中共的意料，也出乎张学良得意料。如果斯大林态度暧昧，小张是准备杀了老蒋，让南京群龙无首。
殊不料事变发生后，苏联竟然强烈谴责，将它说成是日本人的阴谋，全国舆论更是激愤如沸。12月15日，蒋梦麟等北平六大学校长通电张学良，强烈谴责事变：
“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当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
“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达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对外交斗争经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所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正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能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