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德的回忆可知：
1、左路军为洪水阻断去路、无法前进是真的。他还引用了《西行漫记》记载的毛对斯诺的谈话，说毛用“河水突然上涨，无法渡过，于是把两支军队分开了”来解释红军分裂，过于轻描淡写。
2、他也提到张国焘下令让右路军撤回，但他是从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下的弊端中推测出来的。而且，他指出当时军委事实上已不存在，根据红军一贯规矩，张作为红军总政委有权这么做。
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报，主旨无非是一句话：“南下没有发展前途，没有战略退路（也就是无法逃苏联）”。确实如此，藏边地区离苏联很远，人口与资源都稀缺，藏胞不会参军，部队只有损耗没有补充，这都是客观事实。
但张国焘的回电更有理：
红军极度疲惫，大量减员，北上将遇到指挥统一、装备精良的中央军。而且敌人运兵方便，只要一停留下来，敌人就会源源而至，越打越多，很难立足，势必重蹈长征时在贵州与云南的覆辙，张的质问非常有力：
“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
而南下则不过是打四分五裂、勾心斗角、装备粗劣的川军，又是深山密林，利于四方面军那些惯走山路的川娃子，不利于敌人快速运兵。虽不利于扩展，却也不至于灭亡。
一言以蔽之，在北方没有根据地的前提下考虑问题，则北上有着被歼灭的实实在在危险，唯一好处是有跑苏联的希望，但忽略敌军封锁不计，光从地理上看都是梦想。西安与中蒙边境最南端直线距离大约是1100公里，实际距离至少得翻倍，其间有几百公里的沙漠，能活着穿越的人大概不到十分之一。而南下虽无发展前途，但毕竟没有立即全军覆没的危险。
张国焘还有其他理由：
北上必须扔掉伤病员，也不能策应和救援兵力非常单薄（仅五千人）的二、六军团（即后来的二方面军）。拒绝考虑这些问题，还谈得上什么起码的阶级情谊？
于是在卓克基会议另立中央后，四方面军随即南下，在川西南发动了一系列战役。四方面军兵锋所向，节节胜利，先在大小金川地区击溃刘文辉、杨森部六个旅，毙俘敌三千余人，接着又在“十多天内连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共歼敌五千余人，击落敌机一架。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及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均被我控制，造成了东下川西平原，直掠成都的战略态势，成都告急，重庆震动，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大小军阀，无不惶惶然”。 （徐帅《历史的回顾》）
但好景不长，据徐帅回忆：“我军南下川西南作战，与蒋介石的‘剿匪’大军，碰个正着。”的确如此，蒋介石一直在考虑对日抗战，早就选定西南作为战略后方，着意经营西南。正如徐帅指出的那样，1935年10月间，也就是中央到达陕北时，老蒋成立重庆行营，宣布“指挥剿匪之军事重心，即移于重庆”。随即派大批军政要员入川，并对川军进行了整编。
因此，四方面军在川西南大肆活动，转移了蒋介石的注意力，使得那儿成了剿共重心，北上的中央这才能生存下来。如果当初全军随中央北上，那也就没这种好事了。须知陕北与川西南不同，没有高山密林可以藏身，唯一的“战略退路”便是逃外蒙，而穿越大漠可是凶多吉少。中央逃过了这一灾难结局，与四方面军坚持在川西南发展分不开。
然而四方面军迅即从胜利走向失败。据徐帅说，张国焘在解决粮食和过冬的被服后，主张主力向西，重点夺取康定、泸定，将来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西康地区发展，而他和陈昌浩主张东进，夺取天全、芦山、名山、洪雅等地区，进窥川西平原，以获得人、粮补充。张国焘数电前线徐陈退守西康，徐陈拒不从命。
刘湘唯恐红军进入川西平原，急调八十余团兵力扼阻，在百丈镇与红军激战七天七夜。红军毙伤敌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双方都打得筋疲力尽。但中央军薛岳部随即从南面压了上来。红军只好转攻为守。此后，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和川军主力大举进攻天全、芦山地区，红军不支，被迫撤向康定、炉霍、道孚，在当地休整，直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红军先胜后败，原因何在？据徐帅说，主要是蒋介石向川军各部队派了政工人员，多数军官又经峨嵋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战力极大地加强了。张国焘则认为失败似乎证实了毛泽东的“敌人飞机大炮厉害”论。他说，在攻打天全时，红军本已突破川军防线，县城唾手可得，却遭到敌机轮番轰炸，以致攻势被阻。三百几十名伤亡中，竟近三百名死于空袭。敌军的碉堡阵地威力也比过去大多了。他因此也觉得飞机与碉堡确非他们的力量所能摧毁，不过，占据那一带也不会如毛所说的变成瓮中之鳖，因该地区幅员辽阔，无法封锁，地形险要，交通阻塞，敌军也不敢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