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之役自然将来历史有官书的记载，我这里所记述的是当时的情形，和政府的内幕。
或者，我要记述还是应该从汪蒋合作当时的情形叙起罢。我进南京之时，汪蒋到底合作的成熟已到了什么地步，我一概蒙在鼓里，或者因为我曾劝汪先生和胡展堂合作，所以汪先生不再和我商量。十二月底我到了南京，璧君曾约我和顾孟余到何敬之家谈过两次话，当时在座的有主人何敬之，和来客陈果夫、于右任、叶楚伦、邵力子、朱益之等几个人，那时原定国民政府主席举于右任，而行政院长选定孙哲生，那就是将国府主席和行政院长分给宁粤两方的意思，汪先生只愿意任政治会议主席，而不愿兼其他的实际职务。不过到了一中全会，主席团提出国府主席是林子超，行政院还是依照前议，至于中政会则设常务委员三人，即是汪先生、胡先生和蒋先生三位。
南京对于孙哲生掌行政院大概早是不满意的，宋子文已有计划的打击孙哲生，他暗地里叫财政部职员全体辞职，来一个总同盟罢工。哲生对于财政了无办法，他知道自己兼，会塌台，因之还是征求宋子文，子文本来有计划的，当然不肯干，继之又征求孔庸之，庸之或者想干，但也为着他们的团体罢，婉转的拒绝。孙哲生没有办法，只好命黄汉梁署理，一切部长都特任，惟有财政部是署理，那自然整个行政院摇摇欲扑。黄汉梁上台之后，一筹莫展，军饷本来早已欠了不少，只是在他半个月任内，就有一千多万发不出。至于政府的经费，只是实业部一部，原来经费是每月八万多元，黄先生一月之内只发过三万元支票，而这三万元支票当中，有二万元是空头，始终支不出。这样怎么干呢?单是财政一个问题，已够行政院倒塌了。
其次陈友仁的外交部，除了在汉口硬干一个方法以外，也提不出什么办法。他主张和日本绝交，这个案提出中政会讨论了几次，毫无结果。我当日也是不赞成绝交的，因为绝交是应该断绝一切关系，连侨民也应运送回国，中国有的是租界，对于汉口和天津的日本租界，中国能有力量收回吗?日本侨民住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中国也能有力量把他们送回本国吗?况且绝交第二步便是宣战，当时宁粤两方都不够力量对外战争，并且也始终没有预备对外战争，这样无效的绝交，仅是一种高调，实在于国家无补。
蒋先生在他的奉化故乡，发出通电了，他明白的反对对日绝交和宣战，说对日宣战三天就可以亡国。蒋先生既是这样主张，如果真是对日战争，他的军队当然不会打仗，张汉卿已明白的不抵抗，阎百川刚刚由大连飞回山西，自然也无力打仗，这样如果真打起来，只有两广的军队了。两广的军队固然没有准备对外，即使有了准备，也不能以两省之众而敌日本全国之师，况且由两广调兵至北方，更是一件谈何容易之事。
财政无办法，外交上寻不出一条端绪来，孙哲生先生又怎样能支持下去呢?于是借着外交政策不行为名，一去上海便不再回南京，连带离职的还有内政部长李君佩先生、外交部长陈友仁先生、铁道部长叶誉虎先生，甚至南京的市长马星樵先生也一去而不复返，南京真成了无政府的状况。
孙哲生能走，我是不能走的，第一，我们本来不是一个责任内阁，无连带辞职的束缚，况且他们事前一点都不通知我，而且又只是走而不是辞，第二，国家的事总不是一件儿戏事情，岂能发公子哥儿的脾气，连一个交代都没有。我们正在南京彷徨着，忽然听见汪先生由病相一跃到了杭州会蒋先生了，我打了一个电报去也不回，隔了一天听说汪先生和蒋先生一齐由公路到南京了。这几天的变化，我真如坠五里雾中，事后汪先生对我说，他知道南京已成无政府状态，而且上海的事件又紧，不能不扶病到杭州，会见蒋先生想出一个办法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