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了半天，他们只批评我的布长褂、瓜皮小帽，迄未谈及我的胡须，我有点气不过了。
“你们见我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没有不同的地方呵!”他们有些奇异，并且端详我很久。
“我留了胡子，你们没有发见吗?”我真发急。
“哈，哈，你不说，我们真不知道。”今予笑起来。
“你就在嘴上贴一张字‘有须在此’罢。”郭复初加这么一句。
我有些气，拿起镜子来照，果然嘴上的须，活灵活现的一边二十九条，一边三十二条，并且还不黑，还不长。胡子可以数得出，它的成绩也可想见，我于是又决心剃去。到了天津已有两天，汪先生和璧君先生才见面。
“你什么时候到的?”汪夫人问。
“我倒来了两天了。”我说。
“我们昨日才到的，我们在大同还耽搁一天，游云岗，并且在丰台还逗留了半日看菊花。”汪夫人象解释似的，她的脾气无时不想秘密她的行动。
“呵!是吗?”我只笑了一笑，心想汪夫人又向我卖灵符，其实她在什么时候动身，什么时候到达，我都知得清清楚楚，只是说穿了大家没有意思。
过了几天，扩大会议各人又重张旗鼓，分配工作。汪先生又草拟了一篇宣言，说明扩大会议的工作，和今后的行动，我很不赞成中间有我们愿做在野派的一句说话，我和郭春涛都争得很激烈，而注先生则似乎非坚持插入这句不可。我的见解，在中国的现状，南京哪里肯容纳在野派，言之于事无补，转灰天下之心，我那次坚持，并不是为着有成见，而是为着盱衡时局而发，汪先生对我的坚持，认为不止有成见，简直似乎反对他。
郭春涛过了几天对我说：“我们不要坚持了罢，汪先生前夜回寓时和我同车，他对我叹气，说：‘我不懂，公博对我亲近一个人都反对。'这样汪先生对你恐怕有了误会”。
我只苦笑一下，大概所谓亲近一个人是指西山会议派罢，既是这样，我不如离天津算了。
我搭了一艘津港的直航船于十一月十五日到香港，不料十三日香港《大同报》已登出汪陈破裂的天津电讯，我哪里有意思有资格和汪先生破裂呢?算了吧，我也不再辩。我在香港住了一个多月，在十九年一月一日报上登出汪先生解散改组同志会的宣言，当时我即草了一个赞成通电，托广西驻港主持人夏煦苍打到天津，那时我知道汪先生早已到了香港，但他不叫我见面，我也不好去见他。自是我于十九年一月底便离港赶欧洲，直至十月一日才由欧洲回抵香港。那时胡汉民先生早被蒋先生囚在汤山，广州非常会议早已成立，九一八事件已哄动了世界，而宁粤两方又要开和平会议了，世事的变幻真是太多而且太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