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如此，还有一件滑稽的事情，当俞作柏定期举兵之前，我曾在香港通电，数蒋先生十大罪状，讨蒋的檄文，无过是千篇一律的成语，当中有几句话，“成则总理在天之灵，不济则以死继”，而汪先生左右又指出那是以领袖自居的语调。那公博不是要想做领袖吗?汪公馆充满了这种苛酷的批评，可怜我蒙在鼓中，直至民国廿四年陈春圃先生才在南京告诉我这件事。
改组派的成立，我要做领袖，而俞作柏的失败，我要负责任，经过许多许多人浸润之僭，汪先生也感觉不安起来，于是在回香港的时候，汪夫人和汪先生对着我和余恺湛遂有以下的谈话。
十八年十月初旬，汪先生回国至香港，我第一次见他在山村道，我坐在客厅，汪先生还没有下楼，汪夫人先出来见我。我们照例说一番海程上的说话，汪夫人说：
“汪先生以前苦苦不肯回国，而这次又急急的回国，你知道汪先生的意思吗?”
“汪先生不是在巴黎时已约好回国的吗?”我莫名其妙，
“是的，汪先生以前苦苦不肯回来，是不愿意当领袖，这次急急回来，是想早一点让出他的领袖。”汪夫人解释他们回国的意思。
“那不是笑话么?除了汪先生，谁人配做领袖?”我还以为汪夫人开顽笑。
第二天夜里，余恺湛跑来见我，说：“我刚才看见汪先生，他说了一番话，说他这次回国，是要帮助你干的。他说公博年来很努力，应该做领袖，所以这次回国，是帮忙你干，而不是他自己干。”
我虽然不明白汪先生的意思，但知里头包含了许多文章。但汪先生太不了解我的性格了!我自始至终就没有政治的兴味，只有打不平的脾气，倘使没有蒋先生三月二十之变，我深信我不会反蒋。倘使蒋先生不成立南京政府，我深信我不会反蒋。倘使蒋先生不叫我们倒李任潮，跟着又给李任潮几十万元打我们，我深信我不会反蒋。倘使蒋先生不违法指派代表开大会，我也深信我不会反蒋。我发起改组同志会是为着我个人吗?无非为着汪先生罢了。
我听了余恺湛的报告，又印证汪夫人之言，使我两夜通宵没有睡，那时我真想离开，只是送佛送上西天，在失败时期，怎好离汪先生他去!
在张桂军围攻广州时候，汪公馆谣言又来，说我的左右为争广东省政府的厅长，几乎发生冲突。我听了只是苦笑一下，我当时实在没有什么左右，而且汪先生征求我的同意，倘若广州国民政府能够成立，叫我做内政部兼外交部，我推辞再三，说内政部我还可以勉强担承，但外交已摆着郭复初在那里奔走，我何苦兼了许多不能干的职务。两个部我都不肯兼，难道要兼省政府主席，而又让左右的人争厅长，这些空穴来风之言，真令人有口难诉。
我们在北平开扩大会议时候，李朗如先生又来报告造谣言，说香港的改组派干部开会，李伯贤宣称汪先生不配做领袖，有领袖资格的只有陈公博。还幸汪先生很坦白，李伯贤他也认识的，遂把李朗如给他的报告与我看。我明知李伯贤不会说那样蠢材话的，但不可以不查。我为着这事打了一个电报到香港，不止李伯贤没有那样说，并且他根本不是干部常务委员，根本就没有参加过干部会议。朗如先生为什么爱挑拨了?我想起来他恨我不替张向华筹饷。我自回港之后，曾在李登同处借了十万元给俞作柏，汪先生回来之后，我们又共同向李登同借了三十万元给张向华，末后又向南洋烟草公司借了十二万元给张桂军，财源就是如此，说到筹款，真是百尺竿头不能再进一步。末后张向华在围攻广州失败，转入广西，再攻南路，朗如又要我筹款，我说向华得了南路，军饷应当可以自筹，我们的财源枯竭，再难设法。这个话我还不是直接给朗如说的，而是给一封信与汪先生，不料汪先生坦白的将我的信件公开给朗如看，李先生自此恨我刺骨。朗如先生的脾气，我是深知的，他的为人或者没有恶意，只是婆婆妈妈的好搬是非，算了罢，何必辩护，等待成功，早点身退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