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许多刺激，我真有些意兴阑珊，到了北平之后，酒我也喝，牌我也打，管他呢，人生贵适意，暂时摆脱政治，我早就
决定了。自太原再退天津以后，汪先生竟怀疑我反对他，我想这是时机，应当走了，所以在天津时，扩大会议还举了我办刊物，我一再固辞，一声不响，于十一月七日便乘船回香港。
还有一件事最使我感慨的，汪先生见了《大同报》所载的汪陈分裂消息，给我一封信，说他没有对我不起，何以有这传闻。汪先生早就回香港，然而来信还署着由天津发。我回了汪先生一封长信，把上项的事件详叙一过，并说我自认在国民党里仅得朋友两人，一是汪先生，一是廖先生，廖先生已死，当然只有汪先生一人。说到汪陈分裂，不论是历史，是地位，是年龄，是资格，都难配得上分裂两个字，《大同报》所载消息是在十一月十三日，而我十五才到香港，可见消息的刊载，我还在途中，天津谁人造谣，我倒莫名其妙。这封信发了以后，又促成我离国的决心，而且改组同志会是解散了，我对该会已不需要负任何责任，还是走罢，最少可以清清自己的头脑，换换空气。
十九年一月底便趁德国的邮船往意大利，自是在海外渡了几个月的流浪生活，罗马、威尼斯、维也纳、柏林、捷克、巴黎、尼斯、卢森堡，一直至到比利时才安住下来。我为什么要住比利时呢?说起来没有多大理由，自然那里的生活比较便宜是原因之一，而最大理由是卷烟好而又便宜，我是抽烟卷的，我实在挨不住专卖烟卷的价昂而又味涩；伦敦烟卷好，然生活又太高，左右思量，遂择定比利时做一个安乐窝、逋逃数。
我在欧洲流浪了几个月，真感觉得有点苦闷，我别的没有嗜好，只有抽烟卷，看电影，食中国饭。各国的烟卷贵而不佳，看电影绝对不敢入大戏院，尤其不愿意入中国的饭馆，我很怕碰到本国人，因为反对我们的，固然不好相见，被成我们的，也难于答复，而且每逢碰着一个人，要背一篇很长的故事，我没有这种耐性，也不愿花费这些时间。
比利时的春天委实太惹人爱恋了，有不冷不热的天气，有不闹不寂的通衢，有丛密的森林，有肯葱的田野，我每天在饭馆食完午饭之后，伦敦的《泰晤士报》也从飞机运到了，我照例在街角买一份《泰晤士》，在路旁的公园长凳坐下，吸一口的烟卷闲读着。
陡然使我吃一惊，胡展堂先生在南京被蒋先生扣留，送往汤山安置，这个消息在《泰晤士》的国际新闻栏内印在第二行。这是什么一回事?赶快又买了几张法文报，但所登的消息比《泰晤士》更简单。在中国可算是一件大事了，可是坐在小公园看报的人们，面孔上一些表情也没有。啊，是了!这群欧洲的先生们，对于中国事情本来就隔膜，尤其对于胡汉民三个字，面生可疑，等于我们中国的大人先生，对于东欧和南美的政治家名字，绝不认识，纵使有人提过他们的名字，根本也懒得去强记。
过了一些时，报纸又登着南京开国民会议了，广州的非常会议成立了，汪先生也人了广州了。中国方面寄来的报纸，说当胡先生被扣时，汪先生在香港曾发表过一篇宣言，对于蒋先生是责备，对于胡先生是批评，我心想胡先生已是昔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汪先生何苦这样!当夜我起了一张信稿，打算劝劝汪先生，想了一下，事已过去，说也无补，又把那信稿撕掉。国内的朋友渐渐有信来，劝我归国，我的钱也将次用尽，欧洲虽好，不是久恋之乡，就此打叠回国罢。八月又湾转了意大利，附了一艘德国货船归国，九月二十过了锡兰的哥仑堡，船上已得无线电，日本军队已于十八日占了沈阳，这种无头无尾的消息，更使我惶惑，于是在船上打了一个电报给汪先生询问真相，直至船到了星架坡，才有机会读报纸。九一八的经过，真相渐明，惟南京方面怎样应付，广州方面又怎样应付，我还是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