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龄与当代艺术
文/洪再新
（作者洪再新：浙江大学历史学学士，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博士，现任美国普吉特海清大学 (Universtty of pueet souned)） 终身教授，中国美木学院南山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伯克利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以及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等重要学术机构的高访学者，在东亚美术史、中国美术通史、宋元和现代中国书画、中外艺术收藏交流等领域，均有重要著述，曾获得国家图书奖等重要奖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力。）
历史在中国文化史上担当了一种近乎神学的角色，这历史的情怀使艺术家心系着先人的典范、今人的褒贬以及后人的评说。在艺术创作与批评的相互关系中，无限多元的 “当代性”便与艾略特所强调的 “历史感”浑然一体，熔铸成“传统与个人才智”的灵魂。
我和王冬龄先生相识，恰好二十五年。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整个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不久接到他的电话，得知他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第三次大型个人艺术展览，很让我振奋。在我看来，这次展览的重要意义在于对书法和当代艺术关系的重新定位。对比二十年来同一场合下他的前两次个展，其中心话题十分鲜明：书法本身的每一步演变，必须要切入当代艺术的核心，使之置身于最具争议也最具潜力的创作空间。其目的也非常清楚：通过重申书法在中国视觉文化史上历来享有的地位，在当下全球化艺术大舞合上呈现原创的活力。
近代美术的发展，在界定其 “当代性” 时，离不开高等院校书法教育与创作的上下文。我们的母校——中国美术学院近八十年所经历的戏剧化变迁在这一点上尤为典型。晚清道光、威丰以来的“金石运动”，启迪了潘天寿1928年担任中国画主任教授后对书法教育的重视，致使他能在1960年代聘请陆维钊、沙孟海等著名书家组建书法专业，打破苏式教育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文化大革命”以后，冬龄先生等五位研究生，成为国内第一批书法专业的精英。出人意想的是，这仅存之硕果竟激发了吴山专、谷文达等美院学生和教员向历史悠久的书法传统宣战，使之成为前卫艺术的焦点所在。多元并峙的态势，真正体现了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学术自由精神，使美院这个“学术研究的机构”始终在当代艺术中独领风骚。除了完备独立的书法系科——包括对国内外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的培养外，冬龄先生特意组创了“现代书法研究中心”，参照装置、视屏等一系列新的实验，不断把书法推向国际新潮运动的前沿。
冬龄先生的创作实践，就这样充满着时代的张力。一方面，他清醒地认识到当代受众的特点，主动参与和前卫艺术的对话。继1998 年参加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中国20世纪艺术大展〞后，他和中国美术学院视觉文化研究中心联袂举办了 “花非花” 等一系列创作陈列，出版有关文集，呼唤艺术界和全社会的当代意识。另一方面，他每一次重要的创作却总是回到原典，回到他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师承。几年前我回杭州看望冬龄先生，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乃师林散老重视熟读《史记》《汉书》 等经典，因为那是“十全大补剂”。这使我很能理解他为什么以《逍遥游》 巨幅草书为翻新后的母校校园题壁增辉。随后他又书写了《离骚》长篇，据说这是他平生最艰辛的一次创作体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先哲的典范，鞭策他永无止境地追求自我超越。今年夏天，冬龄先生又在宽5米、长37.5米的宣纸上挥亳泼墨，创作了《老子·五千言》。比较1987年他在中国美术馆首次个展的压轴之作《儒释道》三条屏中的《五千言》，这件作品不只是创下了一个巨幅草书的纪录，还在于突出草书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的一般性意义。据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 统计，两汉以来，各家注疏数以百计。美国汉学家维梅恒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自从《道德经》被介绍到西方后，其外文译本也不胜枚举。古往今来，中外人士见仁见智，显示了《老子》深远的影响。在此情境下，人们可能会联想到徐冰1988年在同一场所展示的 《天书》。通过强烈的视觉冲击，《老子·五千言》令人信服地示范了以草书来阐释人类文化经典的巨大可能性。
近二十年来，包括冬龄先生作品在内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纷纷为世界各大美术馆如大英博物馆、古根海姆美术馆等展览、购藏，越来越引人瞩目。国内外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当代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境遇变幻莫测。比较国际艺术市场对中国当代艺术日益强烈的反应，千禧年以来国内的艺术市场也迅速升温，令世人关注。其无序和混乱的局面，对绝大多数艺术家来说，难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对于心志高远．阅历丰富的冬龄先生，在市场这位历史的筛选者面前，更能显出其过人的抱负。他曾以研究清代隶书人手，深得金石运动之旨趣。君不见，清末以来，金石家们纷纷在市场上一展身手，不少书家还在东瀛献艺，传播碑学，不仅增强了中国艺术家的文化自信心，而且激发出日本书法家的艺术创造力，酝酿了 所谓 “东方的现代主义”。大浪淘沙，来自市场的挑战，每每和艺术家自身的阶段创作所面临的困境互为表里，雅俗之别，高下之分，生熟之变，诸如此类，都是对其终极目标可实现性的检验。
假如时光倒流二十年，可能很少有人想到，就在冬龄先生筹备第三次个展时，中国国家美术馆自身也在重新定位。前卫艺术正代表着当代艺术的主流，作为大国重新崛起的一个表征。书法再也不是亟须“兴亡继绝”的濒危文化遗产，而是中国艺术 “当代性”的一个内核。在和国家美术馆共同走过的二十年历程中，冬龄先生对当代艺术的历史启示，就在于走向经典、走向原创。
2007年11月10日
于美西普吉特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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