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生平探究

明夏时正成化十一年（1475）《成化杭州府志》卷三十七“杭州府儒学教授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洪武六年以儒士荐授府儒学教授，通经学古。当国家肇开学校，而克严为规范，以身率之。召入史官，纂修元史，诏制灵谷寺碑，称旨赐蟒龙彩段，继得实授再莅，益申教条，一时学校成就，试之有司，往往获举首。至今称教授之贤，难乎为继。”

明谢铎弘治十年（1497）《赤城新志》卷十一：“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以文名江南。洪武中，召入史馆修大明律，未几，除杭州府教授，所著有始丰稿十五卷。”

明黄溥《闲中今古录》：“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

明徐祯卿（1479—1511）《翦胜野闻》：“太祖多疑，每虑人侮己，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曾作贺表上，其词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帝览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我耶？光者僧也，以我尝从释也，光则摩发之谓矣。则字近贼，罪坐不敬。’命收斩之。”

明田汝成（1503—1557）《西湖游览志余》卷七“徐一夔教授”，关于其死，基本同《翦胜野闻》，末尾称：“一夔在任凡九年，所著有始丰稿，湖上勒石之文多其手笔。”

此后，明、清、民国正史均按《成化杭州府志》记徐一夔事，如《万历杭州府志》《康熙天台县志》等，特别是《四库提要》斥《翦胜野闻》称“徐一夔官杭州教授时，以表文忤旨收捕斩之，殊为荒诞”；而明、清笔记或称野史者，多引徐祯卿等记，如《九朝谈纂》《至正庚辛唱和诗人小传》等。

清朱彝尊（1629—1709）《静志居诗话》卷二“苏伯衡”条记：“元时，进贺表文触忌讳者，凡一百六十七字，著之典章，使人不犯，其法良善。逮明孝陵恩威不测，每因文字少不当意，辄罪其臣，若苏平仲、徐大章辈是也。”

清赵翼（1727—1814）《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引黄溥《闲中今古录》徐一夔条。今《闲中今古录》此条失载。

清光绪丁丙（1833—1899）编校《始丰稿》，其“《始丰稿》跋”等按《万历杭州府志·职官表》，考证徐一夔卒年在洪武朝后，力辟野史云徐一夔死于朱元璋文字或表笺祸。

民国顾颉刚《明代文字狱祸考略》、吴晗《朱元璋传》等均书徐一夔死于表笺祸。

清丁丙《始丰稿》跋、徐永恩先生“徐一夔里籍世系生卒考”均记或考证徐一夔生于1319年。考证徐一夔生年基本上均按其同年作的两篇文章来考，这两篇文章是存于《始丰稿》卷三的《通危大参书》及《谢危大参书》。在《通危大参书》中徐一夔说“今年一夔年四十五”，那么我们只要考证这两篇文章作于哪一年，就知道徐一夔的生年了。

在《通危大参书》中，徐一夔说他近识户部尚书贡师泰，递交其所作文请贡师泰指教，受到了贡师泰的好评，信心大增。去年他将五篇作品交于翰林编修陈世昌（彦博），陈世昌准备将其文交危素看。那么他近识贡师泰也就是在去年。

按《玩斋集》附朱鐩写的“贡师泰年谱”，贡师泰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除户部尚书，二月到其徒弟朱鐩的海宁海昌家，在海昌逗留了八个月才渡海至闽，至正二十二年（1362）七月返海昌，十月卒于海昌居所小桃源。

贡师泰《玩斋集》中有为徐一夔作的“知学斋记”，说一夔“间过予海昌寓所，复以书请记”，可见徐一夔是在海昌见到贡师泰的。贡师泰作“书扇饯徐大章往南湾”，记“海村四月菊花香”，徐一夔作“看山楼记”记其正是从海昌去南湾海村的。那么可以判定徐一夔近识贡师泰是在至正十九年（1359）四月。

另外《始丰稿》附录有徐一夔作的“小桃源记”，与《民国海宁州志稿》卷十存录的“元小桃源”记内容相同，后者末尾署有至正二十三年冬十月吉建宁路儒学教授天台徐一夔作。徐一夔说，贡师泰任户部尚书后到海昌，他曾经到过海昌拜见他，其后一二年他因为要到海昌，数度过小桃源。此记在至正二十三年（1363）作，那么他就是在至正十九年（1359）去见贡师泰，而不可能在至正二十二年。

从《谢危大参书》一文中可知，徐一夔当年六月就收到了元廷的建宁路教授任命书，在次年春天赴任。他去建宁路任教授是在至正二十一年。至正二十四年春，徐一夔在建宁路教授任上三年任满，离开建宁回到了嘉兴，此记载在《始丰稿》卷三“题永思亭卷后”，作于至正二十四年九月。

以上两条足以证明，徐一夔给危素的两封信写于至正二十年，时徐一夔“年四十五”，以此可推断他生于1316年。

丁丙在《始丰稿》跋中引《始丰稿》卷十三“上虞顾君墓志铭”，确定徐一夔至少活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又引陈万善《万历杭州府志·职官表》，徐一夔洪武六年任教授，表中接下来是建文二年蒋良辅任，那么徐一夔活过了洪武朝；陈学霖引丁丙编的《始丰稿补遗》中的“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记其活到了建文元年；徐永恩先生引《天台徐氏八族宗谱》等几本谱中留存的徐一夔“灵溪八咏诗序”，作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如此徐一夔是朱元璋的刀下鬼怕是笔记野史的胡说八道了。

“上虞顾君墓志铭”是篇完整、严谨的墓志铭，可以证明徐一夔至少活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

《万历杭州府志·职官表》府学教授：“徐一夔，洪武六年任；蒋良辅，洪武三十三年（建文二年）任；王芳荪，永乐二年任；杨瑛，永乐间任；黄汝齐，宣德三年任；尹如恢，天顺六年任；傅鸿，成化八年任。”如果从这个表能够确定某个教授任职的起止日期的话，那么宣德三年（1428）任的黄汝齐到尹如恢天顺六年（1462）来接任时，已在这个位置上整整干了34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全然没有这种可能，否则黄汝齐在杭州教育史上可以大书一笔了。

明朝任官，三年一考，一般二至四考内要么继续在岗、升官、转岗，要么下岗、致仕。《成化杭州府志》在其序中说，凡永乐十五年前旧志脱胶严重，因此有些记载并不完整，没有教授职官表一栏，其卷三十七有作为名宦教授的传，如徐一夔、蒋良辅、王芳荪。《万历杭州府志》是根据前志及其相关文集的记载，记录部分教授的任职情况。靠这个职官表来确定徐一夔任职到建文元年显然是不可靠的。

陈学霖引用了丁丙编的《始丰稿补遗》中的一篇墓志铭“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墓志记，齐公庄卿“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戊寅，以明年付葬”。至元丁卯年为1267年，洪武戊寅年为洪武三十一年（1398），次年即建文元年。那么这个齐公活了131岁，显然墓志铭对其生年有记载或者抄录之误。到洪武元年，齐公一百多岁了还被朱元璋拉去做知县当然是不可能的。陈学霖说，齐公生年可能有错，卒年没有错，徐一夔活过了洪武朝。如此考史极为不妥。

翻阅元末明初的文集，里面关于记年错误的地方有很多，往往是后人误抄所致，这不足为怪。总体上都是错后面的字，例如至大误为至元，丁亥误为丁卯，等等，当然也有错首字的。考齐公墓志中记载的生年，若以至元为至大误，则丁卯也误，因为至大没有丁卯年。按首字“至”错，也没法找到相匹配的年份，不知其错在哪儿，因此判定其生年的记载为大误。

丁丙的《始丰稿补遗》是传抄过来的，然后再刻印。丁丙既抄录这些文章，当然对此非常熟悉。按理，他在《始丰稿》跋中引“上虞顾君墓志铭”记徐一夔活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就没有此必要了。顾君的卒年计算起来比较麻烦，齐公的卒年又直观又好用，丁丙何以舍好求次呢？丁丙抄录时看到齐公的卒年并非洪武戊寅年（1398）是一定的。

我们来研究一下齐公的墓志铭。墓志中没有明确“庄卿”是齐公的名还是字号，祖父为宋宁海尉，父亲为元处士。入明以耆儒授河南新野知县，任职九年，循吏。《乾隆新野县志·知县传》洪武朝列了五位，四位有详传，齐公失载。按墓志推知其以耆儒为洪武元年首任新野知县。

按墓志的描述，齐公约在洪武十三年（1379）从湖北房县知县任上因老病致仕，年近七十，齐公大约生于1309年。这与墓志记载其祖父宋末为官、父亲为元处士相匹配，同笔者研究宁波名儒袁士元的情况相仿，袁士元生于1306年。

若齐公卒于洪武戊寅（1398），致仕二十年亡故，年近九十，这与其致仕时已老病缠身的记载不太匹配。那么洪武戊寅有没有可能是洪武戊辰（1388）之误呢？墓志记其有两个儿子，失载其孙辈的情况。没有孙辈吗？可能性很小，古人千方百计也要有后的，起码会在族里过继一个，所以这应是墓志记载或者抄录不完整的结果。在《始丰稿补遗》中另一篇文章“送齐彦德岁贡序”中的齐贤至少是其族人，这从两篇文章的内容可以读出来。按《台州府志·选举·齐贤》可知“送齐彦德岁贡序”作于洪武二十二年。按文章内容，我的推断是，因徐一夔在乡的孙子的请求，徐一夔为齐公作墓志，也为他孙子的同窗好友齐贤作序，齐贤为齐庄卿孙辈，齐公死于洪武二十一年（戊辰年）可能性很大。

上述虽然没能研究出齐公确切的生卒年，但陈学霖用主观认定其卒年是准确记载的考证方法，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因此靠此篇既有错误又不太严谨的墓志铭证明徐一夔活过了洪武朝，是完全不可取的。

徐永恩先生“徐一夔里籍世系生卒考”一文引《灵溪八咏诗序》，文末署“时洪武戊寅（1398）春三月二日杭州府儒学教授同邑徐一夔大章序”。序言“予寓西湖书院，乡友养民奚君赴文学之命，过谒予官署处示此卷，将欲表彰以光之”。按《天台县志》，奚养民，字宝先，浙江天台三合灵溪人。明初由人才荐举授常熟知县。

既然是朋友，徐一夔与奚养民年龄相差不会太大。奚养民洪武三十一年既赴文学之命，那么他去做教谕或者书院山长，至少三年以后才是常熟知县。就算他比徐一夔小15岁，那么洪武三十四年，奚养民也要70岁了。按明《弘治常熟县志》卷三“知县表”：柳敬中，洪武三十一年任；赵楫，永乐六年任，后面记载颇详。唯有洪武六年至二十年谁任知县不详。

元杭州路府学在临安，仁和县学附。徐一夔的杭州府学官署怎么会在西湖书院呢？从《成化杭州府志》卷二十三“府学”、卷二十四“仁和县学”可以推知，元末临安府学遭朱元璋兵火毁。至洪武三年前杭州既没有府学也没有仁和县学。洪武三年，新任知府王兴复在西湖书院临时恢复杭州府学，仁和县学亦附在内。洪武八年，府学在临安旧址重建，迁原址。奚养民往见徐一夔必在洪武八年前，最可能在洪武甲寅年（洪武七年）而非洪武戊寅年（洪武三十一年）。

据笔者考证，元延祐三年（1316）徐一夔生于天台。唐朝金紫光禄大夫徐赂由衢州、黄岩等迁天台，为其先世祖。父伯仁，元儒士，一夔少时随父读书授业。徐一夔天资绝伦，成年后离开家乡游学谋生，此后一生在外闯荡，尝客寓嘉兴、杭州等地，杭州最久，最终成为明初一代鸿儒、著名教育家。下面谨按其遗作《始丰稿》，辅以其他元末明初文人文集，考述其主要生平履历。

至正中，徐一夔在杭州游学教书，卷三“题崔元亨所著亡弟崔永复行实后”记其至正十五年（1355）在杭州西湖会友。

至正十九年（1359），尝游嘉兴儒学，居嘉兴白苎里，卷一“双梧堂记”“孝子记”记此间与好友周棐（致尧）同在嘉兴从教。曾往海昌访户部尚书贡师泰，获高度评价。翰林编修陈世昌（彦博）将其五篇文章托郑真转交太史危素。

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携十篇文章与释廷俊赴余姚往见参政危素，受到危素赏识。六月在嘉兴收到元廷“建宁路儒学教授任命书”。次年赴任，张昱（光弼）作“送徐大章建宁路学教授”。

至正二十四年（1364）春，离开建宁。卷五“生意堂记”回忆其在建宁的孤寂之旅，回到嘉兴求医治病。同年在嘉兴作“题永思亭卷后”，回忆至正十三年（1353）在杭州与朋友作永思亭诗的往事。

1367年，徐一夔应诏至南京，撰写诰文，卷五“刘崇眀还江西展墓序”、梁寅作“赠徐大章序”记其事。

洪武元年（1368）主修《大明集礼》，朱元璋欲授其翰林职，固辞，回天台处理家事，次年二月返嘉兴任教。洪武三年（1370），诏修元史“顺帝”部分，有司强迫其至嘉兴驿，一夔突然以足疾大发，坚决不走，致书《元史》主编王祎，以一夔无才修“顺帝”部分，固辞。卷六“与王待制书”有详记。

同在洪武三年，应杭州知府王兴福之邀，任杭州府儒学训导，与训导凌云翰、莫昌等辅教授叶仲芳从教。其最得意的门生俞齐、张羽先后成才。卷十二“送前郡守王公还鄱阳序”“送俞齐赴会试序”，卷五“柟轩记”详述其事。

洪武五年（1372），徐一夔试职府学教授，卷六作有“初至杭学谒先圣祝文”。

洪武六年（1373）九月诏修《大明日历》，历四月成。按宋濂“送徐教授纂修日历还任序”记一夔力居多。朝官皆推入翰林，仍以足疾坚辞。诏赐文绮、彩段、纸币等。朝廷任命其为杭州府教授，从九品。

洪武十一年（1378）四月，徐一夔修《洪武杭州府志》，凡六十卷，次年二月定稿。《永乐大典》卷七千六百三有详述。

洪武十二年（1379），宋濂为“徐一夔文集”作序，此文集共六卷，详见宋濂“徐教授文集序”。

洪武十三年，卷七作有“乡贤祠记”及卷六“再至杭学谒先圣祝文”。杭学原祀汉严先生下16人，以后的先贤没有祭祀。徐一夔考旧志并询当代先贤，续补32人，包括为杭州建设及教育做出贡献的胡长孺等寓客。

洪武十六年（1383）正月，奉勅作“勅赐灵谷寺碑”。

自洪武六年（1373），徐一夔以杭州府学教授的名义留下多篇文章，直到洪武十六年（1383）“敕赐灵谷寺碑”及留存在卷十四的“祭曹右布政使文”止。此时徐一夔已在杭州府儒学任教13年，教授任上凡九年，已历三考，成绩斐然，称教授贤者，是杭州历史上最杰出的教育家之一。

从其洪武六年任府学教授以来，他的身体、精神状况均不好，此文前面引用的文章中，徐一夔不断提及。例如，洪武六年在送俞齐会试时说“余老且病”；约洪武十三年作“送沈新民还太学序”中，说“余积病，神思荒落，不能以有言，今老矣又加之病”，洪武十六年作“送铨上人谒泐禅师序”中，说“余老且病，又属有忧患之事，神摧气耗，勉强秉笔，愧不能追前人之逸”。

那么三考以后徐一夔还继续留任教授一职吗？洪武朝自六年科考暂停，十七年恢复乡试，徐一夔《始丰稿》没有留下其学生十七年入贡、十八年会试的相关文章。洪武十九年，卷十二作有“送孙生性初上兴化县主簿序”，记其早年学生孙善于是年选为岁贡。

洪武十六年，在卷十三“故元松江府儒学教授孔君墓志铭”中，徐一夔没有像先前称自己杭州府学教授，而改称天台徐一夔，称“余比岁，困于痼疾，觚翰事疏有稽，乃扶惫叙而铭之”，与为铨上人作的序一样，这一年他的心情、身体相当不好。在卷十二“送丘子强序”中，丘子强以选贡任余杭丞，今年将上京师考绩，又来访我于寂寥之境，安慰我。按《万历余杭县志》，丘子强洪武十八年来余杭为丞，徐一夔此文作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徐一夔已经从杭州府学退休。

在卷十二“送吴景纯归省序”中，徐一夔记某年十二月，他在某儒学明伦堂上，浙司从事潘彦吉、尹仁茂长途跋涉访其于寂寞之滨，请其为朋友吴景纯归省作序。徐一夔虽然久坐痼疾，已经很久没有提笔作文，感其诚，提笔作序，并费力地送他们到码头挥手道别。从上面的记叙来看，徐一夔退休后最可能到海宁县儒学，发挥最后一点余热。估计此文作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左右。徐一夔在《始丰稿》中留存于世的最后之作即《上虞顾君墓志铭》，作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

从上述来看，徐一夔在死前已不在官职，老且病，何以如明人笔记或野史称其因表笺祸罹难呢？难道是杭州府或者海宁县衙或者某位官员，请其代笔写一篇重要的表笺而惹祸了吗？我们得从各个方面来考一考徐一夔是不是正常死亡，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首先考一考正史与明人笔记记载的可靠性，从徐一夔的性格、处境看看会不会得罪朱元璋。其次，洪武朝遇祸的儒士死后，再不会有其他人在诗文中可以提及他，至少在后世政治严酷的时代，如永乐朝不会提。遇害的人难有当时的墓志铭及墓冢，够乡贤资格的人，几十年内难以入乡贤祠。我们就顺着这条思路来找徐一夔最终结局的旁证。

夏时正《成化杭州府志》、谢铎《赤城新志》“徐一夔传”都没有说他死于表笺祸，读起来像是正常死亡的。《赤城新志》“人物”中“方克勤传”也没有写他罹难，“方孝孺传”但写他卒于官。不知道方孝孺的人还以为他在工作岗位上劳累过度卒于官呢。

《成化四明郡志》中的人物传，如蒋景高、钱唐、程徐、傅恕，都没有写他们在洪武朝因祸罹难，《乾隆鄞县志》等后志都记载死于朱元璋的迫害。所以，当时郡志讳记真实的史事。

夏时正、谢铎知不知道徐一夔的人生结局呢？当然知道，徐一夔大名鼎鼎，这个时段还可以口传。没有记，不等于说徐一夔是正常死亡。至于后来写郡志的史官都是抄前志的，要么人物彻底平反了，改传；要么他找到确凿的证据把这个人物的史事纠正过来。

记载徐一夔遭表笺祸罹难死的黄溥、徐祯卿（1479—1511）、田汝成（1503—1557）都是儒士，不是靠写野史赚钱吃饭的人。其中，徐祯卿是吴中的大才子，在国子博士任上卒于官。他们写洪武朝黑暗都会想清楚，随时可能会遭殃，因为“污蔑”的是当朝皇帝的开国老祖宗。

黄溥、徐祯卿、田汝成来自不同地方，是大儒最集中的三个地区。徐一夔既是大儒，宁波、吴中、杭州多有他朋友与之交往，容易口传他的往事。对于蒋景高、钱唐、程徐史事，宁波后代府志、县志不相信《成化四明郡志》而相信黄溥的《闲中今古录》的记载，是经过一番考量的。因此有理由相信黄溥记载的徐一夔罹难同样具有可信度。

徐一夔在杭州前后共待了30余年，在杭州留下的痕迹最多。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记徐一夔是按“贤达高风”，将其与方孝孺、于谦等特殊人物并列来记的。他的《西湖游览志》被公认是有关杭州历史记载的佳作。他写“一夔罹难，在任教授凡九年，湖上勒石之文多其手笔”，很可能是杭州历史的传承，不应轻易否定。

如果正史讳载有关历史，而按某些人的观点，所谓的野史又多是污蔑历史的东西，不可信，那么有些历史将永远得不到认可。要按清朝鄞县史官判断程徐、象山史官判断蒋景高和钱唐罹难事，判断徐一夔罹难事其实更有理由，从各个地方传来这么多信息，这个谣不容易造。

徐一夔是个极为忠厚耿直，性格内向之人，就如他在“送前郡守王公还鄱阳序”中说的那样“性戆愚”，朱元璋要他入职翰林，至少两次以足疾固辞。

洪武三年，他在嘉兴驿站死活不去修元史，一扭头却去杭州教书去了。洪武六年底或者次年初，死活不肯留职翰林。宋濂请徐一夔去编《大明日历》很可能是为了转变朱元璋对徐一夔拒编元史的不良印象。徐一夔与苏伯衡拒入翰林，一个称腿不好，一个称眼不好，两个倔人，在朱元璋那里是挂了号的。

徐一夔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在卷九“跋南海行卷后”，对“举族谪管他乡的儒士，大夫士之落南者又接踵而至”，表达了“朝廷方急于取才，顾岂以一失，而弃诸公于万里外哉”。好友方克勤罹难后，很多人对其亲属都避之不及，而他为方孝孺写了其父亲许多往日的珍贵素材，纪念老友，帮助方孝孺写“行状”。这可是容易惹祸的活，难怪方孝孺在“寄徐教授书”中表达了极为真挚的谢意。

徐一夔洪武十二年刊刻有《徐大章文集》六卷，宋濂曾作“徐教授文集序”，文集失传。夏时正成化十一年（1475）作《成化杭州府志》记其著有《始丰稿》，应是从《永乐大典》里知道有《始丰稿》的，今残存的《永乐大典》录有四篇徐一夔的文章及其修《杭州府志》等情况。谢铎弘治十年（1497）撰《赤城新志·艺文》中记载《始丰稿》十五卷，今杭州有刻板。而后《始丰稿》罕见，估计不久此刻板即废。

徐一夔死后没有任何一个文人留下一篇“《始丰稿》序”，徐一夔死后几十年没有儒士的文集或诗作提及他，比如方孝孺、林右、瞿佑等。同蒋景高的待遇一样，永乐朝的巨公们无一提及、引用徐一夔的“跋袁镛传后”。徐一夔死后几十年是个不可传的人。

谢铎《赤城新志·学校》记天台祭祀乡贤“潘时举、徐善述、鲁穆、夏埙”等，没有将徐一夔例举在内。按理，徐一夔的名声大过同朝的徐善述、鲁穆、夏埙，应将徐一夔例举在内。

《民国天台府志》引《万历天台府志》“徐一夔传”，在《赤城新志》的记载上加有“祀乡贤祠”。可以确认在弘治十年（1497）徐一夔没有入祀乡贤，在修《万历天台府志》前被列为乡贤。徐一夔不可能是个正常死亡的人。

徐一夔在杭州客寓30余年，为杭州的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像胡长孺等寓客能请入杭州乡贤祠，没有理由不将徐一夔请入杭州乡贤祠。杭州在天顺年间又增加六人入乡贤祠，仍然没有徐一夔。直到清乾隆年间，在丁丙刊刻《始丰稿》时，杭州知府才意识到徐一夔对杭州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将其请入名宦祠。

元末明初，杭州有两位著名的寓客，张昱与徐一夔。杭州历代府志都有记载张昱的墓址。徐一夔死后他的墓址有两种选择，一是杭州府或亲友将其墓安在杭州，另一个就是归葬天台。杭州有多少徐一夔的学生与朋友？其死后有多少人会写悼念的诗文，想象便知。有多少人可以为他作墓志铭？例如方孝孺、林右、瞿佑，等等。但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迹。

《始丰稿校注》“前言”云：“徐一夔既殁，归葬于天台护国寺前西山之原，墓前原有石仲翁、华表、享堂。祀乡贤祠。”祀乡贤祠前面已经考证过了。那么，这么好的墓是他死的时候建的吗？考墓在考史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赤城新志》及《康熙天台县志》关于祠墓的记载均没有徐一夔。笔者以为徐一夔墓是清乾隆后为纪念他选址建的。

不知徐一夔后代情况如何。按《始丰稿》卷七“送章琛序”，洪武十二年（1379）徐一夔有一子在杭州昌化县任助教，按“送齐彦德岁贡序”可知洪武二十二年，徐一夔有多位成年的孙子。留存在《天台徐氏宗谱》只记载到徐一夔子辈，那么徐一夔一支很可能就没有修过家谱，或者就没有传承下来。

综合上述六点考证，徐一夔死于朱元璋之手是个大概率事件，甚至可以说，毋庸置疑！问题是，如同徐一夔在“送前郡守王公还鄱阳序”中说的那样，时已入耄年，身体又如此不好，最终缘何栽在朱元璋的文字狱案的呢？

我读余清良先生点校的《始丰稿》及徐永恩先生的《始丰稿校注》，当读到附录中明杨循吉撰的《徐君始丰稿序》时，感觉他是个知情者，想告诉我们徐一夔的事，又不便挑明了说。我们要剖析它，解开它的哑谜。

杨循吉（1456—1544），字君卿，吴中名儒，曾二度进谏恢复建文帝年号，著有《松筹堂集》《七人联句诗记》等诸多作品。其死后仅数十年，其重要的作品《皇明文宝》《皇明通志》等，便遭禁毁。

杨循吉的“徐君始丰稿序”记载，翻旧藏书发现了徐一夔的《始丰稿》。按杨循吉《松筹堂集》中诗“题书橱上”，杨循吉的藏书均是自己花十年时间专心淘来的，所购每本书都是自己装订的。当他淘得极为罕见的《始丰稿》，何可能当时不看呢？

序中说：“有不容不然者耳，非真有人识之也。故古之士恒者为知己者死之，诚足死矣。夫匿其名于山林，无言论见于世，则人之不知宜也。”前后文一看，就知道他告诉我们徐一夔为知己者死，人们不知其详也。

序中最后说：“读其文而悲之，故论焉。”他是为徐一夔止于教授而悲吗？他是读到了“为知己者死”的文而悲，或者为他的人生悲剧而悲。如此我们要问，杨循吉怎么会知道徐一夔那遥远的往事？他写这篇文章仅仅是发发感叹吗？那么它的名称应该叫“徐君始丰稿跋”，“序”都是受托而写。

杨循吉一定是在别人家的藏书中读到了《始丰稿》，主人请他为《始丰稿》作序。那时《始丰稿》如同其作者，“匿其名于山林”，极为罕见，那么持有《始丰稿》的主人本身就不寻常，又请杨循吉作序，就一定与徐一夔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我们要设法找到他！

持有《始丰稿》的主人一定与杨循吉是志趣相投的好朋友。这个人不难找，他叫徐宽，一个谜团重重的人物！

徐宽（1444—1504），字栗夫，杭州府海宁人，军籍，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授工部主事，改礼部主事，成化二十二年（1486）告假归，行善著书。数度劝出不应，于弘治十一年（1498）驰疏致仕，终老于家。《嘉靖海宁县志·人物》《海宁州志稿》卷三十有传，另杨循吉《七人联句诗记》、赵宽《半江赵先生文集》卷十二“寿徐栗夫诗引”介绍颇详。

杨循吉在《七人联句诗记》“徐宽小传”中说他，“家世乔木，将给假还家，座中客问君：‘当明年归？’君笑云：‘来未有日。’诸君不信，余独然，盖栗夫与余言旧矣！”

徐宽跟杨循吉讲了什么过去的秘密呢？“家世乔木”引申开来就是他家曾经家世显赫，出过杰出的人物。徐宽归家，朝廷屡次诏他就是不理。弘治皇帝一上任，对这个目中无朝的人不但不责怪，马上封赠其父徐义“承德郎工部主事”，像是八辈子欠他家似的。

杨守址《碧川文选》卷七“封承德郎工部主事徐君墓志铭”为徐义作墓志时，记“其先天台之黄岩人，祖徐善从戍海宁因家焉”。既然徐家出过杰出的人物，杨守址怎么不介绍介绍呢？在《七人联句诗记》中徐宽深情地说“百年乡思岂能无？”可以推断，他的曾祖徐善是在洪武时被充军至海宁的，如今徐宽还不能归乡认祖。

徐宽与杨循吉前后脚罢仕，一个归海宁，一个归苏州。估计其间徐宽邀请杨循吉至海宁，给其看了家藏的《始丰稿》，请其作序。我的推断是：徐宽的曾祖徐善是徐一夔的孙子，徐宽是徐一夔的六世裔孙！按杨守址写徐义的墓志及“天台徐氏宗谱”，我们排一个世系表：徐一夔（1316—1393）——徐纪——徐善——徐聪（？—1430）——徐义（1418—1488）——徐宽（1444—1504）。

如何解释徐宽谜一样的举动？徐宽到朝中任官，不断申述为其先祖正名，朝廷没有答应，于是告假回。弘治皇帝上任，他又上诉，仁贤的弘治皇帝不能答应他，先封赠其父亲，最后答应他刊刻《始丰稿》，但反响实在太大，下旨废除刻板，徐宽愤然上疏致仕，在私塾教书。

徐宽一生都在为先祖徐一夔恢复名誉而努力，不恢复名誉绝不出仕，但最终也没能实现他的愿望。愿望没有实现，为避免他人的猜测，没有选择认天台为其祖籍，黄岩也算是他老太公徐赂待过的地方吧？《始丰稿》最终没有收入杨循吉作的序，是极少数没有序的文集之一。

根据杨循吉“徐君始丰稿序”，我们知道了徐一夔最终是为朋友进谏死。为谁？什么时候？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九“与苏先生二首”记述洪武朝名儒接踵遇难，他最担心苏伯衡与徐一夔教授，希望他们保重。苏伯衡留存于世的最后一篇遗作为《佛法金汤编序》，作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正月。郑柏《金华先达传》记载苏伯衡因表笺误、童冀坐事罹难。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十三《京府征考试继奉蜀王命述事》记载了洪武二十六年他赴京府征考试时受蜀王委托营救人，在卷二十四“寄处州教授苏平仲先生四首”第一首，记叙了当时他去监狱见了苏伯衡最后一面。第二首，记叙了两位浦江教授同时遇难。二十七年，姚广孝从吴郡返燕，在《逃虚子诗集》卷九作《沙河县客舍对雪怀童中洲》，时童冀已不在人世。

洪武二十六年，徐一夔的朋友苏伯衡、童冀先后因文字祸下狱。要论徐一夔会为哪个朋友两肋插刀，算算存留到那时的朋友，必定是苏伯衡、童冀了。徐一夔留存于世的《上虞顾君墓志铭》是他死的那一年所作，他的绝唱就是为苏伯衡等写的表笺。他称颂太祖“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恳请朱元璋放过他们。

上表笺前，徐一夔糟糕的身体状况其实离生命的终点线已经不远了，耿直的脾性促使他最终爆发，不计后果。结果，苏伯衡、徐一夔两个在明太祖那里挂号多年的人一起成为朱元璋文字狱的刀下鬼。徐祯卿是杨循吉的好朋友，由徐祯卿告诉世人徐一夔的最终结局，还有什么不可信的呢？

徐一夔因文字祸，卒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终年77岁。这应该离史实的真相很近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