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梅登高桥东侧的杭州体育馆(原浙江省体育馆),也就是民间所称的“船形馆”,原本应该是杭州黄龙体育中心内的主要建筑,后来怎么会来到梅登高桥旁的呢?原始档案中留有如下记载——
省会杭州:没有一座体育馆
1950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权威媒体发布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大大推升了人民群众参加体育运动的热情,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始普及,各省各类竞技体育赛事日趋增多。
浙江当然也不例外,省会城市杭州年年都有大型体育赛事活动,如:1951年11月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1952年9月浙江省民族形式体育大会、1953年杭州市首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1954年浙江省第二届体育运动大会……
随着各类体育赛事的举办,杭城缺少体育场所的问题明显展露了出来。1956年5月,时任浙江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体委)副主任、浙江师范学院体育科主任的舒鸿,在杭州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呼吁:“我们杭州是国内闻名的城市,需要有一个像样的体育场所(包括体育馆和游泳池)。我希望市人民委员会立即着手规划与确定体育场的建设。体育场的地点要适当,交通要方便,还要考虑在各城区建立简易的田径场。”
在随后召开的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蒋新代表也作了这方面的发言:“杭州是一个国际有名的风景名胜地,国际上许多人士和代表团体育队到中国的时候,就要来杭州一游,如苏联体操代表团、民主德国体操代表团、匈牙利足球队等都曾到过杭州,但限于设备条件,他们不能举行表演和比赛,这就是一种损失。最近天津市篮球队来杭州比赛,他们的技术很好,但亦限于座位少,不能容纳较多的观众,因此使许多人得不到观摩机会,群众就有意见,许多外来的体育队到杭州以后,都说杭州的体育运动场地设备这样少,还没有体育馆,倒是意料不到的,都感到这是美中不足。”
当时的实况是:省会杭州只有一个1949年接收的民国浙江省立体育场,面积仅为120余亩,里面并无像样的公共体育馆!
目标宏大:建造大型体育中心
那时,杭州洗马桥东侧有一座占地范围较大的民国时期屠宰场旧址,今天的武林门民航售票处、杭州剧院、杭州大厦A座等多座现代建筑都坐落在该屠宰场内。
省体委出手不凡,计划在屠宰场旧址一带征地750亩,建造一处大型的体育中心,其中包括体育馆、游泳馆、田径场、篮球场、排球场等等。
考虑到工程巨大,投资较多,省体委计划采取分年度、分阶段逐步建成这一项目。1956年10月,省体委打报告(浙体财字第43号)给国家体委,请求拨款120万元,先在屠宰场旧址东侧建造一座体育馆,以后再逐年申请其他场馆的建设资金。
不料,国家体委当年给出了这样的回复:“1956年10月31日浙体财字第43号要求拨款120万元建设杭州市体育馆的报告已悉,明年国家开支要紧缩,体育事业经费投资困难。如确有必要,你委可考虑用现有资金356000元,在取得省人民委员会同意后建设一个范围较小的体育馆。”
接到国家体委的回复后,省体委又于当年12月1日向浙江省人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人委”)打了专题报告,希望将建造体育馆的资金增加到50万元,在杭州屠宰场以东地区(现在武林广场一带)兴建一座能容纳2000名观众的小型体育馆,以解燃眉之急。
但此事后来出现了新情况。
曾担任省体委副主任的胡玉书,撰有如下一段三亲史料:
我1978年到浙江省体委后,听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安羽讲过,上个世纪50年代,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的陪同下,周恩来总理曾亲临黄龙洞一带。当时这里还是一片杂乱的农田与村庄。总理高瞻远瞩地表示,以后经济好了,城市变大了,这个区域最适合建设体育中心。(胡玉书《难忘在黄龙体育中心的那些年月》)
这大概就是浙江体育中心转到黄龙方向的重要原因吧!1957年12月6日,省人委以浙计字第2755号文“批准投资130万元在杭州市黄龙洞建体育馆”。省体委的同志在参观了长沙新建的体育馆后,认为:“在原定规模(3500观众)不变的情况下,初步设计时投资额可控制在60万元之内”。
省人委的这份文件表明:最迟在1957年12月底,建造浙江体育中心的大目标已被定在黄龙洞一带(那时叫黄龙体育公园),而首个建造项目仍是体育馆,建设资金“控制在60万元之内”。根据省人委文件精神,杭州市建委为省体育馆、省体育场预留了黄龙洞附近500余亩土地。
进入1958年,浙江省工业设计院拿出了采用新型圆顶薄壳的体育馆设计方案,建设费用的确可以控制在60万元。然而,好事多磨!由于这种新型圆顶薄壳的体育馆设计方案对地基的要求相当高,而黄龙洞预留的体育馆馆址地块难以承载这样的建筑,如果投资增强地基耐力,花费又颇巨大。
▲圆顶薄壳的体育馆建筑模型图
体育馆是黄龙体育公园的主体建筑之一,所以,省体委曾提议将馆址移到靠近黄龙洞山麓旁(今天的浙江图书馆一带),同时,也曾考察了万松岭、红门局等地块,甚至一度还把目光投向民国时期留下的那个省立体育场内。然而,最终也没能让设计图纸中的新型圆顶薄壳体育馆,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建筑实体。
从1959年到1961年,我国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遭到破坏,农业大幅度减产,市场供应紧张。为了战胜困难,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适当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主要是调整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很多工程都因此暂缓建设,浙江省体育馆项目也被就此叫停。
在建设工程暂停的岁月里,省体委创建体育中心的工作并没有停止,而是在纸面上继续推进:一方面调整深化黄龙洞体育公园的整体建设方案;另一方面继续邀请相关设计部门提供体育馆新的设计方案。
1965年,省工业设计院在原国家建委建筑科学研究院的协助下,又一次拿出了优化升级体育馆的设计方案,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船形馆”的方案。
这个方案的特点是:一、打破了当时国内已建比赛大厅主要是矩形和圆形的局面,首次选定了椭圆形平面比赛大厅。二、选用了能大大减少空间体积、充分利用场内空间较高的两端作为看台,从而降低造价的马鞍形悬索屋盖结构。三、采用了国产高强度钢绞线使承重杆件达到最省。四、解决了体育馆内部不出现一根柱子的难题。更重要的是:这个“船形馆”建筑对馆址的地基要求不高。
▲“船形馆”的建筑模型图
此时,省体委已经在连续3年中争取到了258万元的基建投资指标,于是,再次向省人委递交了建造体育馆的申请。1965年12月21日,省人委以民征字110号文件批准:“同意在黄龙洞征用旱地59亩建设省体育馆。”
至此,万事齐全,只欠东风——就等开工典礼的消息了。
十天之后:“船形馆”告别黄龙
1965年12年31日,即10天之后,省体委又收到省人委最新文件(委秘字第368号)。该文件说“经过再次研究,为了节约耕地,确定(省体育馆)建在杭州市体育场路外语学院西面操场”。
“外语学院西面操场”,全称应该是“杭州大学外语学院西面操场”即今天“船形馆”所在地块。可见,原先规划中的黄龙体育公园中的主要建筑——体育馆,正是由于这份文件的下发而告别黄龙。
显然,“同意在黄龙洞征用旱地59亩建设省体育馆”的文件下发后,省人委主要领导又专门开会研究了此事,并改变了原来的决定,作出了新的决定,理由只有简单的四个字“节约耕地”。
笔者是在阅读了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在1962年4月29日在全省人武会议和整编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后,才掂量到这四个字的真正分量。
江华在“讲话”中首先披露了如下数据:
从1958年以来,全省耕地面积减少300万亩,其中粮地面积减少200万亩;粮食总产量,1957年153亿斤左右,1961年130亿斤左右,减少23亿斤。经济作物也是减产的。棉花,1957年82.8万担,1961年77.2万担;络麻,1957年285万担,1961年168万担;油菜籽,1957年133万担,1961年63万担;蚕茧,1957年48.7万担,1961年22万担;茶叶,1957年46万担,1961年25万担。
……
由于粮食、经济作物减产,上调任务增加,城镇人口增加,就不能不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光从吃的方面看,1957年以前,浙江每人每年平均口粮500斤,现在降到360——380——400斤;猪肉,从每人每年11斤下降到2.2斤;鱼,从每人每年26斤下降到20斤;食油,从每人每年2.5斤下降到1斤。穿的方面,棉布从每人每年2.8尺下降到2.6尺;针织品,从0.26尺下降到0.15尺。(《党的光辉照征程——为创建新浙江奋斗纪实》,浙江文史资料第六十九辑)
以上数据揭示了“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浙江遭遇严重经济困难的实况。如何迎战困难,恢复农业生产?浙江当时确定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恢复到1957年粮食总产量153亿斤的标准(即在1961年130亿斤的基础上再增产20多亿斤粮食)。对此,江华当时曾作过这样的估计:“就全省来说,估计需要5年的时间。在5年中,并不是年年增产,起码打算两年平年,一年丰年,两年歉年,留有余地好。每年平均增产5亿斤粮食,那是大慈大悲、谢天谢地了。”
不过,在省人委的高度重视下,1963年和1964年,浙江农业的年总产粮都突破了1957年153亿斤的目标。显然,只有守住耕地,重视农业,才能保持住农业的恢复态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征用农田就成了领导心目中特别慎重的大事。
当年,黄龙洞一带的成片土地都属于基本农田,种植的是水稻、棉花、络麻。前后相隔仅仅10天,省人委再次下文,否决了原先“同意在黄龙洞征用旱地59亩”的批文。这份历史文件,尤其是文件中的四个大字“节约耕地”,见证的是:当年浙江主要领导对恢复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对基本农田的特别看重。
编辑 | 卫留行 刘俊萍
《杭州文史》第3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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