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兰乡七十年前教育纪实

解放前

在日伪时期，丁桥没有正规的学校。1945年前后，丁桥周边散落着几家私塾。这些私塾时开时关，是丁桥镇上一些有文化的老人自行开办的，学生按月交费后去上课（可以用米代替交费）。这些老学究，不开数学课，但会开珠算课。私塾以《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诗经》、《幼学琼林》等为课本。1948年春我进了私塾——那年我刚好虚岁7岁，在私塾里读的就是这些书。我怎么7岁就进私塾呢？因为我曾祖父在家里也开着私塾。当时我家住在丁桥镇西三里，小地名叫麻皮桥的自然村，家中就是学堂。我家的私塾是1942年我出生那年开办的，当时我曾祖父已有69岁。家里有私塾，我到五六岁时，经耳濡目染，虽不认识字，但也能跟着背诵百家姓了。除了我家的私塾之外，其他村子还有私塾：下城区华丰村有一座叫斗台的道观，有一位姓项的先生坐教，在丁桥街上的协和栈房有一位叫马云龙的先生坐教，大塘村的毛道庵（在现今的物美超市前）、长睦桥的观音庵，三义村的内道庙，三合乡的青石庙都办过私塾，教书先生都是临时凑合的。

日寇投降后，笕桥机场首先办起了童子军学校。这所学校据说是由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下令为解决当时的飞机场工作人员的子女入学而办的，后蒋介石夫妇视察了这所小学，并提议向培养空军人才方向发展。所以学校较规范，有定制的校服，女生一律穿背带裙，男生必须着西装、领带，煞是标致。丁桥及周边有虞佩珍、钟国尧、陈瑞卿、钟文艳等人在此童子军学校里读书，读到解放而停止，他们应该是丁桥第一期的“洋学生”。

1946年春天，国民政府号召乡绅资助办学，在丁桥周边的水车头，鲁村庙、青石庙、内道庙纷纷办起了初小。这年秋天，我们丁桥，由杭县参议员邬毛银督办，地方商绅陈载春资助并牵头，在原西庙塘边协和栈房里的私塾里增办了一个小学一年级的新生班。招了五六个十来岁的孩子读书，老百姓叫读“洋书”，叫这些学生为“洋学生”，老师是一个年轻的女老师，姓曹，可惜后来被土匪头子强暴，学校停了几个月。后来又请了一个姓李的中年老师接替。私塾与洋学堂共处一室的奇特情景，只有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才会有。这个洋学堂，起名就叫“丁兰学校”，这就是丁兰小学的前身。

丁桥镇自民国开始，一直叫丁兰乡。所以，学校叫丁兰学校也很自然。

1947年春，因有了洋学堂就没有孩子再去读私塾了，私先生维持不下去了，再加上协和栈房要堆放军用物资，丁兰学校的私塾只有停办。乡贤们会商决定，把那些招来才读了半年“洋书”的新生，转址到中和堂的厢房里就读。

中和堂药房是当年丁桥的大商绅陈载春先生的宅园，他祖传中医医术高明，解放后在笕桥、七堡、九堡等乡镇卫生院坐堂行医。他的医德、医术、医风，在群众中均有良好的口碑和声誉。陈载春先生在国民政府的号召下，出面支持办学义教，陈载春先生担任校董，主掌校长职权。1947年春，原丁兰学校正式更名为“丁兰小学”。

1947年下半年，丁兰小学又开始招收新生了，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光靠中和堂一间厢房，无法扩班，不得已，只能搬迁到后边一座叫西庙的空屋之内，继续办学。1948年上半年，经国民政府派遣，丁兰小学迎来了一位科班出身的校长，叫汪寅啸。汪先生体质较弱，杭州人，属虎，脸上有几点浅麻子。因汪校长的到来，从此，丁兰小学走上了正规办学的道路。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校长。汪校长带来一架小风琴，是稀有之物，他还带来了亲兄弟叫汪力军，一同参加教学。汪力军老师，住在闸弄口新村。2010年11月我特意去拜访了老先生，汪老先生记忆清晰，他对我说：“我虽只在丁桥教了三年半，但对丁桥十分有情感，丁桥籍的学生还常来看我，我非常高兴。”他回忆说，他在西庙里迎接了解放，用家里带来的小风琴伴奏，练唱《东方红》、《义勇军进行曲》，练唱时还要有人望风，因为害怕有土匪要来骚扰、威胁。加之哥哥经常生病，还需要义务地代理校长的责职。他是1952年离开丁桥，调到大三乡（现在的大井）去教书。

1948年底，因曾祖父年事已高，我家的私塾也停掉了，所以我改读“洋书”进了洋学堂。为此，在1949年春季开学时曾同父亲去丁桥西庙与鲁村庙二处小学看过，目睹西庙的三间大房子内，因没有分隔，觉得很空旷，年龄大大小小总共有20多个学生。我觉得西庙的教室不及鲁村庙小学的教室好，所以我选择了到鲁村庙小学正式求学。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当年丁桥的行政归属杭县乔司区丁兰乡。小学名称未变，仍然叫丁兰小学。

解放后

1949年的10月，一位16岁的花季少女赵志诚来到丁兰小学当老师，据赵老师回忆，她是到西庙的丁兰小学向汪校长报到的。西庙里的老师除了汪氏弟兄，还有一位叫金文的男老师。因西庙房子近公路，要改做盐仓库，经乡公所决定，下半年快结束时，搬迁到东庙继续上课，这一搬奠定了丁兰小学的发展，一直到2007年9月搬迁新校舍为止，时间长达57年。

▲赵志诚对学生的寄语

1950年春天，我从鲁村庙小学转到了丁兰小学读第四册，是一个复式班。胸前挂着新发的校徽，喜乐异常，校徽为铝质倒三角形，白底红边，中心是一本翻开的书，书形的两页上分别写着“丁”“蘭”两个并排的字，字为银灰色勾出的阳文，书被下面的兰草托着，兰草上竖排着两个较小的字是“小学”。这枚校徽，我一直珍藏着，但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也不知有没有其他同学还保管着。

1950年春天的丁兰小学，还是一座庙宇，叫东庙，是丁桥河东村的家庙，还经常有老太婆前来念佛、烧香、拜菩萨。老底子村庙的建筑，大多是四合院式的，南面进大门就是戏台，戏台下面有几口寿材放着。东西厢房是做功德的经堂，现成了我们的教室。学校的东门外是一只水塘，水塘北面有几户草舍农家，学校有两对北门，开门看见的是一片义冢地，荒草乱坟，显得荒凉阴森，靠丁桥港边是一片麻栗树林；学校没有西门，据庙祝讲，本东庙只迎东方旭日，不通西天极乐。北大殿中，高高耸立的四大金刚对面而立，守卫着高高在上坐着的慈眉善目的玉皇大帝，玉帝的和蔼与四大金刚的面目狰狞，正好形成一个极大反差，我人小，胆更小，不敢正面细瞧这四位菩萨的；当年，在汪校长的带领下，拆除了学校里的这些泥菩萨，我们用绳子套着大菩萨的头，远远地站到天井里，同学们齐心拉着绳子，“轰”的一声，菩萨倒地，粉尘烟飞……这样的情景，凡当年在校的师生没有一个会忘记的，这一定是终生的记忆。汪校长还带领我们清除学校内外四周的垃圾，杂草，那时候的小学生年龄都偏大，会做一些打扫卫生、挑土平地的工作。把学校后面义冢地填平做成操场，在这个大操场上，政府召开过多次全乡民众参加的群众大会，土改、斗地主、镇反，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轰轰烈烈。

1950年，国家决定全国实行秋季招生，所以，春季班的学生需按成绩分类进入两头相应的班级。这一年的秋季，招来的一年级新生很多，才实行单班教育。而我读的二、三年级仍是复式班，四、五、六年级又是一个，两个教室容纳着五个年级的学生，这也是一个奇迹吧！这一年的8月，沈斌老师也来丁兰小学任教。他说，在1951年暑期，杭县教育科组织杭县教师到玉泉集训，集训之后，他下半年就去了翁梅，但因为是丁桥本地人，一直对丁兰小学特别关心。

1950年，丁兰乡村有夜校，有扫盲班，手提着煤油灯上识字班成为高尚的夜生活，丁兰小学的老师，白天在小学上课，晚上还要下乡去识字班做辅导。学校还要组识文艺演出，曾排演过大型话剧《王秀兰》，由学生主演，丁桥的文化氛围很浓厚，村村有文艺宣传队，有剧团，有化妆高跷队，有打连相，有秧歌队，沈斌老师带领的体操大秧歌轰动一时，把民间的叠罗汉融合到大秧歌之中了。

1951年，丁兰小学第一届小学生毕业了。一共是五名学生，这五名学生在沈斌老师带领下，到杭县教育科设在乔司小学的一个考点进行会考，以优异的成绩，全部被当时的杭县中学（校址在三墩）录取。这五名学生是：孙高祖、王明浩、曹寿根、钟文艳、苏柏年。1951年，丁兰小学成立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沈炳涛是大队长，手臂上的那块有三条红杠的小白布，配着红领巾，英气勃发。我也在那一年加人少先队，成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

汪校长在1951年的下半年学期结束前调出，来了一位叫陈宾懿的做了一个半学期的校长。

1952年暑假，陈宾懿调出。来了一位新校长，叫ト一帆，是一位皮肤白净、戴金丝边眼镜的文弱书生。第二年春，又来了一位新校长叫许家恒，浙江东阳人，肤色黝黑，很有个性，也很有能力，他的数学课，没有学生敢不专心听讲，一来，他讲课容易接受，复杂的理论，变成了简单的定理，很易记住；其次，他有一件法宝，他那双凹陷的眼眶里，有一对深邃的黑眼珠，黑眼珠里能射出二道精光，精光会不时地游弋在课堂上空，我好几次在走神时，都被他眼睛里的精光所召回，我深有这方面的体会。这一年，丁兰小学的毕业生是：陈越群、魏文俊、高月仙、许耀山、张志高、陈茂昌六人。

1953年，丁兰乡加上三合乡的后珠村、长睦村一同划人杭州市笕桥区，并把这两个村的行政区划归属于丁兰乡管辖，统称丁桥乡，但小学名字未改，仍旧叫丁兰小学。这一年毕业的有：蒋铁骅、黄佳珍、沈炳涛、杨光寿、吴明星、吴静山、林镏本、楼迪庆、陈越年、卢永早、倪赞勋、陈爱兰、李德根、林来根。

许家恒校长当时考虑到丁桥并入杭州市，今后学生考学校，必须要考杭州的学校。正好这一年有个机会，杭州有几所中学面向全省提前招生，即便考生落榜了，还有时间可以再考当地的学校。为此，许校长挑选几名成绩较好的学生去杭州会考，结果，蒋铁骅被杭初（现在的杭四中）录取，吴明星考入新成立的临平初级中学，毕业后考入塘栖高级中学（后考入农大，可谓是丁桥乡解放后的第一名大学生）。还有多名考生，继续考入杭县中学，升学率很高。许家恒校长掀开了丁桥学生考上省城学校的一页。

1953年，在上级政府的谋划下，高塘村首先办起了一所村小，来了一位50多岁的老师，叫蒋本立，他用旧式方法教育孩子，甚至使用体罚用教鞭拍打、用栗子炮轻敲，吓得孩子哇哇大哭，这一来，弄得家长生气了，来校评理，蒋老师只解释，没认错，矛盾升级。他本人也无心再教书了，借此撤离了我村。随后来了一位小伙子，他叫劳根良，乔司街上人。这位青年老师，穿着“苏联花布”缝制的花衬衣，为人和气，对小孩十分有感情，赢得了村民的好口碑。他一个人要教全部的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美术，十分辛苦。他搭伙吃住在农户。其他几个村也陆续办了村小，业务上都归口丁兰小学管辖。丁兰小学自己也在不断扩大，班级也增加了。这一年来了许多新老师，李耀、张绍楠等人的加盟，使丁兰小学的师资力量有了加强。

1954年春，丁兰小学毕业的学生有沈明耀、陈学民、卢永高、邹玉玲、王春和、卢玉凤、陈美珍、汤福音、徐信源、萧锦招、许绥霞、陈巧君、王娟蓉、张志良、王初兴、林伯林等16人。毕业生中年龄参差不齐，年龄最大的23岁，最小的13岁，这一年我刚好13岁。这届毕业班的班主任是李耀老师，台州临海人，教语文，是位看上去五大三粗的伟丈夫。但他有很细腻的教学心思，也有很好的文学底蕴，讲起课来游刃有余，他可以不看讲义，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在升学考试的辅导中，他讲解了课外短篇小说《田寡妇看瓜》的读后感，正巧，升学考试的作文正是这一道题目，大家能考出好成绩自然是意料内的事了。更有趣的是，许家恒校长教毕业班的数学，他在题型辅导时，强调“任何数乘以零都等于零”的法则，在升学考试的数学题的最后一道计算题就是这样的一道题型，这道看上去非常复杂的计算题，有大括号，还有中括号，中括号内还有小括号，重重叠叠，括号内有四则混合的计算，但大括号外是乘以零，一看题型，我们参加升学考的丁兰小学学生立即划上等号，在等号后写上“0”，赢得了宝贵的考试时间。这次我们有8个人去杭州考试，结果，录取了6名。其中，杭一初（即现在的杭四中）录取4人，惠兴女中录取2人。这一年的下半年，许家恒校长调出，他回东阳老家任教。李耀接任校长。

那时候，学生的年龄都比较大。旧社会没书读，解放了，才有可能读书，到十五、六岁才读一年级的很多，我班的一名大姐学长，比我大了10岁，比赵老师还大2岁，小学毕业时已经23岁了。她有一篇回忆录《感恩母校——丁兰小学》，还传给我一张1954年6月7日在笕桥大华照相馆拍摄的四位女同学的合影。

1955年春毕业的学生有：虞志荣、严金法、王水祥、曹志文、陈觉喜、戴松美、倪惠兴、王娟琴、陈鸿兴、高宜荣、陈彩珍、陈彩珠、周美珍、王土英、马文珍。据虞志荣同学回忆，他的毕业证书上的方形公章是“杭州丁兰小学”六个字，校长签名、印章是李耀。李耀老师后来成了右派，被“清理”出了教师队伍，全家下放到农村劳动，屈死于农村。

这前几届的丁兰小学毕业生中，有许多成功人士。有特级教师，有轴承厂技术科主要骨干，有中学校长，有茶叶机制造工程师专家，有杭州市第一代无轨电车司机，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营级干部，有宁夏回族自治区驻杭办事处的干部，有市公交公司西湖旅游专线上的安全驾驶标兵，有市、乡、企业的总会计师，有村党委书记，有担任40年之久的乡镇文化干事，还有许多贤妻良母、慈父严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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