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舆万国全图》与明人的世界观念（下）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自我为中心”的时代，这种“中心”模式是一个方位、层次和文化交织的框架。首先，中国在地理位置上是“天下之中”。即使被认为“闳大不经”之邹衍的“大九州”说和被目为荒诞不据的《山海经》，在描述天下的时候，也不外以东、西、南、北、中以及内外来区别天下的方域和山海。这种“天下观”的形成与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的最东部，西北是荒野沙漠，西南是高山深谷，南面热带丛林，东临汪洋大海，地理上的相对封闭使中国士大夫不仅视中国为天下的中央，而且在文化上也处于中心的地位，中国文化被视为普天之下最高的文明的样式。战国时期，赵国的公子成这样阐述过作为文化中国的意义：“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宋代理学家石介的《中国论》最能代表中国士大夫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明优越感和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轻视：“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下由诸夏及蛮夷戎狄组成，中国即诸夏，为诗书礼乐之邦，在层次上居内服，在方位上是中心。蛮夷戎狄形同鸟兽，在层次上属外服，在方位上是四夷。这就是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在中国创造的属于自己的特殊的文化体系——夷夏传统。所谓“夏”是指孕育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夷”则是指处于这个中心四周的部族，是不知华夏文明、未受礼仪熏沐的少数民族，依其与中原所处的方位，分别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些四方的部族，在中国士大夫的眼中，处于没有声教礼仪的野蛮状态。从北宋神宗时的《华夷图》碑到罗洪先的《广舆图》，都把周边国家的位置标得模糊不清，中国的区域画得颇大，而汪洋大海却绘得很小。有无大地球形观形成了中国与西方世界一个重要的差异。哥伦布正是因为坚信地球是圆的，才能面对浩瀚的大海勇往直前，而郑和下西洋时，中国人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大地球形观，因此不可能有通过绕地球一周重回自己家园的观念，那么，只觉得愈往西就愈远离故土，加上中国人乐于安居而缺乏强烈的冒险精神。尽管明代中国已经完全具备发现新大陆的高水平的航海条件，但缺乏这种发现的意愿。阿拉伯学者继承了希腊的科学传统，把世界分为七洲，元代此说曾传入中国，但仅在少数人中流传，大多数中国人知之甚少。

《坤舆万国全图》向中国人介绍世界新的地理知识的过程中，从中国人最易接受的角度出发，改变了欧洲制图学的一个重要的传统，即将福岛本初子午线从世界全图的中央向左移动170度，这一移动的结果使原来被绘制在奥代理世界全图极东的中国，出现在了《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央。以往许多学者多批评利玛窦这样做是为了迎合明末士人妄自尊大的观念，是对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屈服。其实各种文化圈都有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我们没有必要对中国士大夫要求把中国绘在世界地图的中心给予太多的责备，利玛窦这一巧妙的处理并未使中国脱离世界，而是把其纳入互相重叠的全球范围之中。将传统的“万国”予以全新的界定：古代中国也有“万国来朝”，但此一“万国”是指“殊方”，即不同的地方，主要指周边藩属；而利玛窦的“国”有主权国家的含义，用于表达世界存在着的诸多政体国家，这是后来国人能够接受世界多元种族和文化存在的空间基础。但“万国”概念的传入与是否被准确地理解，是两回事，承认万国，同时可以认为自己是万国中独尊之国，仍是万国的中心。而利玛窦所传送的世界意识是将“万国”中各国都视为其中之一国，中国同样不例外。与“万国”同时介绍的“五大洲”概念，最早将“洲”的概念引入，阐明了中国仅仅是世界，乃至于“亚细亚洲”的一部分，不仅不是想象中的世界中心，而且即使在亚洲也不存在一个中心。《坤舆万国全图》成功地向明末中国展示了前所未见的全球景观，成为国人最早瞭望世界的一个窗口，带来了明末士人闻所未闻的大量新知识的信息，如“地圆说”与地球知识，五大洲与“万国”的概念，首创了一批域外译名的汉译法，如亚细亚、大西洋、地中海、罗马、罗马尼亚、那波里、古巴、巴布亚、加拿大等，有些洲名、国名和地名的译名则一直沿用至今，有的今译名是脱胎于利玛窦的译名，如欧逻（罗）巴、亚墨（美）利加、牙卖（买）加、马路（鲁）古、智里（利）、泥（尼）罗河等。这种地理观直接和强烈地冲击了中国天朝中心主义的世界观。

《坤舆万国全图》所传入的西方新知识点，使中国学人开始反省自己的天下观。他们在清楚划分的五洲、分明的经纬度和到处写满了国名的世界地图前，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从惊羡、好奇到反感、拒斥，而最终产生了对原有天下观念的深深疑虑。有不少中国学人由于接触了利玛窦世界地图而逐渐接受耶稣会士带来的这种“世界观念”。如徐光启1600年春在南京先后接触了赵可怀和吴中明两位进士所刻的利玛窦世界地图，渐渐为利玛窦所带来的球形大地观所吸引，他在《跋二十五言》中写道：“已见赵中丞吴铨部前后所勒《舆图》，乃知有利先生焉。间邂逅留都，略偕之语，窃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矣。”渐渐为利玛窦所带来的球形大地观所吸引，认为“西泰子之言天地圆体也，犹二五之为十也”，并为地圆说作了正、戏、别三论详细加以解说。李之藻说自己在1601年“从寮友数辈访”利玛窦，“其壁间悬有大地全图，画线分度甚悉”，以后便醉心于西方的制图学，指出中国传统图学的缺陷，“余依法（利玛窦教授的西法）测验，良然。乃悟唐人画方分里，其术尚疏”。叶向高称利玛窦当年“画为《舆地全图》，凡地之四周皆有国土，中国仅如掌大，人愈异之。……其言舆地，则吾儒亦有地如卵黄之说，但不能穷其道里、名号、风俗、物产，如泰西氏所图记”。地球无正倒横斜，中国当然就谈不上是什么世界的中心了。空间观念的改变会导致思想界的“革命”，地理视界的拓展必然会带来文化眼界的拓展。1602年李之藻帮助刻印的《坤舆万国全图》在学界受欢迎，利玛窦在1602年的日记中曾对《坤舆万国全图》刊本的刻印和流传有详细的描述：“彼刷印多本，遍赠其友；他人亦有送纸来印者，合之不下数千本也。剞劂此图之刻工又私梓一版，大小尽同，故一时而有版本二，然尚不足以应求者之多。故天主教徒某，以吾人之助，别为一更大之图，分列八幅，刻既就，遂以版售于印刷者，于是北京共有三本焉。”

葛兆光指出：古代中国关于“天”和“地”的空间叙述中，隐含了古代中国历史传统的权威性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依据。如果大地不再是圆形的“天”覆盖下的方形，那么过去的历史和传统的经验就失去了意义，如果四夷不再是地理上那么渺小和文化上那么野蛮的附属之国，“天朝大国”的自信、中央王朝的尊严就会受到动摇。“整个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合理性依据，与传统关于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密切相关，当这种传统的合理性依据被西洋传来的新知动摇，很多旧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就会发生‘多米诺（dominoes）’骨牌式的连锁坍塌。”空间观念的改变会导致思想界的“革命”。章潢在《图书编》的《舆地山海全图叙》中就感地理知识带给自己对于知识理解的无穷追求：“尝闻陆象山先生悟学有云：原来只是个无穷，今即舆地一端言之，自中国以达四海，固见地之无穷尽矣！”

地理视界的拓展必然会带来文化眼界的拓展。明末清初的一些士大夫开始跳出“虚幻环境”，承认天下确实还存在着一个未知世界的“文明”样式，企图用一种平等的眼光来审视中西文化的短长，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也许对西学并无太多的认识，但由于与新地理观的接触引导他们认识了异域文化，从而建立起了一种健康和开放的心态。李之藻就是因为参与绘制《坤舆万国全图》后提出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著名论断：“今观此图，意与暗契，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与兹不信然乎！於乎！地之博厚也，而图之楮墨，顿使万里纳之眉睫，八荒了如弄丸。明昼夜长短之故，可以挚历算之纲，察夷隩析因之殊，因以识山河之孕，俯仰天地，不亦畅矣大观！而其要归于使人安稊米之浮生，惜隙驹之光景，想玄功于亭毒，勤昭事于顾误，而相与偕之乎大道。天壤之闻，此人此图，讵可谓无补乎哉！”通政使许胥臣曾坦率地告诉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1568-1640，又名王丰肃，字则圣），他一点也不喜欢《天主实义》，但高一志赠送他的一架地球仪和《坤舆万国全图》却引起他浓厚的兴趣，许胥臣因此地理观的吸引而接受了天主教文化，成为当时官阶最高的一位中国教徒。明末学者谢肇淛更是在《五杂组》一书中直接写道：“天主国，更在佛国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与中国无别。”是否通晓文理、温文尔雅历来是中国士大夫用来区别华夷和文野的标准，此时谢氏将其用之描述远在佛国之西的天主教国家，实际上已把天主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等量齐观了。

“世界观念”具有地理和文化上的双重含义：地球被证明是一个球形，空间认识上就形成了超越传统的东、南、西、北和上、下、左、右的大地二维观念，而建立起三维方位的观念，地球的旋转运动和表面无中心的特征，因此世界“无处非中”，在地理上不存在什么中心和边缘，势必产生文化发展的多元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标准。这种理性的“世界观念”最早是在一批像利玛窦为代表的那样一批接触过东方文化的欧洲传教士群体中形成，并在于中国文化的交流中提出“文化适应”的主张，在输入西学的过程中愿意充分尊重中国的传统，被康熙皇帝称为“利玛窦规矩”。近代意义上“世界观念”的建立，是中华民族走向近代化之起点，也是一项极为艰难的思想启蒙。

综上所述，《坤舆万国全图》作为一种交错、碰撞和对话的产物，容纳了来自不同时期和世界不同地区的中西知识传统。该图的刊本和彩绘本无疑承载了丰富的西学系统的元素，利玛窦来华后大量阅读中国古籍，从《山海舆地全图》到《坤舆万国全图》，他与其中国合作者在绘制和刊刻过程中一遍遍的修改增补，形成了中西文化的互动。

这一借助中国传统名称术语来传送西方新知识的汉文世界地图，熔铸了中西知识的对话，属于当时最为完整和最高水平的汉文世界地图。这一借助传统名称术语来传送西方新知识，并利用中国文献绘制出的在总体上属于当时最为完整和最高水平的世界地图，以易于为中国读者接受的方式，实现了与中国传统知识进行对话的效果。法国学者魏明德认为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刻印堪称“中国内部的‘哥白尼革命’”，并将之视为“中西对话的源头”。

这一熔铸中西知识对话所生成的这一地图文本，影响了之后欧洲世界地图的创作方式，16世纪以后的西方世界地图绘制过程中都极为重视来华传教士传回欧洲的地理信息，而在世界地图绘制实践中重视中国知识，几乎成为西方知识界普遍采取的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