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钱塘江出海口的潮神信仰

钱塘江出海口的文化史意义非比寻常，笔者曾在另外一篇论文里提到，以为这一带保存着举世瞩目的自然遗产——钱江潮；历史文化遗产——捍海塘以及塘上的一系列与祭海镇海相关的古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观潮习俗、修筑海塘的传统技艺、弄潮竞技、关于潮汐计算的民间知识、喊潮、祭潮、镇潮等传统。本文则就其中的潮神信仰展开讨论。

钱塘江出海口有个向公村。这个村名是后来改的，听老人说，原先一直叫“相公村”。这个村原属萧山区河庄街道，现则划归大江东产业集聚区。这个村的各方面工作都不错，所以被评为国家级生态村、省级文化示范村。不久前，笔者曾经去访问过这个村子。村里有个很大的相公庙，主祀张相公。如今则顺应当地百姓的信仰习惯，庙里也还供奉着不少佛教神祇。据老人回忆，钱塘江出海口一带，昔日有不少相公庙，民谚说是“沿江十八庙”，可见声势之壮。庙里主祀的张相公，就是当年领导这一带民众修筑海塘，抗御潮患的北宋名臣张夏。关于张夏的史迹，后文还将提及。总之，他是当地民众心目中的潮神。在传统社会里，这一带在每年农历三月初六，张夏生日这一天，要隆重祭奠，形成庙会，人称“张神会”。这样一种潮神信仰，流传至今，显然是一种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加以认真保护。顺便提到，笔者在宁波沿海一带，也听说过有“沿海十八裴”的说法。那一带唐代有过一个好官叫裴肃，曾任浙东观察使，生前带领百姓兴修水利，造福社稷，死后在这一带就出现了许多主祀他的民间庙宇，有的至今依旧香火鼎盛。其中咸祥庙的八月半庙会就颇具声势。正可与钱塘江出海口的张夏信仰相呼应，可见在文化史范畴里，许多现象都是十分相似的。

上面提到的张夏信仰和裴肃信仰，堪称我国传统社会里民间信仰的两个范例。或者可以说又是传统社会里国家祭祀与民间信仰互动的两个范例。在传统社会里，这样的精英人物死后，老百姓要纪念他，朝廷也总会顺应民意，予以承认和鼓励的。《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这是从国家层面，从君王的视角来看，当年有过这样一个祭祀的标准。其实在老百姓的层面上，也大致是如此。当然，就每个家庭而言，他们在家族内部要祭祀的，首先是他们的祖先。然后扩大到社会的层面，那就是在这一带公共生活领域里曾经为大众作出过贡献的人物，最值得公众去祭奠他，纪念他。许多民间信仰正是这样形成的，张夏信仰则是其中的一个个案。

钱塘江出海口一带民众信仰潮神，而且还信仰不止一个潮神。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伍子胥。伍子胥是春秋时楚国人，他的父兄被楚平王杀害，他逃到吴国，帮助吴王阖闾兴国，立下功劳。后又攻破楚国，报了杀父兄之仇。他在吴国位高权重，后来却遭奸臣进馋中伤而被疏远。吴王赐剑逼他自杀，将他的尸体盛于皮革囊中，沉入钱塘江。他临死时说：“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他死后，形势发展果如他所预言。《越绝书》卷十四记伍子胥之死，就极具传奇色彩，文云：“勇士执之，乃有遗响，发愤驰腾，气若奔马；威凌万物，归神大海；仿佛之间，音兆常在。后世称述，盖子胥水仙也。”此后，《吴越春秋》《录异传》《钱唐志》《吴地记》《文献通考·郊社考》《临安志》等文献典籍都有当时民众祀奉伍子胥为潮神、涛神的种种记载。如今，海宁的“潮神祭祀”已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受到了保护。

杭州吴山有伍公庙，今存清金志章等修纂《吴山伍公庙志》，记载颇详。其中“历代褒封祀典”，一开头就说：“伍公神自春秋时建庙祀享，历朝因之”，以下记录唐、宋、元、明、清历代朝廷的敕封，这里无法一一抄录。文后又记：“国朝雍正三年，浙省抚臣题请江海保障之神，恳加封号，奉旨钦定‘英卫公’，每岁春秋，照例致祭。”该志卷首收录的《御制敕祭伍公祝文》，是乾隆十六年（1751）的祝文，则称他是“钱塘江之神”。该志卷四收录历代祭祝伍子胥的祈祷文，其中署名宋苏轼的，就有五则。苏轼时任杭州地方官，特别崇拜伍子胥，除了公事公办之外，自然也表达出他本人对这位英雄的崇拜之情。

浙江民间祭祀伍子胥，历史记载甚多。《荆楚岁时记》转引了三国魏邯郸淳《曹娥碑》里的文字：“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说的是当年曹娥的父亲在五月五日端午节“迎伍君”的祭祀活动中不慎淹死的事，地点上虞，属越地。说明当年不仅吴地民众崇拜伍子胥，越地民众也同样崇拜伍子胥。按说伍子胥是吴国大将，当年吴越长年交战，你死我活，不可开交，伍子胥是越国人民的仇敌。伍子胥死后成神，居然被两国百姓共同敬仰，这是值得史家深思的。这种“迎伍君”的祭祀仪礼，后来在钱塘江出海口又演变成一种著名的水上竞技活动——弄潮，历来为人们所看重。而曹娥救父这件事，则又成就了一位千古孝女。当年奋不顾身跳到水中去打捞父亲尸体的少女曹娥，死后也被人们崇拜为水神。在她的家乡上虞，曹娥庙屹立至今，曹娥庙会传承至今，孝女精神更是流播至今，是值得我们为她大书特书的。

《吴山伍公庙志》卷首《庙图说》提及：“殿前左右廊屋各九间，内奉潮神十八尊，金龙四大王一尊，本庙土地一尊”，所说金龙四大王，是历史上著名的河神，其势力范围主要在当年京杭大运河沿线。这里提到“潮神十八尊”，则表明历史上被祀奉为潮神的并非伍子胥一神，除此之外还大有人在。该志没有提到这十八尊潮神的具体姓名，我们却在雍正《浙江通志》“祠祀二”海宁“敕建海神庙”条找到了颇为详细的记载。

海宁盐官，位于钱塘江出海口。钱江观潮，此前以杭州郊外为盛，明清以后因江流改道，观潮以盐官为最佳。另一方面，由潮水造成的灾害也以盐官一带为最烈。清雍正年间在盐官建海神庙，规模之大，也为钱塘江出海口首屈一指。海神庙占地40亩，耗银10万两，形似宫殿。民间称“庙宫”，当地传说，则以为与清朝皇帝的秘闻轶事有关。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对此有渲染，因而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

前述雍正《浙江通志》该条文字称，此庙正殿“崇奉运德海潮之神，左右配殿各三楹，以历代潮神、水神从祀。”以下则有一份很长的名单：“祀越上大夫文种，汉忠烈公霍光，晋横山公周凯，唐潮王石瑰、升平将军胡暹，宋周宣灵王雄、平浪侯卷帘使曹大将军春、护国宏佑公朱彝、广陵侯陆圭、静安公张夏、转运使判官黄恕，元平浪侯晏戌仔，护国佑民永固土地彭文骥、乌守忠，明宁江伯汤绍恩、茶槽土地陈旭。”这里提到了十六个名字，而《吴山伍公庙志》却说“潮神十八尊”，为什么少了二人，原因还不清楚。在海宁的海神庙里，据老人回忆，昔日还供奉着钱镠和曹娥这两尊神像。一般认为，钱镠和曹娥也都是水神，或者说是潮神。曹娥，前面已经有所讨论。至于钱镠，知道他的人就更多了。

钱镠是历史上吴越国的开创者。唐末之乱，钱镠乘势而起。此人出身贫苦，年轻时以贩盐为生，后入军伍，终于开创了吴越国的局面，割据东南十三州一军之地。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家乡，在他的身后，居然会有如此之多的民间传说广为流播，讲述着他的种种传奇故事，并且记入了宋元以降的各种典籍，数量之多，内容之精彩，在历代帝王传说中也是不多见的。

尤其是“钱王射潮”传说，堪称一绝，不仅被记入史书方志、笔记小说，还在这一带民间的口头上，一直流播至今。故事说当年钱塘江潮水汹涌，海塘屡筑屡毁。钱镠主持修筑捍海塘，遇到阻力。于是，钱镠出一奇招，他虔诚祷告天地鬼神，说明诚意，又写了一封信，锁入海门山水中。信是写给海龙王的，其中有两句：“传语龙王并水府，钱塘借与筑钱城。”语气威严，看似商量，却犹如最后通牒。次日，他派出五百壮士，每人发箭六枚，排列江边，一声令下，齐射潮头，气势何等威武雄壮！据说当时也只不过射了五箭，那钱江潮就不得不乖乖地退了下去。于是乎，钱塘江口的捍海塘果然也就建成了。

这个传说较早记载在宋代范坰、林禹的《吴越备史》中，元代刘一清《钱塘遗事》所记更详。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在提及此事时，说杭州从此有铁箭巷，“相传为钱王射潮之所”。钱王射潮的事，历史上可能发生过，不过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夸饰，也是显而易见的。

浙江先民在钱塘江出海口一带修筑海塘以抵御海潮的壮举，由来已久。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当年，这场人与潮水的搏斗是如何艰难，也是可以想见的。往往是成千上万人花了几年工夫才修筑起来的海塘在几小时里就会被怒潮冲毁。这里的海塘屡筑屡毁，屡毁屡筑，先民自强不息，前仆后继，锲而不舍，众志成城的精神不断彰显，世代相传。时至今日，钱塘江出海口还保存着明清时修筑的捍海塘，雄伟壮观，人称“海上长城”，与都江堰、京杭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回想钱镠当年，居然下令勇士射箭，试图用普通的弓箭来阻挡汹涌的潮水入侵，虽属荒诞，却表达了先民抗争自然的普遍愿望，因而得到当时民众的拥护。远古时代有“羿射九日”，何等豪迈！而在五代十国时的钱塘江出海口，又有“钱王射潮”的壮举，钱镠让人们又一次想起了羿的神话原型，从而使得钱镠在民众中的地位一下子又提升了许多。钱镠被人们崇拜为潮神，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前文提到，《吴山伍公庙志》有“潮神十八尊”之说，而雍正《浙江通志》中又列举了历代潮神、水神十六人，人数有所不同，其实这并不奇怪。有的地方还有十二潮神的说法，以为昼夜十二时，各有一神主司。犹如杭州地方上的花神，旧时亦有一年十二月，月月有一花神主司，又设闰月花神的这样一种说法。总之，这是在民间逐步形成的一种信仰体系，犹如“滚雪球”一般，会越滚越大，逐步形成气候。所祀神灵，往往产生于不同时代，到了后世某个年月里，便有人出来加以“系统化”。比如海宁的海神庙，建于清雍正年间，此时的民间信仰，早已累积成洋洋大观，有可能把此前不同时代里陆续形成的潮神与水神“集大成”了。而在这些潮神水神的生前，其实都有着治水护民的种种感人事迹，不妨举其中的几位，评说一二。

文种，与伍子胥同时代人。不过他们生前却一在越国，一在吴国，各为其主，相互为敌。他们都忠于自己的国家，又都遭受不公正待遇，这一点却是十分相似。当年，伍子胥为吴国作出莫大贡献，最后却不得不被逼自杀。而文种为越国也是作出了莫大贡献，却在越灭吴之后不久同样被句践赐剑自尽。赵晔《吴越春秋》卷十《句践伐吴外传》云：“（文种）葬一年，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与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种也。”在浙江民间，类似的民间故事一直传承至今，人们称伍子胥为涨潮神，文种为退潮神。民众对历史的评价，值得深思。

石瑰，生于唐长庆三年（823），死于咸通年间，许多方志有载。当年他带领杭州百姓在这一带筑堤捍海潮，劳苦功高，积劳成疾，功未就而死于海。官为其立庙，封“潮王”。庙称“石姥祠”，又称“潮王庙”。至今，杭州市区还有潮王路、潮王桥、潮王庙遗迹可寻。这一带今天的地理位置离钱塘江甚远，有学者以此推论杭州历史上的地理变迁，以为钱塘江江堤是逐步由西向东推出去的，所论颇有说服力。

周雄，人称“周宣灵王”，富阳新登人，旧时钱塘江水系各地，乃至上溯至衢州和皖南一带，都有周王庙，可见影响之深广。钱塘江上的船民和放排人，也往往祀奉周宣灵王，在船上、排上虔诚供奉周宣灵王神位。这一带有关他的传说故事，突出了他是个大孝子这一主题。朱海滨有研究，以为这是在他死后被人们不断美化所致，由此讨论民间信仰与昔日封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互动，所论颇有见地。在周雄家乡，今富阳区渌渚镇，有周雄纪念馆，边上还有周公庙、孝子牌坊等。据老人回忆，历史上三月三日的迎神赛会，以祭祀周宣灵王为中心，十分热闹。如今，当地的“周雄孝子祭”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今现实中缺失孝道的态势下，纪念周雄对于提倡孝道，建设精神文明，自有其现实意义。

张夏，北宋时萧山人，曾任两浙转运使，并主持治理海塘，提出筑石堤的主张，颇见功效。关于他的死因，民间说法不一，有说死于漕运时覆舟，有说死于抢险护堤，总之是以身殉职。当地民间传说甚多，充满了对他的敬仰之情。钱塘江出海口一带，旧时为张夏立庙，随处可见，百姓称“张相公庙”。《钱塘县志》称：“夏治潮患，筑石塘自六和塔至东青门。人德之，立祠堤上。”前不久有媒体报道，说萧山某地发现有张夏当年筑堤的遗存，一时引起轰动，可见人们对他的怀念之深。本文一开头就提到了向公村的文化记忆，保存在这一带民众心灵深处的“相公信仰”是值得我们予以珍惜的。

还有个茶槽土地陈旭，也值得一提，雍正《浙江通志》引《仁和县志》云：“明永乐间，茶商陈旭出橐金，筑塘不成，遂跃身入潮，沙随尸而涨，塘乃成。敕封‘茶槽土地兴福明王’。迄今久无潮患，士民戴德，争奉其神。”颇有些神奇色彩，或许是当地民众的口承传统，属于集体创作。不过这个人的精神确实值得人们为之传颂。说起来此人并非官员，当年他并非一定要做此事，只是见义勇为，愿意为百姓做好事而已，居然能为之献出宝贵的生命，怎不令人肃然起敬！于是乎人们争相传颂他成了神，并有种种神迹显现，终于成为民间传说。这在那个时代里，实在是顺理成章，众望所归的事。

在这个长长的海神庙海神名单中，也有外来的神灵。元平浪侯晏戌仔就是江西人。他在江西成神，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神的文化圈不断扩大，后来也就影响到浙江各地。据不完全统计，北至嘉善，南抵苍南，旧时浙江各地颇多晏公庙，人称“晏公爷爷”。元《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有载，说他当年死在船上，从人载棺返乡，却已尸解。父老为其立庙，“有灵显于江河湖海，凡遇风波汹涛，商贾叩投即见，水途安妥，舟航稳载，绳缆坚牢，风恬浪静，所谋顺遂也。皇明洪武初诏封‘显应平浪侯’。”旧时，晏公信仰曾经颇具势力，甘肃兰州也有晏公庙。那里的晏公传说就有了地方化的痕迹，说当年兰州水淹，守将晏公催马跃入黄河，斩杀妖龙，平息大水，晏公亦殁，遂立庙。一般的历史研究，很难采信如此荒诞的材料，但在民俗学范畴里，学者却十分珍惜此类讯息，这里所传达的当地民众对历史的理解和评判，并非荒诞。

在浙南的不少地方，旧时都有晏公庙。此信仰尤以苍南蒲城为盛。当地元宵节有“拔五更”民俗活动，从正月初四到正月十九，长达十六天之久，届时人们将当地所有晏公庙中的晏公神像全都抬出来，穿行于大街小巷，以为驱邪辟祟。仪式内容极其丰富。正月十五夜为“拔五更”，人们在快速奔跑的巡游队伍中抢夺晏公神轿上的竹杠，俗信以为抢到轿上红绸者即为抢到财运。此人要妥为保存此信物，待第二年拔五更之前，备三牲祭品到晏公庙礼拜，送还上一年所抢竹杠。届时人们如痴如狂，呈现颇为独特的民俗风情，对周边地区产生颇大影响。每年均有来自浙闽边界的数万民众以及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参与。联系到兰州的晏公传说也是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我们对历史上底层民众的信仰世界应该增添了不少感性知识。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进入海宁盐官海神庙从祀的历代潮神、水神名单并不能完整体现昔日浙江潮神、水神的全部状况。除此之外，没有进入此名单，却在当地颇具影响的潮神、水神，还有很多。

比如在萧山湘湖一带，就有一些水神没有进入海宁盐官地方的水神系列。其中的“黄山西南”也是很有名气的。有人以为是钱镠父子当年筑塘治水所封，西殿在闻堰黄山，祀宁邦保庆王，南殿在孝悌乡，今戴村，祀保国资化威胜王李大夫。到了清道光年间，西殿、南殿合并一处重建，时称“黄山西南殿”，供二神，萧绍一带称“黄山西南”。不过在绍兴民间却又有另一种说法也颇有势力。说黄山西南是两个年轻人，南宋年间把一大批金兵引到黄山西南外的海滩上，利用涨潮的机会与他们同归于尽，壮烈牺牲。于是大家都纪念这两个不知名的孩子，有了这样一种信仰。此外，还有一种版本，也值得重视。有人说，黄山是五代时的地方官，西南是位治水专家。他们俩为了修筑西江塘，疏浚河道，动用了国库官银，还免了百姓当年的税赋。皇帝大怒，下令将二人剥皮楦草沉入江底。他们死后，浦阳江下游却大获丰收。当地百姓为了替黄山西南正名，加倍上交皇粮，以致震动朝野。据说皇帝为了补过，特地加封，并赐金头厚葬。民间称其为“二圣帝王”，又称其为“年菩萨”。过年时有“黄山西南”的神像出售，民间称“请麻衣”。又说此二神死时裸体，神码供奉时要反折，以为遮羞。当地人过年时行“祝福”祀典，就要供奉“黄山西南”神码。此外，凡遇洪水，当年在抗洪现场也要供奉黄山西南，称“行宫”，以为号召。一旦脱险，人们在庆功时更会隆重祭祀这位水神。由此可见，关于“黄山西南”的由来固然有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归结到一点，这一带民众昔日如此崇拜这样一位水神，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清悔堂老人《越中杂识》上卷“祠祀”，有“灵济侯祠”，说此祠在绍兴县东门外百余步，祀南宋乾道间人陈贤，文云：“钱塘恃堤岸以捍江潮。嘉定间，潮怒啮堤，随筑随毁。有司召神问计，神祭江潮以牲，手一竹于沙上而誓之曰：‘潮毋越此！’潮将及竹即逶迤而东行，西岸拥沙成阜，堤遂以成。既殁，御灾捍患，所在响应。”看来，又是被民间神化了的一位英雄。

历史上因修筑海塘，抵御潮患作出贡献的英雄，死后被祀奉为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萧山义桥一带有五位石匠，人称石大、石二、石三、石四、石五，也说是某年西江坍塌，他们率众抢修江堤，终于堵住缺口，而他们五兄弟却全部累死。当地于是立庙祀奉。还有一个掌故，则说西兴里正杨伯远的妻子王氏，见丈夫筑堰所抛泥石总是被水怪吞没，难以完工，她毅然割股肉投潭中，以饲水怪。水怪大受感动，从此不再作梗，塘堰终于筑成。百姓称此堰为“股堰”，在堰旁立王夫人庙，匾额“精诚屹卫”，春秋致祭。事见民国《萧山县志稿》。

通过以上一番讨论，我们大致上回顾了钱塘江出海口潮神信仰的生成和衍变。归根结底，这是与钱塘江出海口广大民众抵御潮患，保护家园的斗争史紧密相关的。历史上那些曾经带领百姓抵御潮患，修筑海塘并且作出过贡献的杰出人物，理应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和永恒的纪念。这样一种文化行为，一开始往往是民间祭祀，而后又获得国家祭祀的认可和强有力推动，互相影响，深植于民间，历经千百年而无法动摇。各地的许多庙会，往往因此而兴起。对于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我们应该抱什么样的态度？应该怎样去保护？都是今天的学界应该认真讨论的一个话题。

今天的人们在谈及社会公共秩序时总是会提到礼仪。其实，礼仪的早期表现形式就是“事神致福”，就是人们崇拜鬼神时的一种祭祀仪式。《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语·周语上》云：“夫祀，国之大节也。”说明在春秋战国那个年代里，祭祀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它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当然，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礼仪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愈趋复杂，而祭祀在国家和民众事务中的比重则在不断下降。不过，仔细一想，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不能一概否定传统的祭祀。对于民族始祖、历代圣贤、革命先烈、列祖列宗的祭祀，事实上是无法轻易废弃的。祭祀不仅是一种行为方式，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文化内涵。祭祀是感恩，祭祀是敬畏，祭祀是立德，祭祀是育人。由此可见，祭祀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一直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我们一度忽视了这一点，简单粗暴地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而予以扫荡，曾经走过一段弯路。如今静下心来认真反思，是应该清醒过来了。我们必须承认在历代圣贤的庙宇里祭奠，在每家每户祖先的坟墓前祭奠，和在革命先烈墓碑前的祭奠，是具有相似的文化功能的。我们不能厚此薄彼，尤其不能说谁是崇高的，而谁又是一种封建迷信。钱塘江出海口至今还保存着的那些海神庙、相公庙、潮王庙等一系列文化纪念物，以及这一带民间的潮神信仰，包括传承已久的庙会，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和保护。进入这样的海神庙，虔诚祭奠礼拜昔日为抗御潮灾、治理钱塘江出海口而壮烈牺牲的古代圣贤，不是封建迷信，而是对前辈的景仰与缅怀，也是对今人的激励和鼓舞，它的意义实在是重大而又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