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殷玉芬，194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63年嫁到当时的鸬鸟乡后畈村。之后当过9年的生产队妇女队长，搞过“血防”工作。大概是在1978年之后，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后，我在鸬鸟羊毛衫厂先后担任过缝工组长、车间主任，1985年8月起担任厂长。1986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88年1月起任厂党支部书记。从那时起，我一身担两职，既是鸬鸟羊毛衫厂的厂长，又是厂党支部书记。
在我担任厂长之前，鸬鸟羊毛衫厂是一个亏损20多万元的企业，当时人心涣散，濒临倒闭。我接手了这么个“烂摊子”，可谓是“临危”上任。其实，说我担任厂长，还不是说承包鸬鸟羊毛衫厂。承包，准确地说应是“承包经营管理”，是指厂里与我订立承包经营合同，将厂里的“经营管理权“全部或部分在一定期限内交给我，由我对厂进行经营管理，并承担经营风险及获取厂收益。也就是在我承包期间，不但要扭亏转盈，而且在盈利上要完成一定的指标，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自负盈亏，所以压力蛮大。但我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是一个农村妇女，能否担当起这个重任，心中也无数，只有“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俗话所说，“萝卜吃一段剥一段”。不过我笨人笨想，晓得要办好企业，一要讲信誉，信誉是企业的立身之本；二要重质量，质量是产品最好的推销员；三要靠节俭，节俭才能使企业的家底积少成多，越积越厚，才能稳步发展。
记得我刚担任厂长时，有人问我：“能不能造点有气派的厂房？”对于厂房建设，我的想法恰恰和他们不同，而且心中也自有一杆秤：应该先生产、后生活，当务之急，是把生产搞上去，企业刚刚起步，不宜盲目地盖三层楼、四层楼。我们的厂房虽说是旧的，但至少还可以用10多年，现在把钱用在刀刃上，用于发展再生产，等若干年后，家底厚实了再造也不迟。如果现在“打肿脸孔充胖子”，拼出老命要气派、要体面，那企业不亏虚才怪呢！那时正好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压缩基建膨胀，国务院带头停建、缓建一批楼、堂、馆、所。我认为中央这个头带得好。
在整个办厂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信誉比什么都重要，认为信誉是一种承诺，更是一种责任。生意之道，在于共赢，才能合作于长远，共同发展。我视信誉为生意宗旨，做人的原则。那时我们没有因为少数量而让客户投诉，也没有因为质量差而让客户不满，更没有因为客户款到货未发而让客户上诉。我们能做到的是，给充足的数量，给满足的货，给满意的服务。比如，有一家与我们长期的挂钩单位——上海针织批发公司，与他们合作不是一年，而是几年。为啥能够做到长期合作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讲信誉，重质量，所以深得他们的信任。自1985年至1988年，我们的产品无一件积压，而所生产的羊毛衫，在上海市场独占鳖头。所以我还认为，信誉是立足社会的通行证，信誉就是创建事业的基础，信誉就是内心安宁的保证，信誉就是开启情感的钥匙。
企业要生存、发展，管理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当时我在内部管理上实行定额管理，多劳多得，那时职工得资金，少则100多元，多则200多元。当然有些职工不太理解，有的甚至曲解。记得1987年年底，有一位驾驶员拿着交通管理站的文件来找我，要求领350元安全奖。我不同意，明确而耐心地告诉他：“要开一年车才能拿350元，你只开了8个月，不能拿这个数。”当时那驾驶员有点想不通，朝着我拍桌子；“你那么精巴干啥？钱又不是你个人的。“我心平气和地和他说：“正因为不是我个人的，才不能马马虎虎。我是当家人，应该为这个家的所有人着想，既不能让不该得便宜的人占便宜，也不能让不该吃亏的人吃亏，这是我这个当家人的职责啊！”这位爆性子的驾驶员听我讲了之后，觉得蛮有道理，态度有了转变，而且好像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
同样，要办好企业，节约也蛮重要。我们平时说开源节流，就是在发展生产、创利的同时，要减少浪费。你说东也勿节约，西也勿节约，赚钱还是用钱快，赚多少用多少，一爿厂还弄得好？这里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听，有一次，我带两位女同事去首都北京洽谈生意，在北京住了一星期，住的是最便宜的旅馆，两位女同事劝我：“殷厂长，我们难得来北京一次，房间就住得高级一点。”我对她们说：“我们是来谈业务的，不是来享受的，出门在外，应该将就点。”去跟客户谈生意，她俩建议我坐出租汽车去，说搞得气派点，别让人家小看我们，说我们是小家子。我却摇摇头说：“坐公共汽车不是很方便吗？为啥一定要破费讲派头呢？我们靠的是信誉和质量，不是靠派头！”结果，我们硬是挤公共汽车去谈业务。一星期后，生意谈妥了，她俩又说：“难得来北京一次，我们好好游览一下首都的名胜古迹，人家外国人都赶来北京游览呢！”但我急着要启程去新疆谈第二桩业务，没有时间再去闲逛，就对她们说：“北京是在我们自己国土上，今后的机会肯定多得很，等我们厂兴旺以后，组织全厂职工来观光，那时再痛痛快快地看个够。”不过，我也很理解她们，没有到过北京的人，总想到天安门去看看。所以离开北京那天，我特地带她们去了天安门广场，瞻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参观了北京故宫。之后和她们匆匆去了新疆。
▲鸬鸟镇
我做事铁面无私，公事公办，从不掺杂私事。我二女儿在我厂里上班，有一回，几个同学来找她，托买以优惠价羊毛衫，数量不多，一人一件。我女儿想想她们都是自己的同窗好友，就应承了下来，来找我，想想这种事情蛮简单，只要我批个条子就可以办好；还满怀信心地以为我一向疼爱她的，一定会给她这个面子，可她哪里知道，我会如此“绝情”，我对女儿说：“羊毛衫是厂里集体的财产，我虽然是厂长，但只是代表全厂职工行使管理的权力，没有拿它做人情的权力，不能开这个口子。”最后，任凭她怎么说，我还是不肯批条子，害得她在同学面前失了面子。这种事情说出来，可能大家还都不相信呢！
还有，记得一次有两位同志来采访，我邀他们去家做客。我家住在西苕溪对岸，泥木结构的三间矮楼房，地坪潮湿，光线阴暗，空气沉闷，楼板摇摇晃晃，外头人走在上面还真有点提心吊胆，我们自己觉得也不过如此。房间里除了一只电扇，一台老掉牙的收音机，没有其他像样的家具。两位同志看了之后，疑惑不解，想我负担重还是收入少。其实，当时我家经济状况还是可以的，全家一共5个人，除我之外，丈夫是全县文明村——后畈村的党支部书记，大女儿是余杭县妇联法律顾问组的干部，二女儿不用说在自己厂里担任技术员，儿子在鸬鸟电器厂工作。这样的五口之家，上无老，下无小，清清爽爽，按人均月工资150元计算，一个月就有750元，一年就有9000元，加上奖金，收入超过万元。我们后畈村又是有名的“竹乡”，一年到头，我们5个人的毛竹收入就有5000多元。当时家里一年收入少说说也有1.5万元，也还可以吧。不过，看看当时我村里都是新房子，三层楼也有好几幢，像我家的房屋在周围新式洋房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寒酸。
我每月总有10多天出差在外，而每月的工资常常贴进去不够，还得要从家里拿。1987年度的“承包奖”，按原订合同可得奖金14388元，在我再三推辞之后只拿了3000多元，连个零头也不到，白白让掉1万多元。
有人说我在做这种“让钱”“贴钱”“赔钱”的傻事，难怪家里怎么也富不起来。可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想，作为一个企业当家人，靠百分之百的遵守信用，靠以理服人，靠勤俭节约，一心为公，对个人的得失毫不计较，对集体的利益分文必争，兢兢业业，才能把这个有几百号人的“大家庭”，操持得越来越兴旺，越来越文明。
自从我担任了厂长后，鸬鸟羊毛衫厂起死回生。记得1987年厂里总产值200万元，利润24万元。我任厂长的1988年1至4月份，仅仅4个月就创造利润11.5万元，全年创利润34万元，比1987年增长10万元。1988年，厂里职工已达到300人。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那时40几岁的我，现在已经古稀之年。回忆在鸬鸟羊毛衫厂的日子，真是感慨万千，那时踏踏实实工作，凭自己的钻劲和智慧，凭自己的远见和觉悟，全心全意地经营企业，虽说没有功劳，倒也有苦劳，做了一点成绩，现在想想还是感到蛮欣慰的。（口述：殷玉芬 记录：高长虹 建德）
《余杭丝绸轻纺业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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