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原到江南——两宋瓷业格局视野下的南宋官窑

一般来讲，中国传统艺术审美具有“厚古薄今”的特点，例如青铜器，重三代，轻汉唐；书法，重晋唐，轻宋明。唯独瓷器鉴赏领域是个例外，不重晋唐“高古瓷”，而重宋瓷。

近人说宋瓷，言必称“五大名窑”，即官、哥、汝、定、钧。其实，古董圈的这个说法，既不全面，也不准确：一是因为它遮蔽了越窑、龙泉窑、湖田窑等重要窑口；二则哥窑、钧窑的主体，可能并非宋瓷，而有可能晚至元明时期。

说瓷器，一定要从越窑开始。8世纪中期后，以慈溪上林湖为中心的越窑，工艺逐渐精进。此前，瓷器在龙窑中“裸烧”，釉面沾染落灰，多有瑕疵。“匣钵”出现后，瓷器装在匣钵中烧制，与窑炉内的火焰、灰尘隔绝，瓷器的品质大为改进。用以进贡的瓷器，称为秘色瓷，真正展现了青瓷的材质、造型和釉色之美。“茶圣”陆羽《茶经》，从饮茶的角度，最推崇越窑，曾以“类冰”“似玉”等文学化的语言赞美之。与此同时，北方主要是河北邢窑白瓷，正所谓“邢瓷类银，越瓷类玉”。

唐代的瓷业格局，可以用“南青北白”来概括。江南地区以越窑为代表，中原地区以邢窑为代表，越窑与邢窑广泛占有市场，都曾向朝廷进贡。

吴越国晚期，即钱俶任国王时期，后周和北宋等中原王朝加快统一进程，吴越国倾国而贡，以求自保。越窑到达鼎盛时期，产品之精美、规模之宏大、销售海外范围之广，都超过晚唐。该时期的细线划花青瓷，例如龙纹、鹦鹉纹、对蝶纹等，极其精美。近年，在印度尼西亚打捞出水的井里汶沉船等，船货以越窑瓷器为主。

公元978年，吴越国纳土归宋后，越窑盛极而衰，从宋仁宗、神宗朝以后，越窑的发展颓势非常明显，瓷器品质江河日下，几乎完全退出了海外市场，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地出土的越窑瓷器，基本上是吴越国晚期以前的。即使在本地市场，也竞争不过定窑以及定窑的“江西仿品”湖田窑，浙江北宋墓葬出土越窑青瓷的数量，远少于湖田窑的青白瓷。

但是，晚唐时期形成的“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延续到了北宋时期。所不同者，北宋时期的“北白”，不指邢窑，而是定窑。“南青”不再是宁绍地区的越窑一枝独秀，而包括了婺州、台州、温州、处州等地规模可观的青瓷窑址群。

与越窑的颓势相比，定窑则蒸蒸日上。相对于青瓷，白瓷是细瓷，胎土更加细腻，釉面更加洁净，产品更加精巧，逐渐占据了日用市场的主流。

在“南北交流”的大背景下考察，景德镇湖田窑几乎就是模仿定窑的产物，无论装烧工艺、器型还是纹饰，与定窑如出一辙，只是受限于当地的材质，釉面的白度不及定窑，呈现白中泛青的“青白瓷”外观。瓷器多属民间商品化生产的性质，古代既无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念和规定，有市场影响力的名牌产品被人效仿、冒牌，这是在传统社会可以想见的情形。

而北宋中晚期浙江境内的台州沙埠窑、丽水龙泉窑的双面刻划花青瓷，也可以看做是时代风气之下，原来的“越窑腹地”先后、程度不等地受到以定窑、耀州窑为代表的北方窑业影响的结果。

北方除了定窑白瓷，还有耀州窑青瓷，以刻划花产品为主要特色，对南方青瓷也有深刻影响。但总体上说，引领时代风气的是定窑，而非耀州窑。

宋徽宗时期，奉旨出使高丽的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说：“陶器色之青色，丽人谓之翡色……碗、碟、杯、瓯、花瓶、汤盏，皆窃仿定器制度。”徐兢在朝鲜半岛看到的高丽青瓷，与“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类似，但他认为，高丽青瓷效仿“定器制度”，即模仿定窑，而非是青瓷系统。

所谓“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越窑是明日黄花，汝窑才是新型青瓷的代表。大约在宋哲宗和宋徽宗朝，汝窑的创烧，堪称“青瓷的革命”。

越窑青瓷的石灰釉，是透明的玻璃质釉。汝窑的石灰碱釉，是不透明的乳浊釉，更有玉质感，更接近天青色。

汝窑的胎色，呈浅灰的“香灰胎”。传统工艺支烧瓷器，底足部分无法满釉，露胎的部分，手感不舒适，也会磨伤高档的桌案。汝窑新出现的“芝麻钉”支烧工艺，外底除了几个芝麻点大小的地方露胎，其余满釉，弥补了这一瑕疵。又，此前的瓷器多为碗、盘、执壶之属的饮食器皿，而汝窑大量烧造陈设器皿，包括各种花器、香器，更能体现文人典雅的生活方式。

但最重要的问题是，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北宋时期，为提高产量，定窑发明“覆烧”工艺，即将器口朝下，层层摞烧，但覆烧的瓷器，口沿一圈无釉，称为“芒口”。过去的解释是，定窑瓷器因为芒口，被朝廷弃用，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因为在覆烧工艺出现后，原来的仰烧工艺并行不废。

前面说到，白瓷是日用瓷器的主流，事实上，定窑饮食器皿对宫廷“尚食局”的进贡，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前夕。为什么《坦斋笔衡》会说“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如果嫌弃芒口的白瓷不好，那改用口沿满釉的白瓷即可，何必弃用定窑，而命令汝窑烧造青瓷器呢。

可见，朝廷取舍的标准，主要是瓷器的色泽和质感，也就是说，大概从宋徽宗朝开始，朝廷的礼仪、陈设用瓷，倾向于使用青瓷，而非白瓷。

因为天青釉瓷器，较白瓷更有玉质感，宋代白玉很少，主要是青玉。汝窑青瓷更能迎合北宋君臣对玉质感的喜好。

青是“象天之色”。程民生《青色在宋代的发展与广泛应用》一文说，宋徽宗崇信道教，偏爱青色，朝廷祭天等嘉礼，以青色装饰、青色器物为主，以强调“尚质贵诚”之义。我们看宋徽宗的《瑞鹤图》，作为祥瑞的白鹤翱翔于青天中，那片天空的一抹青色，非常接近汝窑的颜色，自然界很少有这种程度的青色，乍看之下，有一种不真实的仪式感和神秘感。

大概始于宋徽宗朝，宫廷礼仪和陈设瓷器多用青瓷，形成“宋瓷尚青”的新风，从汝窑到稍后创建于汴京的北宋官窑（由于黄河泛滥，汴京城深埋地下，北宋官窑遗址迄今未发现），以乳浊釉青瓷为特色的官窑生产体系，正式确立。

总之，由于因缘际会，官窑选择了青瓷，而非白瓷。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也可以称乳浊釉青瓷为“官窑型瓷器”。

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载：“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讲到这里，南宋官窑才真正出场。但前头的铺垫是必须的，否则，南宋官窑便是无源之水。

靖康亡国后，朝廷的大量礼器、法器为金人所获。建炎三年（1129），仓促渡江，礼器“尽皆散失”。然而国家“不可一日无祭祀”，绍兴元年（1131）、绍兴四年（1134）的两次明堂大礼所需的陶瓷祭器，即临时命令余姚县烧造，尽管一切皆是草创。绍兴八年（1138）后，天下初定，临安城成了南宋事实上的都城，尤其是在绍兴十二年（1142）宋金和议后，朝廷的政治、礼制和日常生活逐渐步入正轨，明堂、郊祀、宗庙礼渐次恢复，祭器和陈设器皿的需求量激增，一度曾命令平江府、临安府烧造。但是，既有北宋官窑的故事先例，舍近求远，向别处需索，不利于掌控，在临安城内或其附近创设新官窑之事宜，便提上了日程。

在南宋之前，杭州并无制瓷传统。宋室南渡后，杭州“袭故京遗制”创设南宋官窑，先是修内司官窑，即今老虎洞窑址，后为郊坛下官窑，即今南宋官窑博物馆所在的乌龟山窑址。

1996年至2001年发掘的老虎洞窑址，位于凤凰山的南宋宫城北城墙下，地望与文献记载相合，在其出土的大量南宋遗物中发现有“修内司窑置庚子年……匠师造记”铭文的荡箍（制瓷的拉坯工具），学术界公认即为修内司官窑。退一步而言，从常识出发判断，宫城的安全和风水关乎朝廷最高利益，在皇城根下起火烧窑，取土、砍伐松木、爆灰扬烟，只有专为宫廷制作、规模不大的官窑才有可能性，也绝无可能是民间的烧造行为。

凤凰山的瓷土，即所谓“紫金土”者，含铁量高，胎色黑，胎骨强度高。黑胎青瓷，是一种有别于以往胎色、风格全新的瓷器新品类，釉层和胎层截然分明，多数体现薄胎厚釉的特征，有些器物的釉层，甚至比胎骨还要厚几倍。厚釉的形成，需要“多次上釉”的素烧工艺，使釉层得以均匀的增厚，从而改良釉面的质感。假如陆羽说越窑青瓷“如冰似玉”，多少还有一点文学描述的色彩，而我们形容南宋官窑青瓷“温润如玉”，则可谓实至名归。

由于黑胎厚釉瓷器在装烧时，釉水下流，口沿处的釉层较薄，会微微露出黑褐胎色，而底足刮釉完全露胎，南宋官窑“紫口铁足”的典型特征，即因此而来。这也是北宋汝窑器所不具备的特征。

乌龟山的郊坛下官窑，经过两次考古发掘，对其厚胎一次上釉、薄胎多次上釉两类制品已有明确认识，多次施釉制品呈“紫口铁足”外观，胎土呈黑灰或黑褐色，施釉较厚，有粉青、米黄等多种色泽，器型除习见的碗、盘、碟、洗外，更有仿商周秦汉古器式样的器物，显然受了当时朝廷和时尚推崇的“仿古复古”风气的影响。一般认为，这些古典器物就是朝廷使用的祭器或陈设器皿。官窑为朝廷需求而专设，不以商品销售为目的，生产不计工本，所以其产品与民窑既有“文野之别”，也有“精粗之分”。

南宋官窑的工艺改进不仅仅是坯料配方的简单改变，更会引起成型、烧成环节的一系列变革。青釉在坚硬、薄削的灰黑胎的衬托下，愈显深沉。

南宋官窑造型典雅，多取材于商周秦汉礼器造型。明人高濂《遵生八笺》卷十四《燕闲清赏笺》说，官窑器“论制如商庚鼎、纯素鼎、葱管空足冲耳乳炉、商贯耳弓壶、大兽面花纹贯耳壶、祖丁尊，皆法古图式进呈物也”，并认为这些古典器物是“官窑第一妙品”。我们甚至可以不必细致描述南宋官窑成型工艺的匠心巧思，光看《遵生八笺》开列的光怪陆离的单子，就会有真切感受。老虎洞、乌龟山窑址出土的产品中，有大量仿古的鼎式炉、鬲式炉、簋式炉、奁式炉和各式花瓶等，多属礼器、陈设器皿、清供雅玩，这在北宋时期或同期的民窑中是看不到的，显然是北宋晚期以来自上而下的在礼制和日常生活领域“复古”和“重祭典”背景下的产物。

然而，南宋时期，古典造型的炉具、花瓶，既可以是居庙堂之高的祭器，也可以是文人书斋的案头陈设，甚至是一般人家的清供雅玩。在“崇古、复古”的时风之下，造型古典的器物首先在宫廷庙堂中采用，既而向中下层社会普及，深刻影响了世俗日常生活。世俗生活朝着精致、典雅的“郁郁乎文哉”的方向转变，这一趋势在南宋时期表现得很明显。

“置窑于修内司”的修内司官窑，延续一段时间后，迁到了“圜坛左右，雄武营山上”的乌龟山，即郊坛下官窑。

官窑为什么会设在修内司营和雄武营？可能为了方便驱使厢军作为劳役，从事取土、粉碎、搬运等体力活。但瓷器制作又是专业性极强的技术活，南宋官窑的技术匠人，早期可能有一部分是南渡的北方工匠，后来“和雇”的工匠，主要来自于慈溪、龙泉等地的浙江传统的窑业生产中心。我们之所以做这样的推测，是因为慈溪古银锭湖地区，龙泉大窑、瓦窑垟等地，在南宋时期先后都出现了“官窑型瓷器”，甚至都有黑胎青瓷，而这些技术肯定是从南宋官窑流出的。

郑建华先生的《浙江古代青瓷》，是2022年出版的新书，对南宋官窑、龙泉窑、哥窑以及三者关系的研究，颇多创见，建议有兴趣的朋友阅读。例如，他认为修内司官窑大概创立于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至二十六年（1156）之间，此前，曾由绍兴府、平江府、临安府烧造宫廷用瓷，而临安府的烧造行为，可能也在老虎洞窑址等处，因为老虎洞窑址最早的地层所出，多为越窑类型的玻璃质釉瓷器。

南宋官窑究竟在什么时候从老虎洞搬去了郊坛附近？文献无载，但可以相信，修内司官窑的停烧不会晚于宋宁宗庆元年间。杭州凤凰山，发脉于临安的天目山，自西而东，“龙飞凤舞到钱塘”，八蟠岭位于皇城正西，是大内的来龙过脉之所。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六《擒虎寻龙》载：嘉定年间，“正言张次贤上言，八盘岭乃禁中来龙，乞禁人行”，八蟠（盘）岭连行人都不得经过，遑论取土烧窑，可见八蟠岭下的修内司官窑只可能短暂存在于宋宁宗朝以前的草创时期。

南宋官窑融合了北宋官窑和汝窑与本地制瓷的工艺。制瓷工艺的主体来源于北方，例如厚釉需要“多次上釉”的素烧工艺，老虎洞窑址的素烧炉为北方传统的马蹄窑类型，可见该工艺来于北方，只是在南宋官窑得以充分实践。但正式烧造瓷器的窑炉，则采用江南传统的龙窑。由于凤凰山特殊的风物，造就了南宋官窑“黑胎厚釉”的独特面貌，又因紫金土与石灰碱釉的膨胀系数不同，釉面容易开裂。“开片”本来是一种工艺瑕疵，后来成为特殊的审美趣味，称为“百圾碎”。这些都是中原工艺与江南风物相结合所产生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南宋官窑是南北瓷业工艺交流的桥梁，后来直接催生了足以代表青瓷最高工艺和审美成就的龙泉窑“粉青釉”和黑胎青瓷。由于南宋官窑无法阻止其技术的外泄，促成龙泉青瓷“迭代更新”的核心技术，可能来自于南宋官窑“和雇”的龙泉工匠。这是郑建华《浙江古代青瓷》最有启发性的观点之一。

南宋佚名《百宝总珍集》：“汝窑土脉偏滋媚，高丽新窑皆相类。高庙在日煞直钱，今时押眼看价例。”其自注曰：“新窑，修内司自烧者。自后伪者皆是龙泉烧造。”早在南宋中期，龙泉窑就开始仿烧官窑。由于龙泉的瓷土、燃料等资源优势，绝非杭州可比。龙泉虽从仿烧起步，但很快后来居上，在品质上，赶超南宋官窑。

在13世纪初稍早，龙泉工匠改进官窑型瓷器的釉料配方和多次上釉技术，烧成粉青、梅子青釉色，浑厚华滋，代表了古代青瓷工艺的最高水准。龙泉南区的大窑、溪口、小梅等地同时仿制黑胎青瓷，品质也不在官窑之下。龙泉窑形成了庞大的制瓷体系，这更不是南宋官窑可比的。

龙泉大窑、溪口等地仿造南宋官窑的黑胎青瓷，在明代以后被称为“哥窑”。因为是刻意仿造的制品，故有“官哥不分”之说，加上文人的神秘化演绎，哥窑的真实情形，几乎不可究诘。地方志及明清笔记，认为哥窑为南宋时期的龙泉章生一所出，太富于传奇色彩，令人无法全然采信，但现在的陶瓷学界一般认为，哥窑是龙泉南区在南宋后期仿造官窑的黑胎青瓷制品。

但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另一批哥窑瓷器，釉色多米黄釉，几乎未见粉青釉，与龙泉出产的黑胎青瓷和文献记载的“哥窑”不同，则被称为“传世哥窑”。据对馆藏传世哥窑和出土龙泉黑胎青瓷的科技测试，显示二者的成分差别较大，可以明确判断传世哥窑并不产于龙泉，而是其他地方的仿官窑产品。

杭州老虎洞窑址发现后，陶瓷学界认为，传世哥窑就是老虎洞的元代制品。因为老虎洞元代产品，无论器型、胎釉特征都与传世哥窑接近，科技检测的证据也将传世哥窑的产地指向了老虎洞窑址。

宋元鼎革后，凤凰山被割弃于城外。老虎洞窑址的山林一度成为杭州仿造官窑的主要产地，老虎洞窑址以元代地层最厚，“传世哥窑”的产地可能就在老虎洞。元人孔克齐《至正直记》卷四“窑器不足珍”条：“乙未（1355）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器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暗示那些与南宋官窑乱真的新瓷器，可能为杭州所出。

明高濂《遵生八笺》说，“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窑在杭之凤凰山下。哥窑烧于私家，取土俱在此地。”官窑和哥窑都烧造于凤凰山，其差别在于哥窑是民间造假古董的行为。

王士性《广志绎》：“官哥二窑，宋时烧之凤凰山下，紫口铁脚，今其泥尽，故此物不再得。”元代杭州烧造假古董的行为，直到凤凰山的瓷土资源枯竭为止。

老虎洞窑址的发现和考古发掘，解决了陶瓷史上的两桩悬案：一是确认了修内司官窑，二是确认了“传世哥窑”的产地问题。南宋官窑和哥窑尚存许多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但有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今天的杭州城区范围，宋代以前并无制瓷传统。而宋元时期，却突兀地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青瓷系统，制品面貌高度统一。显然，这是宋室南渡背景下的产物。宏观地看，汝窑、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以及在元代杭州民间对南宋官窑的仿造行为，具有密切的内在逻辑联系。

综上所述，我们只有把南宋官窑还原到“宋元变迁、南北交流”的时空脉络中，才能揭示南宋官窑在宋代陶瓷史尤其是青瓷史中的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