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大运河首次迎来大型考察队

1984年7月13日，参加唐宋运河考察活动的专家学者从各地来到浙江宁波，入住市政府镇明路招待所。唐宋运河考察队共有队员40人，来自全国8省3市的27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但奇怪的是：只有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四省的队员中各有一位领队。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组队实地考察唐宋运河，是中国唐史学会发出的倡议。而大型考察活动必须要有相应的后勤保障，包括车船等交通工具、每天的食宿、途中的会议、医疗保障等等，换一种说法，那就是大型考察课题要有相应的考察经费。但是，作为民间学术社团的中国唐史学会并无这样的资金实力。考虑到这项考察活动是在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四省进行，中国唐史学会便邀约浙江的杭州大学历史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史学会共同来举办这项考察活动。

被邀约的四家单位虽然也都是“清水衙门”，但欣然响应倡议，同意共同举办，并各自努力着手筹备所在省份的后勤接待事项。这就是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四省的考察队员中各有一位领队的直接原因。

考察队员报到后，中国唐史学会负责人召集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四省领队开会，交流各省的筹办情况。

浙江领队李志庭说：杭州大学历史系向浙江省委、省政府书面报告了此次考察，省领导很重视，省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批示，“考察队来省应欢迎，并予重视，热情接待。我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以支持和帮助”，“同意报省人民政府帮助解决接待事宜”。同时，还介绍说：浙江省文物局向运河沿线所属市、县文化部门发文，要求给予支持。省教育厅还拨了专款。

江苏领队许辉说：江苏省委宣传部为这次考察活动，也特地下了文件。参加考察的各单位除了派出考察队员以外，还为考察活动提供了经费，并准备了有关材料。

安徽领队朱玉龙说：安徽省委宣传部为保证这次考察活动顺利进行，专门向沿途各县下发了文件。安徽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宿县地委宣传部还召集运河沿途各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开会研究了这次考察活动，组织了材料组、生活组，选派了医生，安排了车队。

河南领队单远慕说：河南境内可看的运河遗迹不多，但只要考察队提出要求看的地点，我们将尽量安排，满足大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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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四省的领队负有特殊重任：不是只“领”自己省的考察队员，而是要“领”全队与各自省份的后勤保障工作接轨。在此后43天的考察途中，这个并无专项配套经费的大型考察活动，就是在沿途4省30个县、市领导及有关单位的关心和支持下，得以顺利进行并成功结束的。

多年之后，曾参加唐宋运河考察队的阎守诚教授在回忆此事时说：“所以能如此，是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因为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还召开了全国的科学会议。在刚起步的经济建设中，知识分子受到了空前的重视。”（阎守诚《回忆1984年的唐宋运河考察》《2018大运河文化论坛论文集》）

唐宋运河考察队确定的考察路线为：浙东运河——江南运河——邗沟——唐宋汴河。即从浙江宁波起程，至河南郑州结束。首段考察对象就是浙东运河。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百姓都知道京杭大运河，都知道大运河北面的终点是北京，南面的终点在杭州。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杭州以南还有一条古老的运河，那就是从钱江南岸的西兴一直延伸到宁波的浙东运河。

当年曾任考察队浙江领队的李志庭先生回忆说：“那时，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就是有些专家学者也对浙东运河相当陌生，加上浙东运河已不通舟楫，公众的知晓度更低。”为了让唐宋运河考察队详尽了解浙东运河，顺利考察浙东运河，5位浙江考察队员李志庭、楼毅生、蒋兆成、陈仰光、包伟民，在考察队到来之前，曾冒着酷暑先期实地踏勘了浙东运河，并收集相关的地方史料，确定考察线路和重要考察点。

从7月14日至7月21日，唐宋运河考察队完成了对浙东运河的考察。实地考察表明：“浙东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延伸。它始于萧山西兴镇（现属滨江区），流经绍兴，在上虞境内翻过通明坝，进入余姚江，然后顺流而下，经余姚，止于宁波的三江口。”众所周知，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可见，历史上大运河不仅连接中国的南北，还连接着海上丝绸之路，沟通中外！

唐宋运河考察队进入绍兴后，曾考察宋六陵，那是南宋高宗、孝宗、光宗、理宗、宁宗、度宗六位皇帝的陵墓。进入杭州后，考察队又在浙江省考古研究所两位学者的陪同下，考察了南宋皇城遗址。结合两地的考察，使考察队员感悟到浙东运河在那时的重要性！

楼毅生先生说：“其实，在南宋时，浙东运河是一条很重要的运河。皇帝逝世，灵柩从杭州发往绍兴，走的都是水路，也就是浙东运河。每年皇家祭扫先帝之陵，也必定是走浙东运河！”

唐宋运河考察队在沿途考察中，各地都会派出熟悉地方史料的文博人员担任向导，陪同考察，并与考察队员交流，为考察队提供当地史料。在桐乡县境内，是该县文管会的周平陪同考察。在嘉兴期间，是该市博物馆的庞艺影陪同考察。

庞艺影曾在2007年撰文回忆当年的情景：

考察队进入苏州境内后，曾在苏州大学举行座谈会。苏州博物馆馆长陈玉寅在会上介绍了当地考古发掘情况。博物馆的廖志豪则介绍了苏州运河的历史情况，会后还陪同考察队察看了运河河道和遗址。

大运河上最著名的古桥，应该是苏州境内的宝带桥。该桥长达316.8米，宽4.1米，有53个桥洞，中间3个桥洞较高，便于行船；两旁50个桥洞较低，利于泄水；桥面平坦，利于背纤。

据地方文献记载，嘉兴到苏州这段江南运河是南北走向，当年满载皇粮的漕船在秋冬季节顶着西北风行进，不背纤是很困难的。但是，自澹台诸湖而来众水经运河并入淞江，从而使沿运河的纤道在澹台湖与运河交接处出现一个宽约三四百米的缺口。开始实施的工程是填土筑起一条三四百米的长堤，“以为挽舟之路”（《吴县志》）。可是这就切断了诸湖经吴淞江入海的通路，而路堤又常被湖水冲决。于是，在唐元和五年（810）建起这座用于背纤的长桥——宝带桥。

阎守诚教授在回忆当年的考察经历时说：“在考察中，我们不仅有机会接触珍贵的地方文献，而且有机会同各地研究地方史的同志进行学术交流，他们对当地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口碑传闻等有丰富的知识和精湛的研究，他们的真知灼见使我们受益良多。”

考察途中，考察队也见识了不少考古新成果。在考察邗沟期间，唐宋运河考察队参观了江苏淮阴市博物馆，该馆特地提供了一批近年出土还未公开展示的文物。在安徽灵璧县考察时，县领导陪同考察队参观了该县的文物陈列室，见识了古汴河中出土的宋“治平通宝”、唐“开元通宝”以及唐宋时期的碗、豆、壶、杯等器物。

不过，该陈列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块重达50两的日本银锭，是1958年在汴河河床中发现的。据唐宋正史记载，唐朝和宋朝时，日本、朝鲜的使者来华，大多从汴河坐船进京。据此推测，这块银锭很可能是这些往来使者的遗落之物。考察队队员纷纷拿出相机，对此银锭摄影拍照。

在安徽泗县考察唐宋汴河时，考察队发现有一处马鞍型的高坡地，地名叫“枯河头”。此处由于地高水浅，行船相当困难。据说，当年隋炀帝的船经过这里时，用稷子拌了香油铺在河床底部，再让两岸八百名童男童女背纤，才使大船得以通过。所以，当地民间也就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隋炀帝下扬州，稷子拌香油。”

据陪同向导介绍，1951年，当地在治理河流时，曾在枯河头的南岸，挖出了数石稷子。这些实物的发现，证明传说不妄。

此外，向导还有新的介绍，在枯河头西面的公路北侧，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沟，宽十几米，深三四米，绿水汪汪。向导说：“此即残存的汴河故道，由此向西直至唐河，计程五十华里。今虽不能通舟楫，仍有灌溉之利。”一旁的考察队队员、河南史学会的谢照明听后，风趣地说：“不少史学著作都说汴河早为黄泛淤塞，已荡然无存。事实上汴河还在，且有灌溉之利，我们考察队可以郑重宣布。这是重大发现。”

唐宋运河考察队队长、北京大学教授田余庆，曾在苏州大学内举行的座谈会上说：“我们是一支学习队，我们对运河的认识在知识上也不是一致的，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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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43天的实地考察，让考察队的学习收获满满，考察结束不久，一部《运河访古》的论文集就问世了。考察队队长田余庆与李孝聪合作撰写的论文《唐宋运河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仅让读者了解大运河的历史，更激发起读者对重现大运河历史辉煌的无限遐想。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胡戟的论文《千古功罪说隋炀》，开篇就说：“评价隋炀帝，最好先去运河上走走。”胡戟认为：“隋炀帝不应该被完全否定。”这一观点如今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考察队浙江领队李志庭与楼毅生合作撰写的论文《运河和杭州》，详细解读了运河对杭州成为著名大都会所起的重要作用。

考察队江苏领队许辉的论文为《历经沧桑的江南运河》。2006年，他又在《江南社会经济研究·六朝隋唐卷》一书中发表了《江苏境内唐宋运河的变迁及其历史作用》的论文，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我们的考察成果集《运河访古》一书中，还没有来得及对江苏境内的唐宋古运河作一整体的记述，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这里结合实地考察和历史文献资料，把一些粗浅的想法贡献出来，一方面可以就正于方家，另一方面也算是对我们《运河访古》一书的补充。”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孝聪参加了大运河考察之后，经过多年沉淀和文献钻研又推出了一部大著——《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形态的研究》。

当年的考察队员，现为杭州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浙大城市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的包伟民先生，则在2022年推出名篇《甬西访古：高桥》文中对浙东运河的走向作了进一步梳理，对这座甬西高桥的重要历史作用作了生动而详实的介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84年的唐宋运河考察活动，为大运河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