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发现记

2019年，刘斌应余杭区政协之约，写下了《良渚古城发现记》一文，良渚古城的发现，等于是继反山、瑶山、汇观山和莫角山之后，又送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莫角山遗址发现后，当时的考古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座规模巨大的土台，本身就构成了外高内平的防卫性质，具有城防的概念，所以起名叫台城。并认为在低湿的江南水乡地区，或许早期并没有像北方那样具有城墙的古城存在。那么，良渚遗址是否有城墙呢？2006年，随着莫角山西南部的葡萄畈遗址的发掘，答案逐渐清晰了起来。

2006年6月—2007年1月，省考古所为了解良渚遗址重点保护区域内农民住宅外迁安置点的地下情况，在瓶窑葡萄畈村高地西侧发掘时，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南北向河沟，宽约45米，深约1米，河沟内有较厚的良渚文化生活堆积。当时刘斌很想搞清河东岸的高地与河的对应关系，因此利用民房之间的一小块空隙，做了2米×4米的局部解剖，在挖到距地表3米多深时发现了一层石块，这些石块呈散状分布，高低不平，所以不是一个生活的地面，石头刚被发现时，已经快到年底了，开始几天刘斌对这一小片的石头也并没有太在意，后来想着这些棱角分明的石块显然应该是人工开采的石块。那么这些石块会取自哪里呢？它们又是怎样被运输过来的呢？而从石块以上的堆土看，是较纯的黄色黏土，中间也没有间歇的活动面，因此这3米多高的堆土应属于短时期一次性堆筑而成。而且直到现在当地在修建河堤和水库大坝时，都用的是这种山坡上的黄色黏土，那么这条压在村子下的长条形的高地会不会是良渚人的苕溪大堤呢？这些问题越想越觉得有意思，常常会想得让他彻夜难眠。

于是他向当地民工打听，问他们在高地的其他位置挖井时是否也发现过类似的石块，好几个民工反映在打井时挖到过石块。刘斌想，如果一千米多长的葡萄畈高地是良渚时期人工修建的苕溪大堤的话，那该是多么浩大的工程啊！由于葡萄畈村所在的南北向高地位于莫角山遗址西侧约200米的平行位置，所以也有可能是莫角山遗址西侧的城墙。当觉得这种判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时，刘斌非常激动。于是他向省文物局的鲍贤伦局长、吴志强副局长，省考古所曹锦炎所长等做了汇报，并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支持。在葡萄畈遗址发掘的过程中，也始终得到了良渚遗址管委会各位领导的支持与帮助，张炳火主任、王寿锟局长、严国琪和蒋卫东等时常到工地看望考古队员，为大家排忧解难。

2007年元旦的前夜，刘斌从工地上给张忠培先生打电话，汇报了新的发现和推断。1月，张先生正好要来浙江龙泉参加会议，所以答应会后来良渚看看。1月22日，张忠培先生考察了良渚葡萄畈的发掘现场。根据葡萄畈遗址的发现和推测，省考古所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2007年莫角山周边的考古调查、勘探计划，并得到了批准。

从2007年3月开始，考古队员首先以葡萄畈遗址为基点，向南北做延伸钻探调查和试掘。根据前期发掘对土质和遗迹的认识，他们确定了3个方面的内容作为下一步钻探寻找相关遗迹的标准：

根据这些标准，2007年上半年通过钻探确认了南起凤山、北到苕溪，宽约60米、长约1000米的遗迹分布，为了验证钻探成果，刘斌他们选择在旧104国道北部的白原畈段进行解剖发掘，因为白原畈段的高地靠近苕溪，高地的堆土在历次修筑大堤时已经被取掉了。钻探发现的石头地基距离地表只有40厘米左右，在水稻田耕土的下面就是良渚文化的堆积，在这里发掘不仅见效快，也可以尽可能地减少考古发掘所造成的破坏。根据钻探所反映的堆积状况的不同，在此分4段进行了探沟解剖。通过解剖进一步肯定了这一遗迹在分布和堆筑方式上的连续性，而且在遗迹的内外两侧都有河沟分布，河沟边缘普遍叠压着良渚文化的生活堆积，陶片特征与葡萄畈段所出陶片一致。当时虽然还没能确认这是否就是城墙，但4000多年前这样大的工程也足以让大家感到震撼。在体会初战告捷心情的同时，考古工作者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和困惑。经过半年的钻探发掘，他们发现，这段城墙南端连接到了凤山上，而北端则叠压在了现在东苕溪的大堤下面。

2007年6月4日，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关强司长和阎亚林处长途经杭州，专门听取了刘斌的汇报并考察了发掘现场，国家文物局领导对良渚遗址的重大发现和考古队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6月9日，在河池头村路北的高地下面发现了一片石头遗迹，为探寻良渚古城的城墙，又打开了一扇窗口。6月19日，张忠培先生考察了白原畈段的发掘现场，听取了调查和发掘汇报，张先生兴奋地说，这个发现的意义，不亚于当年反山、瑶山的重大发现。新发现的大型石砌遗迹规模如此宏大，在中国同时期中还没有第二个，下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要通过钻探等手段，了解这一遗迹的结构、营建过程以及其中的石头和黄土来源等问题，认识遗迹的功能，理解这一遗迹与莫角山遗址的关系。

6月19日下午，刘斌陪同张忠培先生一起到余姚参加田螺山遗址现场馆落成典礼。6月23日晚上，张先生又特意从宁波返回良渚，要在良渚住两天，再好好看看。6月24日上午，张先生给刘斌出了几道题目，要他回答葡萄畈遗址下一步的发掘计划，以及今后怎样围绕莫角山、土垣等大型遗址开展考古工作。与葡萄畈相关的遗迹，到底是古代苕溪的大堤，还是围绕莫角山遗址的城墙，成了摆在刘斌们面前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张先生走后，刘斌召集考古队员开会，一方面做好葡萄畈与白原畈发掘现场的后续保护工作。另一方面，队员们研究地图，踏勘现场，围绕着是城墙还是大堤的问题，做了各种可能性的推断。如果是围绕着莫角山的城墙，那么北墙可能在哪个位置，南墙可能在哪个位置。大家开始兵分两路，一组沿着凤山向东寻找，另一组沿着河池头的南面向东寻找。可是几天下来，一点苗头都没有。于是他们改变策略，大家集中在一起重点寻找北城墙。河池头南面没有，然后又到河池头北面寻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直到9月28日，队员钻探确认了从苕溪大堤到雉山的800多米长的墙体。北墙找到了。可这真的是北城墙吗？他们又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找到的北城墙在接到雉山上之后，又消失了。此时还是不能排除这是古代苕溪大堤的可能性，因为这一段与北面的苕溪大堤还是相平行的。

从2007年10月1日开始，刘斌他们在雉山东面设定了几条钻探路线：

第一条在雉山和现在苕溪大堤之间，来回寻找，一直钻探到安溪的杜城村，也未能发现可疑目标。第二条在前山南面的高地下面，也未能找到他们想要寻找的石头地基。而雉山向南的钻探也迟迟未能发现石头的踪迹。难道真的是古苕溪的大堤吗？直到10月下旬，考古队员们几乎探遍了从雉山、前山到旧104国道之间的南北1000多米长的范围，最后终于在金家弄村北面的一块叫“外逃顶”的农田里钻探到了下面的石头。有了目标，他们迅速向南北扩大，北面连接到了雉山的东面，南面一直到小斗门村。当确认无疑是东城墙后，就开始理直气壮地宣布：“这回可以肯定是城墙而不是苕溪大堤了。”有了东、西、北三面，南面的城墙位置就容易确定了。10月29日，他们终于在何村东面的台地下面钻探到了石头，然后迅速向两端延伸，至11月5日确认了南城墙的分布范围，东起小斗门村西，西至东杨家村与凤山东坡相连，全长约1600米。

至此，一个东西1600—1700米，南北1800—1900米，总面积约300良渚古城北城墙万平方米的四面围合的良渚古城，已经真真切切地摆在了大家的面前。真的不敢相信它竟是那么的庞大，远远超出了考古工作者以往对于良渚文化的认知。

为了尽快证实钻探成果，考古队员们同时在北城墙开了2条探沟，东城墙和南城墙各开了1条探沟，进行解剖性发掘。发掘的结果证明四面城墙在结构上、堆筑方式上与生活堆积的年代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底部普遍铺垫石头，上面主要用黄色黏土堆筑，四面探沟中叠压着的城墙坡脚均有良渚文化堆积，从堆积中所包含的陶片看，也都是良渚文化晚期的相同阶段。这为证明四面城墙的整体性和同时性提供了可靠依据。

11月7日，刘斌与省考古所所长曹锦炎向省文物局局长鲍贤伦汇报了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

11月9日，鲍贤伦局长考察了发掘现场，开始筹划新闻发布会。

11月26日，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应邀到良渚考察，严文明看了遗址发掘现场，并听取了工作汇报后，对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和良渚古城的发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严文明说：

严文明教授的“这里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地区”之说，等于是对良渚古城遗址的一锤定音。

11月29日，在良渚遗址管委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由浙江省文物局局长鲍贤伦作了新闻发布。良渚古城的发现被誉为“石破天惊”“中华第一城”，震动了考古学界，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考古学界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省内外各级领导，纷纷前来参观考察。

2008年4月8日，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良渚古城的发现将以往发现的莫角山遗址及反山贵族墓地乃至良渚遗址群内的许多遗址组合为一个整体，为研究良渚遗址群130多处遗址的整体布局和空间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良渚古城发现后，省考古所制订了详细的考古工作规划，在张忠培先生的指导下，按照“三年目标，十年规划，百年谋略”的方针，认真梳理了良渚遗址已有的资料与存在问题，制定了良渚遗址考古的短期任务与长远目标。2007年以来，在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良渚遗址管委会的支持下，经过多年连续不断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对于城内外的总体格局以及修筑和使用情况，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

2008年，由良渚遗址管委会委托测绘局，对以古城为中心的约8平方千米范围进行了测绘，获得了这一区域的1∶500的详细地形图。2010年与2012年，省考古所与良渚遗址管委会请西安大地测绘公司对古城范围进行了无人机航拍航测，获得了120平方千米的高清数字正射影像图和配套的1∶2000的矢量地图，为良渚遗址地理信息系统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资料。2010年，对良渚遗址群进行了测量控制网的建立，对遗址群以及更大范围进行统一布方编号。控制网计划布设50个区，包含遗址保护区及周边地区，覆盖面积约313平方千米。

与此同时，良渚古城城内的勘探及发掘也在继续推进。

根据实测，良渚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古城南北长1910米、东西宽1770米，总面积300多万平方米。利用凤山、雉山两座自然山丘为西南角与东北角，城墙总长约6千米，宽20—150米，保存最好的地段高约4米。城墙底部普遍铺垫了一层厚20—40厘米的石块作为基础，可起到加固基础的作用，墙体则以取自山上的黄土夯筑。除南城墙无外城河外，其余三面城墙均有内外城河，形成夹河筑城的模式。目前共勘探发现8座水城门，四面城墙各有2座，与内外水系连通，水城门宽50—60米，南城墙中部还设计了一座由3处小型夯土台基构成的陆城门。

古城中部是由莫角山和皇坟山等构成的宫殿群。其中东西长630米、南北宽450米、高9—15米的莫角山宫殿基址位于正中心，占据了古城十分之一的面积，堆筑土方量达228万立方米，可媲美古埃及胡夫金字塔的石方量，其上分布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3座宫殿台基，宫殿台基之间分布有面积达7万平方米的夯筑沙土广场，宫殿区共发现35座房屋台基。另外莫角山宫殿区以南分布着面积达24万平方米的皇坟山土台，皇坟山的最高处八亩山台基规模与体量与大莫角山相当且南北相对，推测也是一处宫殿台基。

莫角山、皇坟山以西为一处南北向高垄，高垄上自北向南分布有反山王陵、姜家山贵族墓地和桑树头贵族墓地。紧邻莫角山宫殿遗址西北角的反山墓地，反山以南的姜家山则清理出17座良渚文化时期墓葬，墓葬等级低于反山墓地。

除了沿着城墙的城河之外，在城内共发现古河道51条，河道宽度一般10—50米，深度一般2—4米，构成完整的纵横交错的水路交通系统，整个良渚古城犹如一座水城。据勘探，这些河道以及内外城河绝大多数为人工开挖而成，总长度达31562米。我们对莫角山以东的南北向主干道钟家港古河道进行了发掘清理，在钟家港南段西岸的李家山台地边缘揭露出保存良好的木构护岸遗迹，在钟家港南段东岸钟家村台地上发现大片的红烧土堆积，台地边缘堆积中出土较多黑石英石片、玉料、玉钻芯、石钻芯等遗物，说明此段河岸台地，应该主要是玉石制作的手工业作坊区，钟家港南段的发掘显示李家山和钟家村台地上可能分别存在漆木器和玉石器作坊，这是城内首次发现手工业作坊区。根据以往材料推测良渚古城核心区除宫殿区、王陵和贵族墓葬区外主要应该是手工业作坊区。

在良渚古城发现后，研究其空间框架结构成为考古所的重要目标，这主要涉及良渚古城外郭是否存在。在良渚古城发现之前，整个良渚遗址群内有根据现代地貌边界标定的135个独立遗址点。古城墙发现后，刘斌他们发现许多遗址点实际上是同一遗迹（如城墙）的不同位置，或者是古城的不同功能区，只是因为后期的破坏导致彼此分离。因此以往基于遗址点的观察角度，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对古城的整体研究需求。有了城墙这一明确的线索，考古工作的目标思路就豁然开朗，观察的焦点就集中到了城墙外围的这个区域，考古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进入了顺藤摸瓜、按图索骥的阶段。

以城墙的基本形态作为参考，省考古所特别注意寻找那些同属于良渚时期，外形呈长条垄状的遗址点，以及能构成框型结构的若干遗址点的位置关系。但是这些遗迹因为受到晚期的破坏，可能已经变得断断续续，所以需要在一个平面图上去复原这些地点的原有关系。其间，他们对古城东部区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钻探，获得了这个区域内古水系和文化堆积的翔实材料。作为一种尝试，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利用良渚古城区域1∶500比例的手绘图在GIS软件中制作了数字高程模型（简称为DEM），结果有惊人的发现。从制作出的DEM图中，可以看出莫角山是标准的长方形轮廓，其上的大小莫角山和乌龟山这3个高台也显示得非常清晰，更为重要的是，这张范围不大的图里，可以明确地发现良渚古城东南部外侧，存在着一个长方形的结构体，它由美人地、里山—郑村、卞家山分别构成北、东、南三面墙体，并和良渚古城的东墙和南墙相接续。结合之前钻探的信息，考古工作者们认为这一周框状的结构应和良渚古城密切相关，它可能是与古城不同阶段的另一墙圈，也可能是古城同期的外部附属结构。

基于这样的认识，省考古所迅速开展了美人地、里山两个地点的发掘工作，证实这些条垄状遗迹是由良渚晚期若干次的居址逐步加高形成现状的。作为良渚古城的附属平民居住区的可能性很大。这种长条形框状聚落，与普通良渚基层聚落的形态完全不同。基层聚落都是呈散点状分布的小聚落，每个间距500—1000米，聚落面积0.4万—2万平方米左右，每个聚落都以自身土台为中心，周围围绕着该聚落的水域和耕地。这是水网平原地区和良渚稻作农业形式结合而形成的最优布局。而古城周边的这一框状长条聚落，相当于几十个散点式基层聚落的面积总和，其上居住的人口甚多，如果也是从事稻作生产，则围绕着它的稻田面积巨大，从居住地到稻田的距离会非常远。而我们的稻作专项研究调查显示，它的周边并没有良渚稻田分布，而是一般的沼泽，所以这一圈的居民应该不是从事稻作生产的农民，而应该是最早的城市居民。因此，这周边的居住地，当是古城的外郭。

因为DEM在遗迹寻找上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因此考古队员们迅速扩大了古城周边1∶500地图的测绘范围，并根据新的地图，制作了新的DEM。结果发现在古城的北边，还有两条长条形的结构，与美人地—里山—郑村—卞家山共同构成外郭结构。同时，考古工作者们发现良渚古城中心的宫殿区、城墙和外郭依次降低，构成了三重同心结构，是中国都城的宫城、王城、外郭城三重结构的滥觞，考古工作者取得极为重要的认识，是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重大突破。

良渚古城的考古成果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张忠培先生早在1995年时就根据反山、瑶山等墓地的发现撰文指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随着良渚古城的发现和日益丰富的考古成果，他进一步指出：“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如果我们要谈中华五千年文明，只有良渚文化的良渚遗址能拿得出来。”而这一时期是神权和军权并重的神王之国的国家形态。严文明先生在2016年良渚文化发现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讲到：“假若良渚是一个国都的话，那些（指福泉山、寺墩等）就是各个州郡所在地，这就是一个很像样的广域王权国家了。”李伯谦先生也认为，良渚文化已正式进入王国阶段，是中国王国阶段的开端。

随着几次国际会议的召开，良渚古城也越来越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关注，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先生与刘斌先生联合撰文指出，良渚古城已展现出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良渚文化的复杂程度超过英国的巨石阵、希腊的克罗斯等早期文明，已超出酋邦的范畴，是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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