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于谦撰镇河铁犀铭文考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及第，后任山西道御史、江西巡按，政绩卓著，以廉干闻名。宣德元年（1426），随宣宗朱瞻基平定汉王朱高煦有功，受到赏识。宣德五年（1430）“九月丙午，擢御史于谦、长史周忱六人为侍郎，巡抚两京、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浙江、湖广”，宣宗亲书于谦名，擢为兵部右侍郎兼巡抚河南、山西都御史。

于谦到任后，“轻骑遍历所部，延访父老，察时事所宜兴革，即俱疏言之。一岁凡数上，小有水旱，辄上闻”，可见他对民生非常关注。于谦对黄河水患尤为重视，这与河南黄河水患频发不无关系，民间甚至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在开封一带，黄河河道时常决口泛滥，百姓生活困苦，流民四起。因而于谦在巡抚任上的十八年间，采取了很多措施治理黄河水患，如疏浚淤泥、种树浚井、修筑堤岸等。此外，还从精神方面给予老百姓以鼓励与支持，如撰写《镇河铁犀铭》《祭河神文》等。

据史料记载，明正统十年（1445）冬十月，河南磁州、祥符等多县因“入夏久雨，河决淹没民田屋宇畜产无算”，面对灾情，于谦及时上奏朝廷，“上敕河南三司率夫往修之”。这次黄河水患致使老百姓受灾严重，为消除水患，于谦等人采取了筑堤、修坝等一系列措施。为增强军民的信心，正统十一年（1446），于谦督铸了一尊镇河铁犀，安放于安远门（今开封北门）外的回龙庙后，并亲撰勒铭其上，以求镇水灵兽——铁犀能够镇压水患，使“波涛永息”。

据明代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七所载：“防城堤，离城三里，一名三里堤，西北接金村，绕城围抱东南，直抵苏村，盖前代筑以防水者，后被水冲圮。国朝正统年间，巡抚于谦因河逼汴城，乃筑东西北三面以御之，范铁犀勒铭其背，以镇永远。”通过文献资料的查证、对比，“范铁犀勒铭其背”指的就是于谦督铸并撰铭的镇河铁犀，因此，本文认为这是关于镇河铁犀及其铭文较早的记载。

镇河铁犀铸成后，据《明史纪事本末》载“（崇祯）十五年（1642）秋九月，李自成围开封，河决城陷”，《光绪祥符县志》卷十二《祠庙·铁犀镇河庙》载“明末，河决、庙圮、犀沈”，可知明末李自成围开封这一历史事件，最终导致了镇河铁犀被淹埋于泥沙之下，不见踪迹。

后多有史料记载镇河铁犀的流传情况。

“国朝顺治间，耕者掘出”，这就是说，镇河铁犀在清顺治年间无意间被掘出土，得以重见天日。

“康熙三十年（1691）巡抚阎公兴邦改建，庙面河，铁犀移置庙中，建亭覆之，改今名”“回龙庙……本朝康熙三十年修，庙后有铁犀蹲踞，半出土上”，由此可知，河南巡抚阎兴邦为镇河铁犀重建庙宇，庙名由回龙庙改为铁犀镇河庙。此外，他还亲撰《铁犀碑铭》和《改建铁犀镇河庙碑记》并刻碑立石于庙内。

据相关资料记载，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黄河决口，铁犀镇河庙被毁，但镇河铁犀与阎兴邦所立两方石碑被保存下来。

1940年，侵华日军攻陷开封，打算将铁犀溶铁制军火，铁牛村村民奋力抗争，铁犀得以保存下来。

1963年，镇河铁犀被列为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政府层面的重视、保护，经过多次的整修、维护修缮后，至今屹立于黄河边上，守护着开封城。

20世纪90年代，开封市在尊重村民“铁牛村不可无铁牛”意愿的前提下，照原犀翻铸一尊立于柳园口黄河游览区内，铁犀原件仍安放于铁牛村；1998年杭州于谦祠（于忠肃公祠）又安放了这尊铁犀的仿制件。

▲于谦祠一进院内安放的铁犀背部铭文

目前，这“一真两仿”三尊镇河铁犀在开封、杭州两地以其独特的形象彰显了于谦在治理水患方面的历史功绩。

关于《镇河铁犀铭》拓本，清代钱塘世家吴庆坻所著的史料笔记《蕉廊脞录》有记“光绪甲午（1894）正月黄仲弢前辈得于忠肃公《填河铁犀铭》拓本……后有道光戊申（1848）七月既望刘师陆跋”，也就是说，黄仲弢收藏的这份拓本有刘师陆的题跋。这一点温州市图书馆谢智勇曾发表的《黄绍箕与“蔘绥阁”藏书楼》可以印证，文中写道：“1894年，黄绍箕得于谦《填河铁犀铭》拓本。”黄绍箕先生1907年去世后，该拓本的流传不见记载。

2013年，于谦祠的管理单位有幸入藏于谦撰《镇河铁犀铭》拓本，拓本纵45厘米、横68厘米，品相佳。

▲馆藏《镇河铁犀铭》拓本

这件拓本有题端、铁犀铭文拓、跋文、钤印，凡16列，计253字，钤印4枚（2朱2白），是一件完整的作品。具体如下：

凡3列，28字。第一列隶书“于忠肃公铁犀铭”7大字；第二列行书“都一百十一字，载黄玉圃叔璥《中州金石考》”17字；第三列书“倬盦题耑（通‘端’）”4字。短短28字，交代了拓本的名称、字数、出处及题跋者。

凡8列，左右两边各4列，计111字。首列为“填河铁犀铭”5字；第2至第7列为铭文，22句，四字韵文，计88字，主要赞颂了灵犀的威仪，并期望它能够镇服水怪，保佑百姓安居乐业。文曰：

由拓片看，“……时循序……亿万闾阎，措之衽席。惟天之□惟帝之力。……在”等字漫滤不清，不易辨认。

铭文拓最后一列为“正统十一年岁在丙寅五月吉旦浙人于谦识”18字。

拓本由邵章行书题跋，凡5列，125字。内容如下：

跋文简单介绍了镇河铁犀的历史，其中“道光戊申刘师陆曾拓一次”，推测为邵章引用吴庆坻《蕉廊脞录》的说法。据跋文及拓本流传可知，这件馆藏拓本为1934年邵瑞彭所拓，邵章题记后赠予陈汉第。字里行间流露出邵章等人对于谦的崇敬和同为杭州人的自豪。

馆藏拓本上有4枚印章，分别钤于3处：“臣邵章印（白）”“伯絅（朱）”钤于题端下方，为邵章私印；“伯褧（絅）持赠（朱）”钤于拓片第一列下方空白处，说明此件拓本为邵章所赠；“章寿如金石（朱）”则为闲章，钤于题跋末尾处。“寿如金石”语出汉代镜铭“寿如金石佳且好兮”。金石，指纯金和美石，寓意长命百岁。1934年，正值陈汉第先生花甲之年，此拓本或有以金石贺寿之义。

对比史籍、馆藏拓本及于谦祠仿制的镇河铁犀（以下简称“仿铁犀”），本文发现《于肃愍公集》《河南通志》《于谦集》《黄河金石录》等史籍中所辑录《镇河铁犀铭》，与拓片、仿铁犀的铭文存在区别，见下表：

▲表1 史籍、拓本及仿铁犀铭文区别对比表（据原文直录）

就铭文考证，《蕉廊脞录》有记：道光癸巳年（1833）刘师陆曾亲访回龙庙，经过实地考察，他发现“铭文及前后题识，分别犀背左右各四行”；就铭文指出，“‘镇河’‘镇御’，并作土旁；‘百神效职’，黄考作‘百辟’，盖误”；此外，通过触摸铭文文字，刘师陆认为文字是铸成的，而不是凿出的。

本文就史籍与拓本、仿铁犀的铭文进行对比，考述如下：

另外，就铭文于犀牛背上，有“铸”“凿”两种方式，因对制作工艺不甚了解，本文不作考述。

馆藏《镇河铁犀铭》拓本是在镇河铁犀原物上捶拓而来，而镇河铁犀背上的铭文应是依照于谦手稿或抄稿而铸，相对史籍而言是最为可信的，也是勘误的依据，可正史、纠史。通过对比，本文认为史籍辑录的文字之所以有区别，主要有三种可能：一为通假字；二为笔误；三因原物文字漫漶造成的识别错误。于谦祠内铁犀背上与拓本的文字差异集中在“镕”与“溶”、□与“庥”两处，推测为仿制时识别有误。

最后，本文认为就镇河铁犀铭文而言，应尊重实物，以实物、金石为准，比如，铭文内容中的“镇河”二字应写作“填河”，与原题作“填河铁犀铭”一致，以免解读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