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杭州驻防旗营

“反满”是辛亥革命期间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那些有八旗驻防的省区，“反满”就成了必须要去实践的大事。然而，由于各地的八旗驻防首领和革命党人的观念有所不同，使得各地的“反满”斗争呈现出了几种不同的方式。有因为驻防旗兵的顽固抵抗造成双方惨重损失的，如福建的福州驻防、陕西的西安驻防等；有驻防旗兵起初进行抵抗，随后与革命党人进行议和而避免了双方更大损失的，如湖北的荆州驻防、浙江的杭州驻防等；有一开始驻防旗兵便不作任何抵抗，双方通过议和实现和平转变的，如四川的成都驻防、广东的广州驻防等。杭州驻防旗营的先抵抗后议和，是浙江辛亥革命过程中所必然发生的，是由当时浙江或者说是杭州特有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杭州驻防设于“顺治五年戊子（即1648）春”，时距清兵来到杭州第三年，清廷决定“专设镇守将军驻防杭州”，但“仍散居民庐”。“七年庚寅（1650年），防城工竣乃移驻之”。杭州旗营是当时规模较大的驻防之一，顺治年间驻防将军手下有各种兵“四千有奇”。康熙年间因“有耿精忠之役，兵数骤增”。事平之后虽有减少，但仍保持四千以上。咸丰十年庚申（1860）、十一年辛酉（1861年），李秀成率领太平军两次攻克杭州，“驻防旗营全军覆没”。“同治三年甲子九月，收集遗逸，获四十六员”。随后几年，旗营重建，并陆续从乍浦、福州、德州、荆州、青州和成都抽调了旗人，来充实新建的旗营。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册列官兵户籍，共五千三百三十员名”。这样的规模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前。

杭州驻防旗兵在长达260多年的岁月里，由征服者而定居者，并逐渐演化成为“汉人邻居”，而杭州驻防旗营则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一个社区。在太平军攻打杭州城的时候，驻防旗兵与他们的“汉人邻居”联手抵抗太平军。重建旗营时，那些从各地抽调来的旗兵也很快融入了这座城市。即便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满”口号在全国许多地方响起，杭州也很少有仇视旗人的事例。

在清末新政、宪政的推行过程中，作为省城的杭州是整个浙江社会风貌变化最大的地方。到辛亥革命前夕，这里已建立起了大学、中学、小学以及各类专门学校的新式教育体系；一支由步队、炮队、工程、辎重、马队、军乐队组成的新军驻扎在这座城市的要隘地方；随着警政的建立，巡警参与了这座城市的治安、交通、卫生等各方面的管理工作；省咨议局设立后，这里成了全省议政的中心……杭城的这些变化，自然推动和影响了驻防旗营。作为这座城市的一个社区，也随时势发生了变化。如在“1904-1905年间，旗营中创立了一所中学、三所小学和一所女子小学”，继而发生了“旗妇惠兴者，设女学于民舍，遍呼将伯，鲜有应者，竟以身殉学”之事。此事很快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各地的报纸借惠兴为女学牺牲的宣传以推动当时社会的女子教育事业。在这期间，驻防旗营还走出了一位领袖人物。他就是贵林，毕噜氏，字翰香，杭州驻防正白旗人，举人出身，初为驻防将军幕府笔贴式，后升为协领。他“内行纯笃而好学特至”“生长八旗而能自拔”，是驻防中最有学问的人，其“学问、道德冠旗营”。他交友广泛，与温州籍早期维新派人物宋恕于1889年起就过从甚密；与“不可一世”之“越州汤蛰仙氏”、“温州陈介石氏”时相过从。正是基于这些因素，贵林成为了这一时期的驻防旗营的领袖人物。而他又使得旗营在新政、宪政时期社会风貌的变化不致落后于杭城的其他社区。惠兴死后，贵林受托“挟遗书北上求助”，并带回在京同僚为惠兴女学的集资，“回杭筹建校舍”，随后又被公举承办该校。然而由于当年男子管理女学仍有诸多不便，贵林遵惠兴遗嘱恳请相关者相助没有如愿，在万般无奈之下，贵林只好请出自己的母亲担任校长，使得该女学得以继续存在下去。1908年初，贵林发起组织了“杭、乍驻防自治会”，力图通过实现驻防旗营的自治以参与地方新政权的建设。同年，贵林还创办了《浙江日报》以宣传君主立宪，同时也对杭城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此外，在1909年的浙江各地的咨议局议员选举中，杭州驻防的墨尔根图、熊文、裕祥三人获选。可见，辛亥革命前的杭州驻防旗营的社会面貌确已随时势发生了变化。而作为旗营的领袖人物的贵林，即便是从当时整个杭城社会的角度来看，他也算得上是一个很新派的人物。这也就不难理解在1911年11月5日浙江新军起义后，杭州驻防旗营愿意接受军政府议和及贵林成为与军政府议和的代表之事的发生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生后，浙江的革命党人开始筹划武装起义。10月12日，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派姚勇忱来杭与浙江革命党人褚辅成，新军将领顾乃斌、吕公望、朱瑞、黄元秀、童保暄、傅其永等商议起义计划，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26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开会研究江浙沪革命如何进行的问题，会议决定先着力于杭州。随后总会负责人之一的陈其美到杭召集同志开会，传达总会计划并提议：先占杭州为根据地，再派兵夺上海制造局，进取苏州，直达南京。在杭的革命党人和新军将领接受了陈其美的建议，且议定以后每周开会两次，以吴山、西湖、江干等处为会议地点，继续商议起义计划；指定杭城的奉化会馆为接待上海及省内各地来杭活动的革命党人。不久，陈其美又派黄郛等来杭催促起义。在杭革命党人及新军将领经过多次开会商议，最后确定：起义时间在11月3日至7日间；指定新军将领童保暄为临时都督，待光复后，推汤寿潜为浙江军政府都督；设机关部负责起义前后政治组织方面的工作；确定新军第81标为北路军，以朱瑞为司令，第82标为南路军，以顾乃斌为司令；吕公望往处州、金华等地联络会党攻打富阳，以牵制杭城清军力量。紧接着进行了筹集经费、准备枪支弹药等与起义相关的实质性事务。

与此同时，杭州驻防旗营风闻东南各地“争言种族问题”，“谓必尽杀八旗兵，复朱明氏之仇”，杭城“主革命者，或谋聚旗族歼之”。当时旗营拥有浙江新军的一个营，由毕业于浙江武备学堂的哈楚显指挥。巡抚增韫（蒙古镶黄旗人）在当时的情势下对新军也十分疑惧，于是下令将新军调驻城外，刮军需局所有，以资旗营。“协领贵林潜受浙抚增韫、将军德济指示，储炮械、麾健将卒，据营誓死与汉人斗，不惜糜烂城民”。而在杭士绅徐廷超等奏请朝廷，拟“采取官督绅办办法，创建全省团练，以靖地方，并推汤寿潜总办全浙团练”。清廷电杭州将军德济，“奏准”。汤寿潜、陈黻宸、马叙伦合议，发起联络商界绅士，在咨议局开会成立团练总局。团练总局成立后，陈黻宸等曾“谋藉民团发难省垣，以应武汉”。然而，由于巡抚增韫“略闻其事，遂迟不致照会，复靳械不予”，事乃不成。

11月初，杭城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革命党人除继续运动新军外，还派人争取抚署卫队和巡防队前来归属。经革命党人的宣传发动，新军士兵基本上都表示赞成并将参加起义。82标标统周承菼也同意参加起义。11月2日，上海方面派来王金发、蒋志清等敢死队员百余人也到达杭州，并带来起义用的钱款、弹药等，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驻防旗营也进一步地加强武装，除哈楚显所指挥的一营新军外，“复挑选精壮六百余人”进行训练。德济将军还“命文会（驻防新军营总办协领）向增抚借军械子弹，增抚复发快枪一千二百余支，子弹八千余颗”。因“外传武汉间旗人无噍类，南京满、汉搏战甚烈”，驻防旗人“群昌言报复”，打算“乘乱屠居民泄忿”。巡抚增韫则茫然无策，其所依仗的新军已基本为革命党人争取，新军统制箫星垣和协统蔡成勋在起义发生前已逃之夭夭。只有旗营的数千名旗兵是他能依仗的，但也没有多大的战斗力。而各地宣布光复的消息不断传来，真真假假的关于革命党起义活动的消息四处传播。而咨议局在“谋藉民团发难省垣，以应武汉”失败后分成了两派。副议长陈时夏、沈钧儒完全站到革命党一边，主张通过武装起义实现反满和新旧政权的交替。议长陈黻宸则“虑旗汉相持，徒多杀无益”，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旗营等问题，以实现新旧政权的交替。11月3日夜，上海光复。第二天，消息传到杭州。当晚，城内的新军工程营、宪兵队官兵首先起义。81标、82标新军则从艮山门、望江门入城。两者里应外合，很快攻占了抚署衙门、藩道衙门以及其他政府机关和大清银行、浙江银行、织造署等机构。到5日黎明，城内各处除旗营外都已光复，巡抚增韫被捕。杭城大街小巷白旗招展，全城光复即在眼前。

然而，旗营仍负隅顽抗。哈楚显命其所部架机关炮于驻防城墙的各要害地，准备向防城外轰击。起义军则以81标、82标主力包围旗营，并令炮兵列阵城隍山，也做好了轰击旗营的准备。旗汉两军一时相持不下。此前，陈黻宸已以好友的身份劝说贵林：“清天命已矣！君毋胶守违天，当视阖城生死重，轻名节，勿以一人之私害天下公。”起先，贵林泣涕不从。陈黻宸又入拜贵母，并“垂泪白之”。贵母被说动，也力劝其子：“陈先生，天下杰也，勿负之。”于是陈黻宸与贵林先有了旗汉不战之约。后褚辅成、陈时夏等也因担心“旗兵精锐不能挡”，多次向陈黻宸探言。陈黻宸保证：“我能力致贵林。贵林降，旗兵不能战也。”就在5日上午出现旗汉双方相持不下的情势后，陈黻宸一面将力主围攻旗营的82标标统周承菼请到咨议局；一面“以电话告旗营议和”，并“委穆诗桥、杭辛斋莅营，请派代表往会商”。将军德济先命文会前往会商，文会因怯推辞不就，后命贵林担当此责。贵林到咨议局后，却与周承菼争执不下，双方难达议和协议。下午汤寿潜从上海来到杭州，就由他与贵林进行会商。会商后议定：约限三小时旗营缴军械，允发旗兵三月饷，三月后自筹生计。两人代表双方签押。三小时后，起义军代表楼守光等到旗营收军械，贵林则将所缴军械交与楼守光，旗营问题终于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至此，杭城全部光复，清王朝在浙江杭城的统治也就此终结。

杭城虽已光复，但旗营与起义军间的对抗并没结束。双方虽在表面上达成议和，彼此却都留有一手。旗营并没有将军械全部缴出，起义军也不撤除围营。结果5日晚上“旗营还被围着，驻防也不肯降”。“至夜半，枪声又起，革命军奔告咨议局，谓旗兵作乱”；而将军署则以电话来咨议局诘问：“军械既缴，复发枪何故？”时在咨议局的陈黻宸、汤寿潜已无力掌控局面，实权渐由起义军及革命党人褚辅成等所掌握。既而传出“陈黻宸反对民军，与旗人私通”的传言，陈于是辞去了原汤寿潜任命的民政长职务而离开杭州去了上海。又有伪托汤寿潜之名请贵林、哈楚显等到民政司署，且不报告汤氏便处决贵林等四人之事的发生。

“贵林事件”发生后，旗营自然不再对抗。但汤寿潜因此而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也与起义军及革命党人有了裂痕。他为贵林之死深感自责，“吾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同时认为，该事件是当事者“扇惑军人，以报其私，堕我信用”。也为自己先前所做的努力付诸东流而深感痛心，他在给友人张元济的信中说道：“弟一身牺牲，妄拟将旗城和平解决，大发人道主义，冀各国视我程度略高，稍易承认，今为人所破坏。”这成了他萌发辞去都督的导火索。

然而，随着全国反满革命形势的发展，驻防旗营一如当初它是满族强加给这个城市一样，成为了革命者决计消灭的目标。先是起义军入营多次搜索该营所匿藏的武器，以防旗兵的伺机反扑，所“搜出枪炮、子弹、刀械、火药等比较册载多逾十余倍”。再是由军政府制定消灭旗营的计划，以适应革命后新杭城的建设。军政府考虑到“旗营约占杭州全部三分之一，自光复后驻防既归消灭，则所谓旗民者自应及时遣散，即以经济支绌之故一时遣散为难，仍使聚居一隅，于事实上殊多窒碍，不独死灰易于复燃也。旗营存在一日，即可谓驻防不消灭一日，且使中心城市日就旷废，在地方经济上亦有弃利不取之嫌”，决定变卖旗营地产，也可补助“万一之军需”。具体操作步骤：（一）由财政部设局清理，定局名为“变卖旗营营产局”；（二）旗营周围营墙招工承拆；（三）旗营内旧有公署及八家营防由“变卖旗营营产局”调查明白后，用投票方法招人承购；（四）旗营地亩由局派员清丈，划分三等。地属繁盛之区，可备现在扩充市场用者为上等。不能扩充现在市场之用而其地产预备将来开辟市场为中等。地僻一隅，在将来市场规划中者为下等；（五）营地分等后，由局分等定价出示招卖；（六）变卖旗地所得之代价分供三种费用：充军用、供遣散旗民费用、建造旗营马路一切营造物之用。

不久，军政府委员与旗营代表议定了善后办法四条，作为处理旗营营产的补充措施和解决旗民生计的办法。（一）旗营公产及萧山牧地、仁忠字号旗地、乍浦营地、青山脚坟地，均作为官产。所有旗民生计，军政府允与一般人民一律妥为筹画；（二）旗营土地均系官产，其佐领以下公署及兵房自旧历正月起准居四月，限满交还，以示体恤。至自造私宅，其房屋准归本人所有，向系安分之人，有殷实商家担保仍准居住。迁出营日，招买招押悉听自便。唯军政府营产规划定后，倘因公共建筑有障碍之处，不论已卖已押悉听军政府命令。其卖、押时并须禀明民政司存案，且于契据上载明此条。（三）除前所已给恩饷外，军政府已允再给旗民三月恩饷，计九万元，旧历年底给饷一个月，其余两月准旧历正月十五前提存浙江银行。旗民未迁出者，自新历三月初一起应有纳警察捐义务；（四）旗民如已迁出，将来军政府营产规划定后，准其与一般人民同有承垦承续之权。随着消灭旗营计划和旗营善后办法的付诸实施，杭州驻防旗营很快就退出了这个城市的舞台，存在了260多年的城市空间隔绝也由此消失，其营地所在被建成了新市场而重新融入了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