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10月，美国企业家马斯克(Elon Musk)斥资440亿美元，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拳”收购了著名网络社交平台推特，此后对推特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令人始料未及的“手术”，并于2023年7月23日将之改名为X。
然而，步入X时代的“前推特”彻底换了一个活法，带上浓厚的马斯克个人风格，并很快杀入和全世界的“风车之战”战团。
从“巴西官司”说起
当地时间2024年8月31日午夜零时10分，拥有2亿多人口的拉美第一大国巴西，X的服务戛然而止，此前一天，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德莫赖斯 (Alexandre de Moraes)签署法令，命令该国ISP阻止巴西用户访问X，如使用使用虚拟专用网络 (VPN) 绕过禁令进行访问，每天都将以5万雷亚尔（约合6700多英镑）罚款。该法令还宣布冻结马斯克旗下Starlink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巴西的财务。
该法案是第一个采取“跳闸”措施“准永久性”对待全球主要网络社交平台的先例，说“准永久性”，是因为法案宣布，只要该平台不按照巴西联邦法院要求。支付总计1830万雷亚尔罚金并按照巴西《外企运营法》规定任命一位巴西总代表，法案将永久有效。为了釜底抽薪，德莫赖斯法官甚至还要求苹果、安卓等平台的在线商店，必须将X的App应用下载和支持VPN软件删除，尽管此要求后来以“避免造成不必要干扰”为由撤销，但巴西政府和司法界对X的敌意一目了然。
马斯克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早在法案酝酿阶段便对巴西可能的措施口诛笔伐，更与德莫赖斯大打口水仗。禁令推出后，他于8月30日在X上表示，“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基石，巴西一位未经选举的伪法官正在出于政治目的摧毁它（Free speech is the bedrock of democracy and an unelected pseudo-judge in Brazil is destroying it for political purposes）”，俨然一位横戈勒马，对风车怒喝“我乃名将堂吉诃德，来将通名受死”的骑士。
世界上当然从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德莫赖斯和其背后的巴西现政府拿X开刀，台面理由是因为在2022年巴西大选前，该法官曾要求X删除被他裁定“干扰选举、破坏民主进程”的帖子和视频，遭到马斯克公开抵制。但大多数观察家相信，真正结仇则是因为2023年的“1.8事件”，此前败选的时任总统、有“巴西特朗普”之称的博尔索纳罗支持者对选举结果不服，在网上大规模串联后发起了全国范围的骚乱，骚乱者冲击了联邦政府大楼，洗劫和冲砸焚烧了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大楼、巴西国会大厦和巴西总统府等重要建筑。骚乱平息后，逐渐掌握形势的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政府和巴西司法机构认定，X为骚乱者的串联和煽动大开方便之门，此后对马斯克和X施加一系列司法制裁，而后者则以强硬对强硬，一如爱尔兰学者、剑桥大学艺术、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剑桥沃尔夫森学院新闻奖学金项目主任约翰.诺顿（John Naughton）所指出的，常规解决矛盾的做法是先“入乡随俗”按法官要求整改，再循当地法律渠道申诉，而马斯克的选择却是拒不执行司法裁决并反唇相讥，最终走到了被巴西封杀的地步。
2024男4月，德莫赖斯下令必须封杀多个被巴西司法机构裁定“传播虚假信息”的X账户，其中许多都是博尔索纳罗的铁杆支持者，马斯克以“巴西法官不是民选的，不能听从‘伪法官’指令”为由抗命，德莫赖斯随即以X不遵守巴西法律，特别是未能遏制虚假信息的传播为由进一步收紧禁令，双方剑拔弩张，并最终共同走到了今天一拍两散的地步。
“风车”不止一台
然而要和X叫板的“风车”远不止一台（相应的，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也远不止一位）。
在欧盟，相继推出的《数字市场法案》（DMA）、《数字服务法案》（DSA）、《人工智能法案》（AI Act.）正在和即将被认定系对跨过网络社交平台和数字供应商的制约尝试，虽然主攻“靶向”是谷歌，但X也难脱干系；在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似乎对此前放任X被马斯克并购懊悔不已，已明显收紧了对步其后尘者的审查；在澳大利亚，联邦网络安全专员格兰特 (Julie Inman Grant) 根据《网络安全法案》（Online Safety Act）就X平台“应对儿童色情内容不力”发出要求回应的法律通知，并发出严厉批评，而马斯克和X则强硬拒绝回应，被以610500罚款后更将格兰特告上法庭，其代理者Bret Walker SC称“格兰特的处罚针对的是推特，而我们如今是X，推特的事于我何干”，由于格兰特类似通知“群发”给包括YouTube、Facebook、Instagram、TikTok、Snap、Reddit、Discord 和 Twitch等多个平台，但其它平台大多“软磨”，用“我们已经重新投胎所以别来烦我”这样生硬手段硬顶的独此一家，别无分号，因此X与马斯克和澳大利亚联邦网络安全专员间的关系可想而知，2024年8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援引格兰特本人的话称，她的办公室和X间已有7起互为原被告的官司，而该办公室也将于10月底就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政府审查《网络安全法案》之际，向该政府提交一份正式报告。推出《网络安全法案》的目的，是打击网络社交平台日益猖獗的媒体虚假消息，对此马斯克激烈指责为“法西斯主义”。
“风车”传闻的最高潮是在美国本土。
9月3日，一名Instagram用户分享了一段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哈里斯（Kamala Harris，即贺锦丽）的讲话视频，并在引文前附加“哈里斯称一旦当选就关闭X”的注文。视频对马斯克和X大加抨击，称“他们已丧失特权，应该撤下”，“最重要的是，你不能对Facebook 制定一条规则，对Twitter 制定另一条规则。必须适用同样的规则，即这些社交媒体网站必须有责任了解自己的权力。它们直接与数以百万计的人对话，没有任何监督或监管。这种情况必须停止”，这段讲话是她2019年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时在党内初选辩论结束后接受CNN采访时所说，系回应CNN主持人塔珀 (Jake Tapper)“是否应要求推特关闭特朗普账号”提问，分享用户的旧话重提和哈里斯团队的缄默引发热烈讨论，正如一位业内观察家所指出的，哈里斯即便在这段旧视频中也并未提及“关闭X”，但一旦她当选，美国联邦政府与X间的关系恐怕至少不会变得更好。
大战背后的根由
美国东北大学法学和计算机科学学者比埃蒂 (Elettra Bietti)、法学和政治学教授豪普特（Claudia Haupt）等认为，传统上美国人曾自信认为，互联网是“当然天生正确的言论自由”最好的代表和最现代化的体现，作为“思想市场”，尽管互联网上同样不乏邪恶和丑陋，但“市场规律和道德准绳最终总会让善良压倒一切”。长期以来互联网平台的运营者和投资者一直成功地让许多人相信，互联网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跨国的言论自由区，只有最好的想法才能脱颖而出，而马斯克则是他们中最成功的几个人之一。
但如今，这种观点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一种演变。法院正在重新思考自由主义言论自由范式——重新思考对网络言论自由的这种非常广泛的理解，在‘1.6’特朗普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发生后，我们日益听到一种此前在美国很难听到的声音，即‘许对平台上的言论进行更严格的监管是一个更好的主意’，而新冠疫情期间网络社交平台上谣言和反科学信息满天飞更加剧了人们对‘万能的自然选择之手’的迷信，因为事实证明‘哪怕最皂白分明的科学问题，真相也并非总是那么显而易见地在网络平台上理直气壮’”。
约翰.诺顿指出，长期以来，美国部分政客将互联网平台的影响力视作政治学家约瑟夫.奈 (Joseph Nye)所称“软实力”的最新体现，即将其定义为“一个国家、州、联盟等的力量，源自经济和文化影响，而不是胁迫或军事实力”，批评者认为其实质是“将霸权超级大国的文化规范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的能力”，而美国资本和企业则利用这种政治利己主义，让美国国家力量帮助自己在海外横冲直撞，博取单边的便宜。正因如此，巴西德莫赖斯裁决出台后，美国网络平台上不乏“一个巴西人竟然胆敢关闭一个大型美国平台，因为它不遵守他所在国家的法律。他以为他是谁？难道他不明白硅谷的“天命”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引擎，而其他物种只能无助地在它的尾流中挣扎吗“这样被发生者认为理所当然，但实际上岂有此理的声音和逻辑，“因为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长期两极分化的超级大国，受制于企业利益，受制于一部功能失调、过时的宪法，执意将自由主义的胡言乱语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但如今他们惊恐地发现，自己正被曾经鼓励和纵容的东西反噬，而可能不得不拿起此前被自己所抨击的武器进行制约和自卫。
巴西最高法院法官迪诺（Flávio Dino）等指出，如今更多人意识到，“言论自由与责任义务密切相关，缺一则不成其为真理”，以往过度强调前者而忽略后者失之偏颇。
一些分析家指出，网络社交平台的经营者和投资者假借“言论自由”的名义对抗监督和监管，又利用平台之变扩大影响，不仅可以动员跨国之力无视一国政府的管制，也可借助平台带来的流量和热点，为自己牟取惊人的利润和影响力，而“马斯克们”对“言论自由”的利用则是十足利己主义的，“有利于自己的就接受甚至呼吁，反之就祭起‘拥护言论自由’的法宝抵制”，如马斯克，比埃蒂指出他本身是多个国家政府支持政策的受益者，他也从来不吝于公开呼吁甚至利用财力和互联网平台影响力逼迫这些政府给予种种优惠，但一旦某个政府试图了结他的平台掌握哪些类型的技术，这些技术可能造成哪些危害，以及试图控制这些可能的危害时，他就突然想起应该维护“自由主义和政府不干预立场”了，“这显然是完全荒谬的”。
豪普特等学者指出，美国政府因看到纵容互联网平台巨头在境外对“言论自由”和“政府不干预”实行双重标准符合自己利益，以及这些互联网平台在美国以外的失控有助于美国价值观的扩展和渗透，因此曾对之百般纵容，“必须提醒美国人，其他国家在言论方面不仅有不同的标准，而且有不同的法律”、“社交媒体平台基本上必须遵守其开展业务所在地的监管框架，如在巴西这件事上，评估马斯克和X是否合法的基准是巴西而非美国法”、“美国对待言论的方式实际上是一个异类”。
不少分析家指出，网络社交平台事实上是有“态度”的，马斯克和特朗普（Donald Trump）间的相互接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X在巴西“巴西特朗普”博尔索纳罗与政治对手间博弈中的态度和应对，而他本人对共和党与民主党、特朗普与哈利息间越来越明显的爱憎不同，也正日趋令人不安地反噬美国自身。
如今即便在美国，认为互联网平台必须有所监管的声音也在上升。最高法院法官阿利托 (Samuel Alito)通过法院一致的NetChoice 裁决时为监管大开大门，甚至，此前曾被美国政客口诛笔伐的欧盟《数字服务法案》如今也在悄然被美国专家自己“洗白”，阿利托就公开指出，当社交媒体公司遵守该法案 时“天并没有塌下来”。
另一些社会学家则指出，马斯克抨击巴西对X的司法裁定时“故意装傻充愣”——他指责裁定X违法的德莫赖斯法官“不是民选的”，因此X有理由拒绝遵守，德莫赖斯是“伪法官”，但事实上美国所有的法官非但都不是民选而是行政长官直接提名的，而且非特殊情况下他们的任职还是终身制，他为什么不抵制美国联邦政府和美国州政府的法院裁决，不指斥美国的这些大法官、法官是“伪法官”？很显然，“伪”与不“伪”的标准只有一个：裁决是否有利于自己。
曾热情支持互联网社交平台“解放思想、促进言论自由、鼓励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许多用户如今也有了更全面的思考。曾是推特最早、最热心拥护者的英国著名喜剧大师斯蒂芬.弗莱（Stephen Fry）日趋在伦敦国王学院发表演讲时公开指斥马斯克和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是“污染者”，因为他们的网络社交平台助长了“文化有毒颗粒”的传播和污染，“您和您的孩子无法呼吸我们文化中的空气或游泳，因为您吸入的有毒颗粒和恶臭气体是从他们的公司不受控制地排放到我们这个世界的潮流中的”，他指出，“最大限度提高参与度”是“资本的本能，这最终必然凸显愤怒、震惊和恐惧等“最糟糕的情绪”，而“我们根本不知道技术会把我们带向何方，或者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他懊悔地反思自己曾经对互联网平台不切实际的推许， “我可真够傻的”。
这番和他此前长期观点大相径庭的意见，与Meta高管、前英国副首相克雷格（Sir Nick Clegg,）稍早对X在助推有害信息传播方面的抨击如出一辙。9月初在伦敦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活动上表示，自从收购 Twitter 以来，马斯克已经变成了“一个极端党派和意识形态的爱好者”，英国日前震惊全国的极右翼骚乱，臭名昭著的仇恨煽动者泰特（Andrew Tate）和罗宾逊（Tommy Robinson ）“正是循X提供的梯子才得以在一切现行监管面前畅通无阻”。
大战仍在持续
一些口径指出，马斯克的“硬顶”似乎正产生反作用。
数据公司 Kantar 最新研究表明，创纪录的 26% 的广告商计划明年削减 Twitter 的广告支出，“这对于收入已经直线下降的网站来说可能就是死刑”，CNN称之为“有史以来主要广告平台最大规模的撤资”。
Kantar 全球思想领导总监 布巴尼（Gonca Bubani）在一份声明中认为，“营销人员是品牌保管人，需要信任他们使用的平台，X 近年来变化很大，每天都难以预测。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对品牌安全充满信心”。
这份基于对全球1000名高级营销人员和18000名消费者进行采访的研究显示，他们中仅4% 的营销人员认为 Twitter 广告能够提供品牌安全（同期谷歌为 39%），2022年对推特广告持“积极赞成”态度的营销人员占比高达15%，如今仅持“强烈反对”意见的营销人员占比就高达21%。
布巴尼表示，“广告商几年来一直在将营销支出从 X 转移出去。过去 12 个月，这一趋势急剧加速，这意味着扭转局面的可能性不大”，而马斯克的应对恐怕适得其反，他时而大骂硬广告客户以取悦普通用户，时而又低声下气恳求广告客户回归而罔顾普通用户观感（然后又再度对广告客户开骂），并让自己的品牌发言人大谈“经 DoubleVerify 和 Integral Ads Science 验证，我们的品牌安全率平均为 99%，这反映在大多数广告商都在增加对 X 的投资，正如 Kantar 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广告商知道，X 现在提供了比以往更强大的品牌安全、性能和分析能力，同时其使用率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结果便是2024年2季度X广告收入同比暴跌53%，“总而言之，他的领导风格无法让人们相信该网站是一个可以投入广告资金的稳定场所”。
另一家品牌资产评估平台 Brand Finance 的数据则在9月12日将 X 品牌的价值下调至 6.73 亿美元，较马斯克以 440 亿美元收购Twitter 时的 57 亿美元下降了88%，同时，X品牌强渡指数得分大幅下降12.7分至56.9/100分，“表明该品牌正在努力克服重大声誉危机”，并自入选后首次跌出“媒体50”（Media 50）品牌资产排名。Brand Finance 董事总经理海格 (Richard Haigh) 评论认为，马斯克对 Twitter 进行有争议的品牌重塑，导致其品牌价值和实力急剧下降，“在没有明确迁移计划的情况下匆忙放弃一个全球知名品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疏远了关键利益相关者，削弱了品牌的核心优势。这反映在 Brand Finance 研究的熟悉度、声誉和推荐度指标中，该品牌得分较低”。
在X的大本营旧金山，9月13日位于该市第九和第十街之间1355 Market St.的X总部大楼被悄然放弃，这座自2012年启用，曾是旧金山城市天际线和2010年代科技繁荣时期“地标”的总部随着马斯克接手后裁掉3/4员工而黯然失色，由于媒体关系部门也早已不复存在，总部谢幕之际门外记者寥寥无几，而陪伴X总部弥留之际的“自己人”仅剩两个保安和十几个工作人员。正如马斯克日益偏向特朗普一样，X总部离开旧金山，搬到了“红州”即共和党占优势州佛罗里达州的奥斯汀，而对“X总部在旧金山的最后一天”绝口不提的马斯克本人，则继续乐此不疲地宣传X的“伟大成就”，炫耀自己与特朗普的最新互动。
一名恰巧路过的法国出差职员克雷蒂纳（Mehdi Kheredine）认为，X或马斯克都有“光明和阴暗的两面性”，因此“他不坏，X当然也不坏，但如今完全失控是最坏的，马斯克需要后退一步”。
这或许是当前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户乃至国家政府的共同心声——翻译成普通语言就是两个字：“监管”。
然而“马斯克们”和其背后的资本、政治支持者会接受么？很显然，他们要么如马斯克经常表现的那样拒绝接受，并像个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般挥舞长矛，要么像另一些人那样，只接受、支持甚至鼓励、强加有利于己的规则和监控，并对可能妨碍自己方便的规则和监控大张挞伐，必欲除之而后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