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已成为女性发病率最高的癌症和死亡的首要原因，据 GLOBOCAN2022 估计，2022年全球乳腺癌新发和死亡病例数分别为 229.7 万和 66.6 万，其中中国病例分别占 15.6%和11.3%[1]。晚期乳腺癌患者的预期寿命有限，生活质量尤为重要[2]。多学科诊疗模式（MDT）在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方面，展现了极大的优势。乳腺癌治疗不仅需要手术医生、内科医生、放疗医生的参与，更需要心理专家、整形专家的支持和干预。只有在多学科的参与下，才能够给患者提供更完善、更优化的治疗方案，更大程度上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乳腺癌患者的心理需求特点
负性情绪
乳腺癌患者由于治疗带来的副作用，如脱发、乳房缺失、肢体活动受限、癌因性疲乏、睡眠障碍等问题带来的情绪困扰使患者无法正确认识自我，工作和社会环境及交流改变，患者被迫放弃正常工作、社会价值感降低，从而影响了患者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接纳，容易使患者产生创伤后应激、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自我负担较重
乳腺癌患者由于对子女的牵挂和内疚、对丈夫的亏欠、对父母的顾虑等多重社会角色的顾虑使其心理敏感脆弱。且由于治疗带来的症状困扰及生活不便，使其生活自理能力下降，甚至完全依赖家人，加重了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心理。癌症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发生率高达 26-77%，严重影响患者的治疗决策、生存欲望和生活质量[3]。
社会疏离感明显
乳腺癌患者术后产生社交回避、社会焦虑、孤独感等发生率较高。且由于疾病或治疗引发的职业发展、社会地位和个人能力判断力的障碍，均使得患者易产生自卑心理和社会疏离感。
生育焦虑
乳腺癌治疗会影响年轻患者的生育能力，导致受孕时间的延后，有的患者甚至丧失生育机会。上述生育问题均会导致年轻乳腺癌患者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且生育焦虑比癌症本身更容易给年轻乳腺癌患者带来压力，这会给患者造成治疗方案选择的困扰，导致治疗时间的延迟、甚至放弃治疗，从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结局。
亲密关系和家庭支持
乳腺癌术后因心理因素的影响会对患者的性功能造成较大影响。96%以上的患者担心性行为会影响疾病的康复、诱发癌症复发[4]。另外，配偶作为患者情感及社会支持的主要承担者，普遍存在较严重的焦虑、抑郁、恐惧等负面情绪，甚至负面情绪波及到患者。
乳腺癌患者心理问题的筛查与评估
针对乳腺癌患者的心理健康问题，国际上各诊疗中心多在患者初次就诊时采用标准化量表和诊断性精神病学访谈来评估其心理状态，并在病情变化（即治疗后、复发、进展）和过渡到姑息治疗等时间点进行分阶段的心理疾病筛查和评估，包括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心理痛苦温度计、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等一般普适性量表，以及复发关注量表、癌症治疗认知功能评估表、癌因性疲乏量表等癌症特异性量表，此外还有针对乳腺癌的症状类量表、治疗不良反应类量表和身体意象类量表等乳腺癌特异性量表。
乳腺癌患者的心理干预
认知行为疗法
主要针对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和不合理认知导致的身心问题，是目前国内外使用较多的心理干预方法。认知行为疗法通过认知重组、放松、解决问题、技能培训等方法改变人们对诱发事件所持的信念，来帮助患者更好地处理身心问题，增加与疾病斗争的信心。
正念干预疗法
强调有目的地、有意识地觉察当下的一切，但不作任何判断及分析，让人达到正念状态，进而缓解压力、消除过激情绪。传统的正念课程包括每周 8 次 150min的课程，包括说教指导、小组讨论、正式的冥想练习（如身体扫描、静坐冥想、行走冥想、爱心冥想）、温和的瑜伽，外加 6h 的静心冥想，以及定期在家冥想和将冥想融入日常活动。目前正念疗法已经发展为完整体系，包括正念减压疗法、正念认知疗法和接纳与承诺疗法等。
心理教育支持
心理教育支持是实践中的一种对癌症患者和家庭的辅助心理社会干预，可一定程度改善乳腺癌患者的情绪障碍及性功能障碍。一般来说，心理教育包括健康教育手册、一对一讨论、自助小组、社会支持小组、心理教育、心理动力疗法、积极思维培训和电话咨询。
远程心理干预
作为一种经济且可持续的心理健康促进方法，远程心理干预在解决乳腺癌患者的心理问题等方面具有良好效果。网站是最常见的干预传递平台，认知行为疗法是最常用的线上治疗方法，远程心理干预对于癌症幸存者的癌症复发恐惧、失眠、睡眠质量和认知功能障碍等方面均有效。虽然干预效果可能不及线下干预，但具有可获得性强、成本低等诸多优势，为乳腺癌患者心理问题的诊疗带来了新思路。
在临床工作中，医师不仅需要考虑临床终点的客观达标程度，也应尽力解决与患者的整体健康、社会角色、情感功能相关的问题，从患者的角度出发，调整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其生活质量。积极联合心理科、精神科及康复科等开展 MDT 诊疗，给予患者个性化的心理治疗，将规范化的心理评估和干预纳入常规诊疗中，有助于患者身心健康的恢复。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