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 MDT 模式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健康   2024-12-06 17:58   北京  

  乳腺癌为全球第二大癌症,据预测,到 2040 年,每年新诊断病例将超过 300 万,较目前增长超过 40%[1]。在精准医学时代,乳腺癌治疗的决策复杂多变,现有的循证医学证据尚无法解答所有临床问题,因此,通过多学科协作诊疗(MDT)模式制定更为精准的治疗方案,最终提升患者的就诊体验和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国外肿瘤 MDT 模式的开展状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开始出现肿瘤 MDT 模式,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肿瘤科医生 CalmanHine 针对英国乳腺癌患者提出 MDT 模式。随后 10 年时间里,这个模式迅速覆盖到 80%的各类癌症病人[2]。英国于 2007 年颁布法律文件[3],规定“每一位癌症患者都需经过 MDT 综合诊疗”。法国也立法做了相似规定。与此同时,美国著名的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也逐渐将之前的病例讨论会议发展成为 MDT。其他国家的一些重要肿瘤治疗中心已经创建了 MDT 诊断和治疗模式,特别是在德国等医疗中心相对集中的国家,MDT 模式已经成为医院医疗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目前,针对全球 39 个国家的乳腺癌临床研究治疗机构的问卷调查显示:欧洲是全球实施肿瘤 MDT 最成熟的,近 65%的医疗机构开展了肿瘤 MDT,而亚洲只有 35%的医疗机构采用了肿瘤 MDT,并且这些医疗机构大部分集中在日本。



无国内肿瘤MDT模式的开展状况


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孙燕院士团队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开展了局限期肺癌的 MDT研究[4],2010 年原卫生部医政司发布的《结直肠癌诊疗规范(2010 年版)》多次强调“多学科协作”的概念[5],提倡恶性肿瘤患者应采用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我国很多地区已经在探索、发展、实行肿瘤 MDT 模式,例如北京、上海等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开展 MDT 的“三固定模式”,已经成为很多疾病的诊疗常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自 2000 年始终坚持开展和完善 MDT 诊疗模式[6]。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在积极推动肿瘤 MDT。例如在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建立了乳腺癌等疾病的 MDT 组[7]。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建立了肺癌等 7 种癌种的多学科团队小组[8]



MDT 组织架构和运作流程


国内外乳腺癌指南及权威机构均推荐患者接受 MDT 综合管理。乳腺癌 MDT 全过程均需要多学科参与,需要各科专家之间的有效沟通,为患者制定最佳治疗策略。不同专业背景的医学专家,在特定的时间内聚集在一起(或通过视频或电话会议形式)讨论特定的病例,并且各专科医生独立对患者进行诊断和治疗,能够充分体现出同学科的能力价值和指导意义。


国际上,参与乳腺癌 MDT 模式的人员大多是不同专科领域的顶级专家,医务者能够对每个病例的病理诊断、影像学特征、临床症状及家族史、外科手术、放化疗等多方面作综合的评估,随后以此为前提达成医疗的通识,并提供“一站式”服务。患者先联系医院的服务人员,告知自身基本情况。然后服务人员根据患者信息收集相关病历信息,交予临床医生。临床医生依据病历信息初步判断是否需要将患者纳入到 MDT 诊疗模式。服务人员需确保收集到患者准确的个人信息,以便提供个性化的后续服务。同时,MDT 小组组长根据患者需要邀请相关领域专家进入团队,整个 MDT 过程包括患者咨询、首诊前的准备、诊断治疗、后续跟进服务 4 个阶段,注重患者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的体验和反馈,充分体现了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这种组织架构和运作流程强调跨学科的沟通与协作,确保每位患者都能获得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相比之下,国内乳腺专科医院比较少,专科的架构还非常不健全。国内的 MDT 团队在学科覆盖面上可能稍显不足,且跨学科合作的效率有待提高。此外国内的 MDT 流程在某些环节上可能过于侧重医疗技术的实施,而忽视了患者的心理和社会需求。



乳腺癌 MDT 模式开展的挑战


基于病理分子分型、多基因检测下“个体化、精准化”跨学科治疗是乳腺癌 MDT 的发展趋势,欧美国家乳腺癌 MDT 模式发展得相对成熟,无论是在医疗人力资源资质上,还是在医疗服务流程和临床效果上,均对我国乳腺癌 MDT 模式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开展乳腺癌 MDT 模式的大型医院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结合相关医疗政策,汲取国内外经验,取其精华,建立高品质且及时的专家召集模式,实行层级预约制,完善相关激励机制等,以期在将来的乳腺癌治疗效果方面做得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 Arnold M, Morgan E, Rumgay H, et al. Current and future burden of breast cancer: Global statisticsfor 2020 and 2040[J]. The Breast, 2022, 66: 15-23.

[2] Fleissig A, Jenkins V, Catt S, et al. Multidisciplinary teams in cancer care: are they effective in the UK?[J]. The lancet oncology, 2006, 7(11): 935-943.

[3] Vrijens F, Kohn L, Dubois C, et al. Ten years of multidisciplinary teams meetings in oncology:current situation and perspectives[R]. Brussels, Belgium: Belgian Health Care Knowledge Centre,2015.

[4] 孙燕, 殷蔚伯, 王奇璐, . 肺癌非手术综合治疗 233 例分析[J]. 中华结核和呼吸系疾病杂

, 1983, 6(1): 14-18.

[5] 卫生部医政司. 结直肠癌诊疗规范(2010 年版)[J]. 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 2011, 3(6):

130-146.

[6] 郑舒文, 马建辉, 尹世全, . 恶性肿瘤多学科综合诊疗模式的探索[J]. 中国肿瘤, 2017,

26(9): 661-664.

[7] 温珍平, 贾晓琼, 韩雅玲, . MDT 模式在肿瘤学专业型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探索[J]. 内蒙

古医学杂志, 2017, 49(1): 127-129.

[8] 刘新亚, 刘翔, 王莹, . 恶性肿瘤多学科综合诊疗模式的探讨[J]. 中国医药导报, 2013,

10(27): 154-156, 160.



本文由阿斯利康提供支持,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参考。

审批编号:CN-148165 有效期至:2025-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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