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媛丨那么，请开始你的表演

1945年，作家戈夫曼来到设得兰群岛。他正坐在佣农社区一间小房子的椅子上，他抬头看向窗外，窗外的世界是热闹非凡的，映入眼帘的是来来往往的人，匆匆的脚步声、欢笑声和谈话声交织在一起，他们或快或慢，或单独或成群……在戈夫曼眼里，世界是个偌大的戏院，而每个人都是舞台上的表演者……

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强调不同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农业发展，进而影响了社会结构和文明的进程。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地理环境就像是天然的“舞台幕布”，决定了哪些地区能够孕育丰富的农业产出，从而支持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形成和发展。

国家是社会舞台的“导演”。正如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所表达的的“任何人想要生存，就必须成为国家的公民”，国家为个体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作为被社会成员认可的“导演”， 国家并非仅仅是公民原始的简单想法的直接映射，而是在这些初步想法之上，提供更加深刻和全面的思考。它超越了表面的民意，通过深思熟虑的过程，为社会提供更加成熟和理性的指导，通过社会规范来引导和协调社会成员的行为，确保社会的和谐与秩序。

经济活动是社会舞台必不可少的“演出”。在《经济政治学批判》和《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乍一看，马克思和韦伯对于经济与政治的观点在某些方面看似相悖，但实际上是对社会现象的不同侧面的分析和解释。在马克思看来，从偶然的“物物交换”到以货币为媒介的“货币交换”，经济活动对人类历史的决定作用，他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和法律制度。而韦伯认为经济政策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政治目标。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应以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国家对经济的放任或干预、自由贸易或保护主义政策，都应根据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需要来决定。尽管马克思和韦伯侧重点和分析角度不同，但他们都强调了经济互动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价值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中，泽利泽通过分析儿童保险、儿童意外死亡赔偿和儿童的领养及买卖的发展变化，阐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百余年间，美国社会对儿童的看法经历了从“经济有用”向“神圣化”和“情感化”的转变，揭示了儿童价值由“经济有用”到“情感无价”的社会构建过程。这个过程中，儿童的经济价值逐渐降低，情感价值却显著上升，儿童的经济效用逐渐被情感价值所取代。泽利择将关注点聚焦在儿童，但社会价值观念变化不仅局限于儿童群体，而是普遍存在于所有事物的中。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对技术产品、劳动、教育、环境、文化遗产乃至性别角色等的价值认知也在不断重塑。

社会舞台并不完美，有时也会有失误。社会分工能够促进社会有机团结，但“病态的社会分工则不利于社会的团结。”《社会分工论》中提到三种反常分工：失范的分工、强制的分工和不协调的分工。失范的分工缺乏有效的社会规范，相当于一个没有明确规则和剧本的舞台，社会成员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即兴表演，导致整个演出缺乏协调和统一性；强制的分工指分工收受到外部力量的强制干涉，即表演者被强制分配角色，忽视了个体的天赋和能力，个体无法发挥潜力，这种分工可能导致社会不公和阶级冲突；不协调的分工则是指分工的形式不能使个人的活力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就像同场表演的角色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作，这种分工可能导致资源分配不均，效率低下。

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因素息息相关。在《自杀论》中：“既然集体生活中，存在自杀的原因，那么社会生活丰富时，自杀率提升；社会生活枯竭时，自杀率下降” 。自杀并非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与社会环境和集体生活紧密相关的现象，但并不是所有形式的自杀都是社会所接受的。反常自杀是在社会失序时产生的自杀行为，与社会约束和个人欲望之间的界限缺失和移位有关，当社会经历变革，旧的规范和秩序被破坏，而新的秩序尚未形成时，原本用来维持公正和平等的规则就会出现可以被利用的空隙。这种空隙往往会导致人们的欲望膨胀，使得反常自杀的情况变得普遍。

有机团结是社会分工自然发展的结果。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机械团结为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的社会团结形式：”在较小的社会里，每个人所面临的生存条件都大致相同，本质而言，他们的集体环境也是比较具体的。“机械团结的社会成员之间相似性很高，个体之间的联系紧密，但个体的独立性较弱。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是物竞天择的结果，随着社会舞台劳动分工的发展，机械团结逐渐被有机团结所取代。有机团结的社会舞台上，个体独立性和个性得到发展，在舞台上扮演者不同的角色，从事不同的职业，社会成员之间功能互补而又相互依赖。

个体对分工角色的选择有限。当一个社会中个体相似性越高（机械团结），意味着竞争越激烈。虽然劳动分工让个体更加专业化，能够在分散竞争，让个体能在不同的领域生存下来。但劳动分工的发展受到家族遗传和集体意识的影响。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到，分工与个人的有机条件和心理条件有关，这些条件中包含了天生的禀赋；另外在一些社会中，职业可能由家族传承，这限制了个人根据自己意愿选择职业的自由；同时，强烈的集体意识可能会压制个人的选择，使个人更多地受到社会整体的控制。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并投身于自己的志业。志业是个人基于内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全身心投入并追求卓越于某一领域的职业活动。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韦伯毫无保留地揭示志业的真相，即个体在职业的选择，光有热爱或许不一定能支撑其成为“志业”，还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能力：高度的个人承诺、牺牲和特定的个人品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韦伯认为一个以政治为业的人应该在“热情、责任感和冷静的判断力之间取得平衡”，并且需要具备“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的妥协”，这些特质并非人人都具备。或许个体可以选择一个职业并认为自己能够将其作为“志业”，但是在学术生涯中，个体需要面对高不确定性，正如《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韦伯所说，“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我想，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承受这样的挑战。

“对世界祛魅”——理性化和理智化。“祛魅”一词近期在互联网上被频繁使用，特别是在年轻人的语境中，它被简单理解为消除对某个事物的滤镜。然而“祛魅”还有更深刻的含义。祛魅”一词最早来源于韦伯《以学术为业》演讲中的“对世界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对于韦伯来说，理性化、理智化的现代的来临意味着一种觉醒，像是世界到了“梦醒时分”。以宗教为例，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认为宗教的祛魅主要来自于新教和天主教的对比，新教排除了通过教会、圣事获得拯救的可能性，清除了非理性的巫术、魔法和神秘主义。对世界祛魅的过程体现了宗教信仰和神秘力量在现代社会中地位的下降，以及理性、科学和工具理性在解释世界和指导人类行为中的上升。韦伯的“祛魅”告诉社会，个体已经替代超越之物成为自己精神的主宰。而我们又应当如何在理性化和世俗化的浪潮中定位自我，在从而保护个体的独立性呢？

个体之所以存在自我意识，关键在于个体能够和自己交流。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中，米德提出了“客我”（me）和“主我”（I）的概念，用以阐释自我是如何在社会互动中塑造的。思考实际上是“主我”与“客我”之间的一种内在对话，即使这种对话没有通过言语表达出来。而社会舞台中的表演者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体验多样化的“客我”，并在这些角色的互动中塑造出独特的“主我”。

个体在接受社会塑造的同时，也能创造性地影响社会。米德认为，个体间的互动依赖于共享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的共同意义构成了社会互动的基础。只有当个体对某一符号的意义达成共识时，社会互动和沟通才能有效进行。而个体通过与其他个体的互动，形成“自我”反思自己的行为，并在社会中寻求新的角色和行为模式，从而推动社会变革。

戈夫曼将自己看到的社会舞台记录下来，完成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书中他是这样看待个体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这种面具代表了我们自己已经形成的自我概念——我们不断努力去表现的角色——那么这种面具就是我们更加真实的自我，也就是我们想要成为的自我。”是啊，在社会的舞台上，个体总是希望在不断努力去表现的理想化形象，成为内心深处渴望成为的模样，这是我们自我意识的体现。

既然，社会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舞台，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拥抱这些角色，积极地塑造和展现它们呢？所以，我们无须害怕展示真实的自我，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仅是在扮演角色，我们是在真诚地实现自我，在社会舞台上创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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