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是社会最重要的群体之一，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作，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近期读完毛泽东的《毛泽东选集》、郑永年的《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等8本著作后，我对于“农民”这一群体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们不仅是土地的耕耘者、守护者和受益者，更是社会发展的参与者、经济增长的贡献者和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本文尝试通过结合这8本著作，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探讨农民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
一、政治维度
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毛泽东选集》一书中，他指出农民“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他认为，农民打翻吃人的仇敌是“好得很”的举动（毛泽东，1991:13-16）。他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构想，得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贫农更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的判断。后来通过土地革命等政治运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他强调“农民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毛泽东，1991:183），他号召“农民发展生产，丰衣足食”并组织“农业互助合作组织（毛泽东，1991:1270）”，他表示，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毛泽东，1991:1432），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农民迅速成长，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郑永年从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农民在政治体系中的角色，并指出国家政策对农民经济活动的深刻影响。20世纪80年代，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户满足国家规定的粮食采购标准，可以按规定的价格出售农产品（郑永年，2022:238），农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等限制性制度的控制，“市场机制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郑永年，2022:252）”，他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程度地激发，进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政策的成功实施，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也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行为。
斯科特则从农民群体的视角揭示农民在面对不平等和压迫时，以何种形式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他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的研究，提出“公开的反抗都比日常的反抗更易招致迅速而残酷的镇压（斯科特，2020:039）”，因此，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运用非正式的抵抗手段来对抗压迫，他提出，“即使我们不去赞美弱者的武器，也应该尊重他们”，我们应该看到“自我保存的韧性（斯科特，2020:426）”，这种韧性不是简单的逆来顺受，而是一种微妙反抗。嘲笑、粗野、不服从的小动作就像是一种“微观抵抗”，不会引发巨大的冲突，却能在心理上缓解紧张情绪；偷懒和糊涂可能是在不合理的工作安排或制度下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不相信精英的说教则反映出对传统权力话语的质疑。农民虽然缺乏正式的政治权力，但他们通过非正式的、隐蔽的抵抗方式表达对不公平制度和权力的不满和抵抗，这种抵抗虽然看似微不足道，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权力的运作。
综上，从政治维度来看，毛泽东强调了农民的革命力量，郑永年从宏观视角分析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指出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主导角色，而农民作为国民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其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受到国家政策的深刻影响；斯科特则从个体抵抗的角度分析了农民的政治角色。
二、经济维度
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深入探讨了华北小农经济为何长期未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他通过多种档案材料和实地考察，并结合社会学诸多知识，他表示，“许多小农家庭因生活的需要被迫投入极高密度内卷性的劳动量，并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刺激力也因此下降（黄宗智，2023:178）”，进而提出了“农业内卷化”的核心观点。黄宗智认为，正是这种农业内卷化现象使得中国走上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同时，还对农村演变的型式、贫农经济的结构、经济落后的根源、半无产化与人口趋向、半无产化了的村庄和20世纪的地方政权、贫农与中国的革命等进行了分析（黄宗智，2023:333-351）。
在集体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状况逐渐发生变化，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指出，在商品化和城市发展长达6个世纪的过程中，以及随后的30年集体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农业长期处于仅能维持生计的状态。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该地区农村出现了质的飞跃，农民的收入较大程度地超过了维持生存的水平。（黄宗智，2023:1）。此外，他还发展和完善了“农业内卷化”这一核心观点，揭示了江南小农家庭从明清到改革开放前“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内在机理，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去内卷化”的发展情况。他认为，“家庭生产与集体生产的混合，计划分配与市场配置的混合，都会带来新问题，也会产生新的可能性（黄宗智，2023:373）”。
总的来说，黄宗智认为，农民在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的双重冲击下，会不断调整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强大的适应性与时俱进。同时，农民积极参与市场经济，通过种植经济作物、外出务工等方式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
在《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与台湾的土地改革》中，张五常分两部分进行了推导，第一部分推导出一种分成租佃理论，第二部分将分成租佃理论应用于地租所占的比率受到政府规定的法定最高比率的限制这种情况（张五常，2002:001-003），他以台湾的土地改革为例，通过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对分成租佃制度作出新解释。他认为，通过改变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这一做法，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激发，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然而，他也指出，土地改革并非一蹴而就，需要考虑到农民的实际需求和利益，以及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
黄宗智和张五常的观点共同揭示了农民在经济上的适应性和市场参与的特性。他们强调，农民在面对经济变迁时，既能够保持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又能够积极参与市场经济，实现自身的经济发展。张五常还提出了土地改革对农民经济生活的重要影响，以及需要平衡农民利益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三、文化维度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中，提到了“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两个中心概念，他提出，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和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的文化网络，不仅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杜赞奇，2010:1-2）。这些文化网络中的各种因素，如宗族势力、宗教信仰、民间权威等，在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国家政权在乡村的建立和运行提供了基础。农民的文化实践和信仰体系是他们与国家权力互动的重要方式，这些文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农民的政治行为。例如，在某些农村地区，农民会通过祭祀、庙会等传统文化活动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愿望，这些活动往往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和民间色彩。同时，农民也会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来增强自己的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
同样，国家政权建设深刻地影响着权力的文化网络。例如乡村中的政权内卷化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国家捐税的增加造成营利型经纪的增生，增生又要求更多的捐税（杜赞奇，2010:211），这些导致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权力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从更宏观的文化视角出发，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农民行为的影响，农民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和传承者。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观念、伦理道德、勤劳节俭等价值观在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和传承，这些文化特质影响着农民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也构成了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文化基础，例如在重视家庭方面，他提及，“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关系特见重要（梁漱溟，2005:27）”，家庭文化对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许多农村地区，农民非常重视家庭和家族观念，他们往往会通过家族聚会、祭祖等方式来强化家族认同和凝聚力。同时，农民也会在日常生活中遵循一些传统的道德规范和礼仪习俗，这些规范和习俗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
杜赞奇和梁漱溟强调，农民在文化传承中既保持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元素，推动了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同时，他们也指出了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积极参与文化创新的重要性，以及需要平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
四、结语
农民作为田野间的力量，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政治上，他们是中国革命和政治变革的重要力量，是重要的参与者；经济上，他们是国家经济政策的直接承受者和响应者，也是经济发展的贡献者；文化上，他们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模式对社会变迁有着深刻的影响，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未来，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农民的需求和利益，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障，进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持续发展。
本期阅读书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2.郑永年《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
3.斯科特《弱者的武器》
4.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5.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6.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7.张五常《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与台湾的土地改革》
8.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