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以对话的方式展开了一张建设理想国度的宏伟蓝图，包括了国家的政体、国民教育、生活方式、国家安全等方面。“柏拉图当时也许真的想要去实现它的，他的许多规章制度是经过斯巴达验证过的，当时哲学家从政是完全可行的，毕达哥拉斯就是一个证明。当时殖民地非常自由，柏拉图及其追随者要是想去西班牙沿海地区建立起一个理想国是完全可行的”（贝特兰·罗素，2010：151）。不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后来一直被认为是属于空想主义或者浪漫主义，只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憧憬，并不能真正实现。那么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后，世界的模样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科技的发展也到了一个新高度，那么理想国依然只是美好的愿望吗？
01
柏拉图的理想国
在柏拉图构思的理想国里，分为三种人，分别是普通公民、士兵和护国者，普通公民按照社会分工进行劳动，专注于一项技能并不断磨炼，有点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工匠精神，他们的劳动为国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士兵专门从事国家防卫工作，他们需要的是健壮的体魄以及无畏的勇气，为国家抵御外敌入侵；护国者是从事国家领导工作，虽然他们拥有最高的权力，但是对他们的要求最高以及管理也是最为严苛的，柏拉图认为这一重担只能由哲学家来承担。理想国里的这三种角色虽然有很明显的阶级分层，但是阶级间的流通却是自由畅通的，若护国者中有能力不济的就不再担此重任，而普通公民中有精英也能从事护国者的工作。
关于国家的体制方面，在政治制度上与现时很不一样的是柏拉图非常厌恶民主制，在他生活的时代里，民主制带来了战争甚至害死了他敬爱的老师苏格拉底，讽刺的是雅典民主制主张的是自由和平等，然而却容不下一个拥有自己思想的苏格拉底。柏拉图认为“民主制度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所有这些理想，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只要他转而从政时声称自己对人民一片好心，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誉”（柏拉图，2011：312）。
从柏拉图对国家阶级的建制也可以看出，柏拉图主张的是贵族制或者说是精英制，由少数的精英来管理国家，由于这些精英需要不断学习增长智慧，没有时间从事体力劳动，因此柏拉图认为这些精英一般会来自贵族；另外护国者必须具有众多才能及非凡的心智，柏拉图举了一个例子，护国者要对外敌勇敢凶猛、不畏艰险才能保护好国家，但是如果将这份凶猛用于对国内的臣民，那则变成了残暴的君主，因此国王既要对外勇猛又要对内温柔呵护，而这样的矛盾须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使得柏拉图认为这个人必须是追求真理、不断学习、节制自控的——即永远酷爱那种能让他们看到永恒的不受产生与灭亡过程影响的实体的知识的哲学家（柏拉图，2011：214）。
在经济制度方面，柏拉图认为金钱是战争的原因，而争夺金钱则是为了肉体的享乐。因此在理想国里实行的是共产主义，护国者没有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的微薄工资由普通民众提供，仅只有一处小房子和简单的食物。人们之间没有贫富之分，一切都是为了理想国中的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个阶级。柏拉图认为“因为他们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别无长物，这使他们之间不会发生纠纷。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儿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柏拉图，2011：168）。
由此引申出理想国的社会制度，柏拉图对理想国里的婚育有着严格的控制，认为应在一个节日中抽签互相配对，然后进行生育。孩子一出生就将被带走，没人知道哪个孩子是自己的，亦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通过这样来淡化私情，灭去私心，以求从精神上消灭私有，彻底实行共产的精神。
在国民的教育方面，柏拉图主张使用体育与音乐。体育是使得国民拥有强健体魄的关键，因此体育是必不可少的。另外是关于音乐，柏拉图主张以优美的音乐辅之以美好的寓言来教育儿童，因为柏拉图认为儿童时期的教育对人一生的影响最大，在儿童时期接受良好的价值观念才能成长为一个拥有善良正直等美德的人，这也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为此，柏拉图对音乐和书籍都有严格的挑选，只能听积极的音乐只能看拥护美德的书籍，所接触的人事物都只能是正向的，对于那些消极的诗歌、音乐、戏剧等都要驱逐出理想国，柏拉图认为由此培养出来的人才是正义的，绝不与邪恶为伍。另外，柏拉图主张教育平等，每一位公民无论年龄和性别都能平等接受教育。
至此，理想国的轮廓已大致勾勒成型，在一个地理位置较为优越的地方，幅员不算辽阔，人口也不稠密，不然柏拉图的一切控制都将难以实施；国家是由一群精英带领，他们没有私欲一心为国，国王是智慧超群的哲学家，守卫国家的军士们身体健壮，精神勇猛，国民各司其职，专心做好本职工作，财产、亲属、朋友一切皆为共有；国民从幼儿开始接受严格的教育教化，崇尚美德、正向积极。国家虽有阶级但流通自由，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品性就能成为护国者，人人平等却非人人一致的平等，而是各得其所，这是柏拉图的愿景。
02
对理想国的探讨
理想国被认为不能实现是不无道理的，在柏拉图构思的理想国中，有太多的因素需要控制，稍微有一个因素的失控就会导致整个理想国的崩塌，可以说是一个建立在针尖上的国度。这可能与当时柏拉图形而上的思想有关，形而上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静止与永恒，使得柏拉图忽视了人与环境的运动与变化，这也是使理想国成为现实的难点之一，也是被后来一些哲学学派所非议的一点。以下是笔者对不同的哲学学者对理想国看法的猜想：
休谟秉持的是经验主义哲学，是经验哲学家里最为重要的人物。罗素对休谟的评价是——休谟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把经验主义哲学研究到了前后一致的程度。这意味着，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在他之后的人已经无法踏着他的足迹前进了（贝特兰·罗素，2010：283）。
在休谟看来，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可以分为两种，分别是“印象”和“观念”，印象是较为直观的官感，是一切能感知的东西；观念是由记忆和想象对以前印象的再现，即对印象的“模仿和草拟”，是思考和推理中的印象的模糊心像（休谟，2015：3）。例如我们能感知到有马的存在，也感知到有翅膀的存在，因为我们见过马也见过翅膀，那么对于带翅膀的马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但是我们能通过想象去建构出来，但是带翅膀的马是否存在则无法证明，既不能说存在也不能说不存在，只能说是不知道存不存在，这是休谟的不可知论。
这推论实际上是否定了因果关系的，因果律体现的是——因为A的出现导致了B的出现，但是在休谟看来即使经过多次的观察都是A先出现然后B再出现，也不能证实因A得B，因为不能否认在未来或其他场景下有可能会出现先B后A，或者只有B没有A等情况，因此只能说在某些时空范围等条件下，我们多次观察到A出现后B才出现，但是是不是因为A的出现导致B的出现在休谟看来是不可知的。那么回归到对理想国的看法，理想国来自于柏拉图的想象，这个想象虽然是依据现实经验归纳的，但是在休谟看来也是不可知的，是属于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理想国的存在，只有当理想国建立出来的那一天，它才真正的存在。
休谟的理论是无法培育科学之花的，一切都只能归于怀疑及不可知，为此康德提出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康德虽也认为人类的知识来自经验，但却并非全都不可知，康德把它分为纯粹知识与经验知识，纯粹知识是先天存在的，例如康德认为因果定律就是先天就能认识到的，而并非不存在的。而这种纯粹的知识和洛克的自然法有点类似，没有实体，是人们天生就能感知的一类存在。那么对于康德来说，理想国肯定不是先验的，但也并非一定是不存在的，而需要经过综合判断才能确定。
在康德的基础上，黑格尔把时间运动引入了他的哲学体系，发展出自己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他提出绝对精神——精神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是绝对精神，逻辑或哲学所研究的对象也是精神现象学所描述的意识形态之一（黑格尔，2013：23）。精神经过扬弃最终发展成为抽象的绝对精神，矛盾的事物是可以统一存在的，因为随着时间的发展事物亦会走向自身的对立面。柏拉图在构想理想国时是忽略了时间的因素，认为从正义出发建立的国家就会永恒的正义，而黑格尔恰恰不同意的就是这一点，在他思辨的世界里A可以发展到非A再从非A回到自身，所以在黑格尔看来理想国是不可能永恒存在的。
虽然马克思的思想里也吸收了黑格尔“扬弃”“矛盾”和“辩证统一”等想法，但他是一位坚实的唯物主义者，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马克思，2018：26），这也使得哲学从纯思辨拓展到物质实体。在柏拉图构建的理想国里，人们遵循社会分工，各司其职各得其所。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于人来说就成为了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来驾驭这种力量，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都是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整着整个生产，因而人们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马克思，2018：26)。这显然与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的构想相去甚远，虽然都推行共产主义，但对共产主义的实行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可能在马克思看来，柏拉图的理想国并不“理想”。
我们都比较了解马克思，社会存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基石，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但是，在海德格尔看来的“存在”并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物质存在，我们认为的社会存在只是“存在者”而不是真正的“存在”，这是海德格尔对整个西方哲学的颠覆。在海德格尔看来真正的存在在于被领会，人类认识世界并不是与世界面对面地认识，而是身在世界中去认识世界，那么只有在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即是海德格尔说的“操劳”，才能领悟到真正的存在。可以看出，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世界里，人是主体，是先于一切的存在，而这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太一样，相比起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柏拉图对个体或个体意识都不太重视，甚至他主张利用教育及制度来影响人的认识，从而使得理想国成为可能。
03
理想国的反思与借鉴
理想国存不存在或者能不能存在，现在或许还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不过美好生活是人类的不懈追求，古今中外都对此有过不同的想象与描述，许多研究学者也以此为目标而奋斗终身。虽然至今我们生活的世界里还未出现过真正的理想国，甚至即使科技已经极大增加了生产力，但似乎现今的世界依然充斥着不公、贫穷和战争，或许我们可以从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找到一些对国家建设的反思与借鉴。
对于国家的政治制度，无论是柏拉图主张的精英制还是他反对的民主制，这些制度在建立时都可以是奔着公平、正义、平等等美好的目标而设立的，但问题出于这些初衷美好的制度在执行的过程中似乎总会走偏，有人利用才智发现制度的漏洞而谋利、有人利用权势不断突破规制、有人利用金钱作为保护来逃脱制度的束缚等等，而这些人与事不是单个个体独立存在，而是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制度的僵化、腐败并最终走向灭亡。
柏拉图意识到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他会推举追求永恒真理的哲学家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以对世界的深刻认识及对真理的追求来抵消其他的欲望。还以教育作引导，在理想国里的教育，与其说是教育可能说是教化更为贴切，理想国里的国民从小就只能接触积极正向的音乐与读物，通过不断传输积极正义的思想来抑制人的贪念。还有以共产作限制，柏拉图认为金钱与私心会引起人们间的纷争，因此他主张理想国内的财产、亲属、朋友皆为共有，以这样的共有精神彻底消灭人的贪欲。
柏拉图认为通过这样的多方控制，就能使得人的贪婪欲望得到压制与消灭，国民正义使得国家正义。但也是这样多的控制使得理想国难以实现。首先是关于护国者，这样的人在笔者看来已经是接近神的存在，即使真能存在这样的人，人的认知也是有限的，无法掌握管理国家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及信息，这也是导致精英制或者君主专制会出现的一个弊端就是他们无法不依靠身边的人，因此从控制少数精英或君主扩大到他们及他们身边的人，这个无穷无尽的控制范围使得控制最终无法实施。
然后是关于教化，在柏拉图的设想里，从小接触好的人事物那么长大后大概率也会是一个好人，因此他甚至不惜去编造一些故事来瞒骗理想国里的国民，这在他看来是十分合理的。虽然不知道在柏拉图生活的时代里这是否可行，但是通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并没有绝对的静止，事物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我国唐朝时期唐明王亦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例子，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使得整个大唐由盛转衰，说明人的好与坏、善与恶并非都是永恒的而是可以不断转换的。
最后是关于共产，柏拉图的共产不是通过生产力的提升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婚育制度为基础，通过消灭家庭来实现只有国没有家，国即是家，从而使得国民都没有了私心，因为所有的国民都有可能是家人。
可是这也同样消灭了人的情感，在这样理想国里生活的国民就如同是要维护国家正义的机器一样，机械地生活着。也即是说柏拉图通过控制，消灭了人的情感从而使得理想国得以建立，然而在理想国里面生活的却已经不是“人”了。人有丰富的情感与意义追求所以才为之“人”，但是这些情感里也包含了私心、贪欲、懒惰等等的“恶”，而这是人的一体两面，所以只要是人就都会有善恶的并存。那么也就是说无法只通过法律、制度等来消灭人性的“恶”而使得理想国得以建立，所以人类的理想国要成立，需要的是与人的贪婪和欲望共存。
而这也是目前公共管理的难点，公共管理里有一个经典的模型“公地悲剧”——由美国学者哈丁提出的，哈丁认为如有一块公地无偿给牧民放牧，每个牧民因为欲望都会想养尽可能多的牛羊。随着牛羊数量无节制地增加，公地牧场最终因“超载”而成为不毛之地，牧民的牛羊最终全部饿死。因此，一般认为需要政府或一个有强制执行力的组织去从外部施加压力才能使公共资源可持续利用，或者只能将公共资源私有化。但是奥斯特罗姆发现“公地悲剧”模型的缺陷是没有考虑到牧羊人之间是有沟通交流的机会的，因此她认为不是非得要外在加压才能解决公共管理的问题，通过人们之间彼此沟通达成共识可能才是更为合适的治理之道。
同样地，哈贝马斯把行为主要分成交往行为与目的行为，交往行为指至少两个以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哈贝马斯，2018：93），通过真诚的沟通与理解达成共识。而目的行为的实质是工具理性，以达到主体目的为目标对客体进行干预。柏拉图构建的理想国就是一个目的行为，它只考虑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忽视了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共识达成，像是为了达到共产，就利用立法禁止人们私自结婚生育等，这样的行为应用于公共领域就容易导致社会冲突，也使理想国难以建立起来。
回归到现在的社会，我们现今大多亦采取的是目的行为，而这也导致了很多矛盾的产生，而我们大多选取采用目的行为的原因是我们太需要结果的累积了，无论是成绩、金钱、权力等等都是想要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但是却忽视了获得这些成果的过程，因而使得人性与社会变得越来越扭曲，而当这些扭曲不断加剧到难以承受的时刻就会迎来巨大的反弹，不可避免地造成剧烈的社会冲突。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更具有合理性，因为交往行为关注结果的同时也关注要如何达成这样的结果，努力去争取共识，达成持久长效的结果。
综上，一方面无论是理想国也好共产社会也好都不是静止的，不是说达成的那一刻便是永恒，所以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制度，所有美好的事物都需要持续不断地维系。另外，想要理想国的实现需要的并不是科技的发达，科技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更为重要的应是作为国家主体的人。通过自上而下的法律、制度压制，不仅不能减消人性的“恶”，反而助长了对金钱、权力等欲望的滋长，因此理想国要存在应该至少有一条原则是不要试图控制人民，而是要了解人民、尊重人民。
•本期作者：高敏，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生
•本期编辑：Ally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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