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辉丨如何深化政府改革?

学术   2025-01-20 07:04   广东  

“改革永无终了这一事实,一直是管理的改革战略和战术的最为重要的教训。”——凯特。

政府改革永远在路上,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深化政府改革,推进政府治理更高效,人民生活更幸福,是实现政府改革深化的最终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优化政府治理结构和流程,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一、分清政治与行政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政治与行政,管理公共资源,维护社会秩序,以及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利益。简单来说,政治是政策或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则是对这些政策的执行。政治则更多地涉及到权力的分配、政策的制定方向以及国家发展的长远规划。政治为行政提供指导和方向,而行政则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具体手段和工具。因此在深化政府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明确政治与行政的界限。

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中提到:“政治是政策或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则是对这些政策的执行。”(古德诺,190015)让我们对这两者有了一个界限概念。政治功能表达占比更重,执行作为辅助。并且为了确保国家意志的执行,政治应该对行政进行控制,但是,为了确保民治政府的利益和实现高效的行政,同时又不应该使这种控制超出必要的限制来实现其存在的合理目的。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政治与行政在重要领域和职能上要有明确责任划分,但在具体问题上各部门需要联合执行相辅相成。

政治应对行政进行合理的控制,但是政治不能明确控制行政。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培养健全的公共舆论也可以防止这种控制的不适当扩展。除此之外,“制定会议的活动、较低层次的法院活动、立法机关的活动、被行机关以及地方机关的,都可能而且经常受到政府之外的团体即政党的控制。因此,即使政党组织和政党活动不会控制政治功能的行使,也会对其产生重要影响”(古德诺,190036

我们还需要引入政党组织这一概念,表现其对政治功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由于法律规则是否能够被执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的决定,这些受委托执行法律的官员实际上具有了政治性。为了实现国家意志表达和执行功能之间的协调,需要依赖政府制度外的政党。在这一方面又一次论证了制度外政党的重要性。既然政党如此重要,我们就不得不在讨论一下如何确保政党能够为我们所用。“所有使政党负责的尝试都要考虑到这一事实,即必须使政党对民众负责。”(古德诺,1900159)政党要对民众负责才能生效,这是政党发挥作用的大前提。

公开,减少官商勾结,也是确保政党公正、廉洁的重要手段。公开性不仅要求政党在选举和决策过程中保持透明,还要求其在执行政策时接受社会的监督。这样,政党就能更好地履行对民众的责任,增强民众对政党的信任和支持。同时,公开性还能促进政党之间的竞争,推动政党不断改进自身,提高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于政治与行政的结论。“我们通过对目前的行政体制合理地加以集中和集权,并从法律上承认政党是一种政府机关,这样就可以确保民治政府和高效行政这两个政治制度的首要目标获得进一步发展。”(古德诺,1900203

二、企业化政府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令人吃惊的时代。我们生活在全球性市场的时代,我们的各种经济组织受到巨大的竞争压力。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社会里,普通老百姓取得信息的速度几乎同他们的领导者一样快。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受过教育的职工对命令指挥感到反感,要求有自主权。我们生活在微型化市场的时代,顾客们习惯于高质量和广泛的选择机会。那么由此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向企业一样来管理政府?

“政府和企业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机构组织。企业领导者的行为动机是获取利润,政府领导者的行为动机是再次被选上连任。企业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其顾客,而政府的大部分收入则来自其纳税人。企业的动力通常来自竞争,政府则来自种种垄断。”(戴维·奥斯本,200616)因此我们需要的是让政府引入一些企业当中的管理模式,更好地为公众服务。比如:以民众为导向,政府部门以方便民众为出发点,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让民众(顾客)能够更快捷地获得所需的许可,就像企业为了满足顾客需求而优化服务流程一样。政府还通过引入竞争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现在政府的一些治理职能,正在由非源自政府的行为体所承担。”(罗西瑙,20114)罗西瑙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中的观点和奥斯本高度重合,让政府做其该做的事情。

那么政府的义务是什么?只有分清这个问题才能确定方向。“提供服务并非政府的义务,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提供得以实现。”(戴维·奥斯本,200633)《改革政府》一书给出了答案。许多人把政府的责任弄混了,“政府”这个词的词根来自希腊文,意思是“操舵”。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直接提供服务就是划桨,可政府并不擅长于划桨。也就是说,政府需做出调整并重新定义传统角色,市政当局将更多扮演催化剂和促进者,确定问题范围性质,整合公私资源,让他人解决问题以实现社区目标。“任何要想把治理和“实干”大规模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只会严重削弱决策的能力。任何想要决策机构去亲自“实干”的做法也意味着“干”蠢事。决策机构并不具备那样的能力,从根本上说那也不是它的事。”(戴维·奥斯本,200636

关于决策问题林德布洛姆在《决策过程》一书中有更为详细的讲解。决策具有局限性、多元主义倾向、渐进决策模式、政策制定的互动性、价值和利益的多样性:在一个多元社会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对一些问题通常抱有不同的看法,这使得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变得困难。林德布洛姆认为,我们无法一次性彻底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而是需要通过渐进的方式,不断地调整和改进政策,以期达到更好的效果。这种方法强调了政策制定的实用性和可行性,而不是追求理论上的最优解。这也恰好回应了本次读书报告的主题:改革永无终了这一事实。

企业化政府还有一个地方需要完善,“虽然企业力求使顾客满意,政府机构却力求使利益集团满意。不是政府管理人员在竞相出价中选择服务提供者,而是它让公民选择服务提供者。它为顾客建立后果负责机制。”(戴维·奥斯本,2006148)我们要建立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

三、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

在讨论具体的治理和改革问题及措施时,我们往往忽视了一个关键点。幸运的是,弗雷德里克森在《新公共行政》一书中及时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弗雷德里克森将社会公平是公共行政的核心目标。它不仅是一个包含一系列价值偏好、组织设计偏好和管理风格偏好的术语,更是一种理念。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服务的均等性,强调公共管理者在决策和项目执行中的责任,强调公共管理的变革,强调以公民需求为导向而非仅仅满足公共组织的需求,强调对公共行政研究与教育的深入探讨。新公共行政不仅具有跨学科性和应用性,还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理论上的合理性。新公共政策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公民。

在明确核心目标之后,让我们跟随奥斯特罗姆的视角,审视那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们面对的是公地悲剧问题,它已成为一种象征,表明每当多人共同使用一种稀缺资源时,环境退化便不可避免。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下人类的故事,为公地悲剧提供了一个原型: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终导致彼此间的冲突和破坏。接下来是囚犯困境博弈,它被描述为一种所有参与者都拥有完全信息的非合作博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其他参与者选择何种策略,参与者本人若选择背叛,总能改善自己的处境。最后,群体理论指出,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体将自愿行动以促进这些利益。如果一个人在集体物品产生后,仍能无条件享受其带来的好处,那么他将缺乏为该集体物品供给做出贡献的动机。

总结来说,公地悲剧、囚犯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都指向了搭便车问题:只要一个人能够不被排除在外,分享他人努力的成果,他就没有动力为共同利益做出贡献,而是倾向于成为搭便车者。(奥斯特罗姆,20127)试图通过政府力量强制解决公地悲剧等问题并不现实,因为这需要建立在信息准确、监督能力强、制裁可靠有效以及行政费用为零等理想化假设之上。因此,我们需要发展一种明确的集体行动理论。

詹姆斯马奇在制度方面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在自由政治竞争和即时选择的经典理论框架中,行为是复杂且混乱的。没有人能够预测将会发生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谁将在何时对谁做出何种行动。(马奇,201120)因为一个良好的制度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协调行为并避免冲突。让我们回顾奥斯特罗姆关于集体行动理论的最终结论,他认为有效的制度需要具备以下特点:明确的边界和成员、适当的规则、集体选择的论坛、监督机制、分级制裁、冲突解决机制以及被认可的组织权。

治理公共事务的途径在于多方面的努力和协作。我们需要通过明确产权、建立合作机制、发展集体行动理论以及加强制度建设和公民参与等手段,来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

四、小结

政治学实际上是一门历史学科,它致力于对集体人类行为进行理性的阐释。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思想与物质条件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稳定的行为模式或社会结构。然而,这些模式或结构并非永恒不变,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迁而逐渐被侵蚀,并最终被新的结构所取代。这一过程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深刻的教训:改革无终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实践来推动改革,并利用改革过程中获得的认知来重新指导实践,形成一个不断循环、自我完善的机制。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全球范围内的政府纷纷投身于一场旨在变革其运作和管理方式的运动。各国公民期望政府能够更加精简、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同时提供更广泛、更优质的服务。这不仅是对传统官僚体制的挑战,也是对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义。只有通过这样的改革,我们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找到适应时代需求的政府治理模式,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阅读书单:

(美)弗兰克·古德诺《政治与行政》

(美)林德布洛姆《决策过程》

(美)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

(美)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新公共行政》

(美)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美)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

(美)凯特《有效政府—全球公共管理革命》

(美)詹姆斯G·马奇《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

• 本期作者:李雪辉,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生
• 本期编辑:农夫山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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