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的暴怒

文化   2024-08-25 12:03   安徽  
本文继续更新口述历史《庚子西狩丛谈》(本书是信史),最近几篇文章是连续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头看前文。
前文说知县吴永决定冒险参奏大阿哥,今天接着写。

有一天,在召见奏对结束后,我发现太后的心情还不错,于是趁机上奏说:
臣这次从两湖回来,听说外界的舆论,似乎对大阿哥,不免有议论。
太后脸色稍微变得严肃,问道:
外界有什么说法,这和他又有什么关系?

我于是叩头奏道:
大阿哥一直侍奉在皇太后左右,当然与政治无关,但大家认为这次的变故,总是由大阿哥引起的。现在他还留在宫中,中外人民有不少猜测,即便是外交谈判,也恐怕增加障碍。如果能将他遣送出宫外居住,那么东西方各强国都会称赞圣明,和约也更容易达成。
臣在湖北的时候,张之洞也是这么说的,命臣向皇太后和皇上奏明;他还说这其中的曲折,圣上必定已经洞察,不必多说;只是担心事多遗忘,只需奏明提及,相信皇太后一定有办法。

太后稍作思考后说:
你先保密不要说出去,到了开封就会有办法了。
我于是叩头起身,心里暗自计算,这一张无头状子,已经有几分准了。

我因为这事,我的胆量稍微增强了一些,认为只要有进言的机会,凡是该说的话,都应该说出来。
有一次险碰一大钉子。
有一天入宫觐见,奏对完事情后,太后与皇上同坐在窗边的炕上。我看到太后心情似乎还比较悠闲,于是趁机上奏说:
徐用仪、许景澄、袁昶三位大臣,都是忠诚为国的人。当时他们被处惩罚,当然罪有应得;但从他们的心迹来看,似乎情有可原。根据我所听到的外界舆论,很多人都为他们感到痛惜。不知道是否可以考虑为他们昭雪呢?
(注:杀这三位大臣原因和过程前文写过。)

我刚说到这儿,还没有说完,突然看到太后脸色一沉,目光直盯着我,两腮鼓起,额头的筋脉都凸起,露出牙齿,紧咬牙关,厉声说道:
吴永,连你也这么说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太后发怒,突然见状,惊悚万分,当即叩头道歉说:
臣冒昧,不知轻重。
太后的神色略微稳定下来,忽然将怒容全部收敛,仍然从容地微笑说:
想你是不知道此中情节,皇帝在此,你但问皇帝。当日召开大会,王公大臣都在廷上,尚未说着话,其他数人叨叨切切,不知说些什么,哄着皇帝,以至于皇帝离开座位,牵着许景澄衣袖,叫‘许景澄你救我’。彼此居然围成一团,放声纵哭。你想还有一点体统么?你且问皇帝,是否实在?

皇上一句话不说,我只得磕头,说:“臣实不明白当日情形” 。
太后又温和地说道:
这难怪你,咱们宫廷里的事,外面哪里知道?你当时还是外宦,自然更加不明白了。

看到太后的情绪缓和,我才小心地站起来。
我遇到这劈天雷电,然后又突然云消雨散,毫无痕迹,可以说是极大的幸运,但我真的是汗流浃背了。没想到太后在盛怒之时,其威严竟然如此。古人说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位大人,当时权倾一时,一见到太后都不免感到恐惧失态,看来所传不虚。

后来有一位老前辈讲述了当时的真实情况,说那次召见的情形,实际上是由于上下隔膜所导致。之前有个浙江人罗某,经常出入荣禄的府邸。
有一天,他不知从哪里捕风捉影,急忙向荣禄密报,说各国已经分头调兵来中国,决定攻打北京,与大清宣战。

荣禄一向谨慎,但这次却被这些消息迷惑,亲自撰写了密折,入宫呈奏。
太后接到奏折后,当然非常惊慌,又怕又怒。
载漪和庄亲王等人正高兴找到了开战的理由,于是乘机极力煽动,又哄骗又刺激太后。太后于是也支持开战,因此宣布召见全体大臣。

因此,太后一坐下,开场首先就说:
现在洋人已经决定与我们宣战。明知寡不敌众,但战也亡,不战也亡,同样是灭亡,如果我们不战而亡,未免太对不起列祖列宗。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背城一战。
今天宣告大家,各位大臣有什么意见,不妨都说出来。

当时似乎有几个人发言,但不太清楚。
朱祖谋曾经出班陈奏,说拳民的法术可能不可信赖。
一个旗人(似乎是长瑞)随即插话说:
拳民的法术是否可靠,我不敢评论;我只是认为他们的心术可靠。

联元继续发言,他的话相当直率,说如果与各国宣战,恐怕将来洋兵杀入京城,会到鸡犬不留的地步。
太后脸色变了。
随即有一位御前大臣大声斥责他说:
联元说的这是什么话!

太后心中正怒,就在这时,皇上看到许景澄,就走下座位握住他的手说:
许景澄,你出过洋,又在总理衙门工作多年,对外面的情况很了解。能不能作战,你必须清楚地告诉我。

许景澄说:
对于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以前都有处理过;但如果伤害使臣、摧毁使馆,那情况就极其严重,在国际交涉上也很少有这样的案例,不能不格外审慎。
皇上当然知道不可能开战,但由于载漪和庄亲王的压力,不敢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许景澄长期从事洋务工作,皇上特别想依靠他。
听了许景澄的话后,皇上深感认同,于是握着他的手哭泣。

许景澄也跟着哭泣。袁昶也从旁边开口陈奏,一时之间忠义奋发,不免激动。许景澄的奏语本来非常平和公正,太后似乎也没有特别留意。
但当她看到皇上与许景澄的手紧紧相握,三人围聚在一起哭泣时,怀疑两位大臣一定说了什么秘密话语刺激了皇上,不觉大发雷霆,立刻瞪眼厉声说:
这算什么体统!

光绪帝这才放手。
实际上两位大臣的死亡就是因为这件事。
根据太后所说,皇上当时曾说“许景澄救我”,由于她极其愤怒,可以揣测,大概是疑心而听错了吧。
总之,问题的症结就是,太后已经接受了荣禄的说法,认为各国已经决定宣战,因此召开会议是为了制定应对战争的战略,开战或不开战已经没有讨论的余地。

然而,许多大臣并不了解实际情况,有的人以为会议是为了讨论是否开战的问题。因此,他们在会上的陈奏针锋都不相对,导致越来越偏激。
后来,当他们退班出宫后,相互询问,才发现洋人要开战的消息根本不知道从何而来。军机处没有报告,总理衙门也没有发出任何通知,这时候大家感到惊讶。

荣禄上奏的密折,外界根本没有人知道其内容。
如果当时清楚了密折的内容,只需将洋人并没有宣战的事实解释清楚,或许就可以避免事态的发展。
然而,双方都走进了歧路之中,这洋人已经决心开战,而还主张不战,这只有投降一法,因此无法达成共识。
大风起于细微,蚁穴足以溃堤,因为罗某的一句话,最终酿成了如此大祸,这恐怕也是他所未曾预料到的。(难道吴永也知道蝴蝶效应?)
(注:可见荣禄的糊涂,是造成悲剧的最直接的导火索。)

21日,又召见了大学士、六部九卿。
太后说:
皇帝的意思是倾向于和解,不想开战,我心里很乱,今天请大家畅所欲言。
兵部尚书徐用仪说:
开战对中国不利,而且我们不应该首先挑起争端。

皇上说:并不是不能谈论战争,只是清朝长期积弱,军队也不可靠,利用乱民来试图一决胜负,还能幸免吗?
侍读学士刘永亨说:
乱民应该尽早清除,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载漪说:义民是从田间自发起来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救助国家,现在却说他们是乱民,想要消灭他们,人心一旦涣散,国家还能依靠谁来图存呢?
皇上说:
乱民都是乌合之众,能用血肉之躯来对抗吗?而且人心只是空谈而已,怎么能拿老百姓的生命当儿戏呢?
太后觉得载漪已经词穷了。

本文大部分内容,都是作者倒叙庚子事变原由的过程。后面还有两三千字,写这三个大臣被杀过程和狱中情况,可能会有些枯燥。
由于吴永对这几个人非常敬佩,所以费了很多笔墨。不过吴永也不在现场,所以消息来源也都是当时问了别人。
但目前史学家也都采信吴永的说法,下面是关于几个被杀大臣的事迹,我就简略挑一些细节来写吧,逐字逐句翻译确实可能会枯燥。

下文均出自《庚子西狩丛谈》,吴永自己说他的信息来源,是李端棻亲眼所见(fēn,有香味的木头)。
(注:李端棻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教育家,上书建议创设京师大学堂,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今天北大校史陈列馆的第一馆就是“李端棻馆”)。

李端棻因为在戊戌政变中支持新政而被关押入狱,在庚子拳乱时仍未出狱,所以这是他在狱中亲眼所见。
许、袁两位大臣被捕后,被指定分别关押在南北两个监狱。
在被分别关押前,在监狱中分道扬镳的时候,袁昶握着许景澄的手说:
人生百年,终归是要死的,死本身并不可怕;让人不解的是,我辈究竟为何而死。
许景澄笑着说:
死后自然会明白,你为什么这么不通达呢?
袁昶本来也是一个豪迈正直的人,但许景澄更为旷达。

立山第二天入狱,刚到监狱,就悲痛欲绝地昏死过去。
李端棻懂医术,把他救活之后,立山说:
昨天的御前会议中,皇上侃侃而谈,力陈不可,说绝对没有理由同时与各国开战。
我说:先派高级宦员去宣示好意,如果对方不理解,再采取行动。
太后就让我去,我没有推辞,但还没来得及复命,乱民就已经聚集在我的家,在门外设祭坛,说我家有地道直通洋人教堂,然后进行大规模搜查,也没找到任何迹象,又把我带到坛前,焚烧纸表,纸灰上升,也没有对我定罪。

两天后,死刑命令下达,狱卒带着他离开,我不禁顿足后悔,不该用药让他醒来,反而多受一次痛苦。
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三位大臣的冤杀被称为“浙之三忠”。
许景澄、袁昶被杀后,载漪和刚毅余怒未消,家人不敢收尸,第二天,徐用仪前往查看,泪流满面,收殓了他们的遗体。
因此招到记恨,几天后,义和团奉命到他家中,将其乱刀砍死,徐用仪与立山、联元一样,都是先被杀害,之后才请求朝廷正式处决的。

立山是内务府大臣,侵吞资产,财富达千万,在廷辩时,太后见载漪词穷,希望立山帮他说话,结果立山说义和团法术大多不灵验,载漪脸色大变,斥责立山与洋人勾结,太后也不高兴。
立山家很有钱,载漪认为教堂久攻不下,是由于立山家有密道为教堂提供粮食,于是派义和团搜立山家。
义和团觊觎立山的财富,便肆意掠夺并破坏了他的家,将立山带走。
注:后来李鸿章上书请旨为他们昭雪。

今天先到这里,下文写太后亲口向吴永讲述庚子事变的来龙去脉,从太后的视角来看,也非常的无奈。
从上文御前会议的争论可以看出,靠一个人拍板的决策机制是非常低效且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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