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十大灾荒之一：河堤上的蛀虫
文化
2024-10-11 12:29
安徽
这个灾荒系列写的是近代灾荒，指1840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有的读者提到1919-1949年是现代，其实这是文学界的说法。史学界划分近代是1840-1949，比如近代史都是写到1949年为止的，不可能写到1919年就没了。记录中国灾荒历史的史料不多，主要是李文海写的四本书，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十大灾荒的说法也是他提出来的（不一定是最早提的），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归纳整理，再补充一些其他内容，让文章更容易读一些。今天写十大灾荒的第一次，1841年开始，黄河连续3年决口。这个期间是鸦片战争期间，1842年8月才签订《南京条约》，所以大清是一边打仗一边救灾，相当不容易。黄河为什么经常决堤，除了自然因素外，人为因素是巨大的，一些蛀虫在河堤上偷偷钻洞，注意这不是一个比喻。1841年的夏天，黄河中下游各地河督纷纷上奏报险，说这么多年水势涨幅没见这么大的。很快一天早晨，开封正北的黄河口决口，距离开封城只有15公里，滔天浊浪迅速逼迫省城。洪水围城比敌兵围城更迅猛，据当时目击者描述，浪若山排，声入雷吼，百姓哭嚎连天。全城被水围困，城外黄水一望无际，见不到村落，十个人才能围抱的大柳树，树杈都被淹没了。河南巡抚牛鉴对天号哭，长跪请命，祈求上天保佑，然后带领军民抢救缺口，修补城墙损裂处。牛鉴是甘肃人，后来参加了《南京条约》的签订，是所谓的“奸臣”之一，一开始是对英主战派，第一次战斗就吓得转头就跑，变成坚定主和派，这是一年后的事。这就很奇怪了，难道面对自然灾害还有主战、主和一说吗？河道总督名叫文冲，他的意见就是先别堵缺口，迁省会于洛阳，等一两年后再堵。他显然不了解黄河水决堤的后果，黄河一旦决口将向南流到淮河才停止，波及数省，数万平方公里的将一片汪洋，哪是迁个省会那么简单的事。史书记载，文冲视河工为儿戏，整天饮酒作乐，不闻不问。具体情形如何，没有详细描述，这里顺便说下河道总督这个职位，就能知道个大概。河工是清朝财政支出的大宗，钱多，白拿较难，白吃很容易，吃喝都可以算到工程账本上。河督的衙门基本上开流水席，厨房几十个炉灶一起开火，燕窝、海参、鱼翅一场酒席要花上万两银子。河督甚至还养戏班，重金招募名优，两河每年500万两工程款，真正用在河堤上的不过十之一二。林则徐也曾担任过河督，兢兢业业，但只当了100多天，就被排挤出去。洪水围了开封府8个月，决口时间正是夏粮未收，所以灾民更难存活。牛鉴力主省城可守，不可迁，就跟打仗一样，他也只保省城，其他地区一概不管。很快，河督文冲被罚在岸边戴枷示众，曾经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现在沦落至此，非常荒诞，他的下一任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当年十月汛期一过，就马上开始堵口，这是一个大工程，7.5千米的大堤，经过4个月奋战，终于合拢完成。这是立了一个大功，在堵口庆功当日，忽传谕旨说：堤坝合拢后，仍前往伊犁。这次灾荒名叫河南祥符决口，这是第一次，后面还有2次黄河决口。这个口刚堵上，刚过4个多月，江苏桃源黄河又决口了，冲塌河堤600米。但由于距离入海口不远，所以水淹的面积比较小，大概是河南受灾面积的三分之一。又过了一年，1843年7月末，河南中牟县河堤被冲垮600多米，后面不断扩大，最后达到1000多米。跟中国足球教练差不多，河督也被判在河岸上戴枷示众，跟上面的文冲一样。清朝近代61年，河督走马观花地换，一共任命了30多个河督，最多担任9年，大多数担任一年不到。有时候也不能全怪河督，说点腹黑的史料，底下人都盼着堤坝决口，“黄河决口，黄金万斗”，假如累年不决口，底下河员、丁役必从水急处偷偷穿一个小洞，不出一个月，必定决口。决口就有拨款，他们都暗自庆贺，说从此侵吞有路了。（史料出自《魏源集》作者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魏源）。第三次黄河决口花了一年半才合拢堤坝，所以这次水灾比第一次还要严重。三省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比比皆是，甚至形成了一条长几百里，宽60多里的无人区，一直过了十多年才逐渐恢复。围城两天后，粮店等店铺被饥民抢掠一空，城内大乱，一天夜里，有人在街口敲锣，大喊洪水快要到了，诱骗居民登城避险，以便入室抢劫。洪水之后，各家抢造木筏，富家以杉木造木筏，穷人以柳树或门窗为木筏，还有的在树边造梯子以便上下树，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开封城外一半居民被淹死，四周百姓都来开封避难，好点的坐着木筏，还有的就抱着一根木头，都几天没吃饭了，奄奄一息。开封城墙上聚集大量灾民，在风雨中住宿20多天，有人就出主意说省城的贡院地势比较高，有一万多间房屋可供居住。贡院大家网上估计都看过图片，是科举的考场，考生要在这一间间的小号房里吃喝拉撒睡，住3天2晚。房间很小，灾民只能携带随身行李、小锅和碗筷，其他行李都不准带去。一些百姓被船筏送往贡院居住，2人住一间，但也无法囊括所有百姓，房间还远远不够。很多宦富家眷逃出很多，但翻船的有十之一二，而在城墙上的难民反倒活了下来，勉强保住了命。很多宦眷富户暂住在船上，不敢离开，也不敢回家，坐一天船价需几两到几十两。开封是相对安全的，其他地方没有那么高的城墙可以躲避，就更惨了。到了9月份，天气转凉，很多灾民赤身无衣，绅士提倡捐棉衣，为了避免哄抢，就把棉衣先放到当铺，每件棉衣出具一张票纸。让灾民每人持票，去当铺领棉衣，再加上2文钱，算是当铺的纸钱。但捐献的棉衣只有几千件，远远不够，只能偷偷给缺少衣物的灾民发。就有人出主意说在放粮时，偷偷观察赤贫没有衣服的人，偷偷在赈票上盖一个章，这样才能去领棉衣。很快灾民都传开了，个个故意脱衣，要求加盖盖章，这个方法就行不通了。城外渐渐露出淤泥干滩，很多灾民因为受不了席棚寒冷，就在干滩上挖洞穴居住。但冬天的冰凌一旦融化，河水暴涨，在堤岸还没建好的情况下，将酿成惨剧。果然，一天河水夹着冰凌，突然暴涨，倾泻而下，无孔不入，灾民大多淹死在洞穴内，即使有幸逃出的人，也多半冻死。开封的记录比较详细，其他地方百姓就只能粗略描述一下了：大水经过村庄人烟断绝，有全村数百家不存一家者，有一家数十口不存一人者。我个人觉得水灾相对旱灾来说可能相对“好”点，水灾可能速死，旱灾慢慢饿死，哪个更可怕？当然水灾也有慢慢饿死的情况，比如在一些村里，很多人爬到屋顶或树上躲避，当时的救援条件有限，可能几天没人来救援，就只能眼看着人从树上一个个饿得落入水中。从上文魏源的记录来看，我们也许能发现一个惊人的真相：读历史越多，我反而越不会对蛀虫们义愤填膺，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凡事发生必有其原因，一味地对某些具体的人进行道德指责是没啥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