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作者：布鲁斯·I·古德门德森 译者：帝林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虽然双方步兵仅造成了30%的伤害，但仍占据了战斗总伤亡的大约四分之三，步兵始终是战区内的基本作战力量。
这一情况在战争的后半段，变得尤为显著，防御这种克劳塞维茨所称的“更强作战形式”，逐渐在进攻中占据上风。
而朝鲜战争也证实了这一经验，因为这场冲突的僵局，最终还是由小股步兵部队的行动决定的（帝林：其实这里我个人不太赞同，准确应该说是步兵和炮兵的对决）。
至于印度支那战争及其在越南的苦涩结局，同样也主要由步兵的胜负决定。
事实上，对任何自二战以来发生的约30场重大军事行动的严肃分析，都可以看到。充满信念的步兵是每场战争的主导，甚至也可能是最有效的关键军事工具之一。
而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阿以战争尤为值得关注，尽管沙漠的平坦地形再一次抛出了某些战术上的“海市蜃楼”。即在现代技术的光辉下，“全坦克”思想的幻像似乎重新复活。
步兵的地位再次受到质疑，正如二战前，英国和德国装甲部队圈子里的那些争论一样。
而在1948-49年的战争中，以色列在火炮和装甲方面并不如阿拉伯国家，只是较幸运的迅速获得并保持了空中优势。随着战争的推进，以色列军队越来越多地装备了装甲卡车、吉普车和M3半履带车，实现了其部队的机械或者机动化。
但本质上，初期的以军仍是一支缺乏坦克和火炮的非正规步兵部队。毕竟，尽管大卫·本·古里安于1948年10月因政治原因解散了“帕尔马赫”指挥部，但帕尔马赫及其追随者在以色列国防军（IDF）中仍保留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而IDF所推行的平等主义“统一流”征召系统（即没有独立的军官征召方案）和强调“内部”纪律而非强制手段的做法，也都归因于上述帕尔马赫思想的影响。
这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这种重视导致IDF采取了更加知识性而非专制的领导方式。具体而言，这意味着IDF的军士课程，要比其他现代军队的课程更具智力挑战性。此外，IDF对基础班排训练的特别重视在其组织结构中得到了体现，尤其是在西奈战役期间。
至于从编制上来说，这是一支围绕着由一名下士指挥的8人班构建的军队。该组织中，有两挺轻机枪和四名步枪手，其中一名为反坦克手榴弹专家。另一名士兵和班长则配备冲锋枪。
在昼间的推进中，班长、反坦克兵和一名机枪手组成一个三人“尖兵小组”，其余人员则分散在后方，一般两人在一侧，三人在另一侧。
在夜间作战中，阵型保持相同的前线姿态，但其他五人则跟在后方的纵队中。如果需要前方侦察，通常由班长亲自执行；排长和连长在各自的战术层面上，也遵循这一规则。
在以色列的战术实践中，轻机枪同样被尽可能地推进到前线，但火力阵地通常不超过200码的射程，班步兵在轻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冲击敌方阵地时，一名步枪手会留在后方保护机枪手。而如果将这一距离缩短一半，则更理想。
在1948-49年战争中被认为是杰出战地指挥官的伊加尔·阿隆认为，西奈战役和六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在哈加纳和帕尔马赫的军士课程中取得。
他明确认为：“由最能干的将军设计的最出色的计划，其战术执行都依赖于班长。糟糕的班长可能会毁掉最周密的计划；而一流的班长，往往能挽救那些设计不佳的计划。”
说穿了，这是因为班长是唯一一个始终与承受实际战斗压力的士兵保持直接接触的指挥层级，他是作战效能的核心。因此，班长需要接受作为战术指挥官和士兵教育者的训练。
同时，现代火力和战术核武器的发展，可能会迫使军队在攻击和防御中以小规模、分散的队形行动。现代武器还赋予了小股部队更大的火力和机动灵活性，这进一步要求在各级指挥中具备高水平的指挥能力。
也因此，所有指挥层级都必须接受训练，以便在情况要求时能够独立思考和行动，班长也不例外。也因此，班长需要像军官一样接受技术培训，而不仅仅是下士级别的训练。
而在以色列国防军中的‘常规战斗’中，即使班长在排的框架内行动，并受命于其上级军官，他仍然需要具备高标准的知识和能力，以便能够迅速做出战场形势的判断。为此，以色列的班长被训练在所有要求他们独立行动的情况下，都能够自主的进行指挥。
此外，在1956年之前，以色列军队特别强调神枪手训练，并将体能训练作为重点。比如其军士候选人的标准测试之一，就是完成一场40英里（约64公里）的行军，时间为8.5小时。其新兵训练据马歇尔称，甚至比美国陆军的训练强度还要高出三倍。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人并不浪费时间在公路行军上，也很少关注那些和平时期军队常见的队列操练和例行训练。而更喜欢通过越野运动来训练士兵的体能，以及高度重视培养士兵清晰思考、敏锐观察和准确报告的能力。
以色列士兵被认为是世界上战斗意志最强的士兵之一。作为国家革命传统的继承者，他们深知如果战败，不仅是国家，甚至他的朋友和家人都将难以生存。
与此同时，虽然以色列国防军（IDF）比起军事化的国家更具有平等主义色彩，但它也可能是现代最接近普鲁士模式的“军队与国家一体化”的组织。
IDF内部的战友情谊和凝聚力，因其各级指挥官高标准的领导素质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以色列人深刻相信所有人的生命同样重要，这进一步确保了指挥官们始终处在战斗的最前线，努力在完成任务的同时减少伤亡。
一个醒目的数据是，在西奈战役和六日战争中阵亡的以色列军官，占据了以军总伤亡人数的近一半之多。
这种态度根植于以色列过去的小股部队行动经验，因为这些行动通常是在面对数量上远远占优的敌人时所进行的。由于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无法承受高伤亡。
因此，伊加尔·亚丁和其他以色列领导人采取了利德尔·哈特在战略层面提出的“间接进攻”理论，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均应避免昂贵的正面攻击，同时在战术层面上也接受了隆美尔关于小型作战单位重要性的建议。
简言之，以色列的经验大多体现了质量战胜数量的理念。
除此之外，对于伊加尔·阿隆来说，战斗不仅仅是火力与机动的结合，还包括“意识”，即士兵为行动做的心理准备。
在激励部队方面，以色列传统上对奖章的需求较少。例如，在西奈战役期间，仅颁发了不到20枚英勇奖章；而在六日战争中，只有51次嘉奖。
而由伊加尔·亚丁和摩西·达扬将军提出的“机动步兵-坦克剿灭”理念，被认为需要通过战场机动性最好的车辆来实现（因为半履带车比谢尔曼坦克快）。
达扬的“典型编制”，由一个步兵营加上一支坦克连和火炮支援，进一步证实了坦克被降级为步兵支援的角色。以至于直到1956年的西奈半岛战役时，以色列的装甲部队也都仅仅作为步兵的支援力量在使用。
但在这之中，也有一些另外的声音，比如海姆·拉斯科夫将军就提倡，坦克应独立于主力部队进行作战。
而乌里·本·阿里甚至通过对德军的深入研究，大力提倡德国名将古德里安的作战方法，考虑到他犹太人的身份，这倒是颇为有趣的。
然而，经历1956年战役，并对本·阿里上校的第七装甲旅突破苏伊士运河的闪击战印象深刻后，以色列的军事领导人开始相信。衡量战场机动性的更好标准，其实应是部队在敌方火力面前，所具备推进的能力。
这一思想转变，为“坦克学派”带来了决定性的胜利；达扬及其“机动步兵学派”的追随者被彻底扭转。
1964年，以色列·塔尔将军接任装甲兵团司令，他坚信重型坦克才是真正的“战场女王”。为此，他断然否定了国际公认，适用于以色列条件的装甲步兵理论。
于塔尔看来，在沙漠中，坦克编队不需要机械化步兵的保护：因为西奈沙漠不是欧洲。沙漠中缺乏天然掩护，意味着坦克几乎不必担心大多数的反坦克武器。
至于其他敌方少数的反坦克武器，塔尔的应对办法，是训练以色列坦克炮手在远距离精准射击，从而引诱敌人过早开火，以暴露其位置。
此外，塔尔还拒绝批准购买装甲运兵车，而由装甲兵团负责搭载机械化步兵，并将兵团的资源集中在以色列装甲旅的坦克营上。
在他看来，步兵配备较差的人员和装备就够了，因为其唯一任务是为坦克进行清扫和警戒。这可以说，是完美地体现了“全坦克学派”的思想。
在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中，除了戈兰高地上的步兵和在耶路撒冷作战的伞兵旅外，没有任何以色列步兵旅被赋予独立作战任务。
但以色列军队的惊人胜利，似乎也证实了塔尔的理论。他的远距离狙击战术取得了毁灭性效果，以军坦克炮手往往在1000米或更远距离上精准击毁埃及的反坦克炮。而其装甲旅中的机械化步兵营，则主要只被用于清扫作战。
然而，深究起来，这场战争并非完全没有步兵的战斗。在阿布·阿盖拉战役中，由阿里尔·沙龙所率一个步兵旅、一个装甲旅、两个伞兵营和一个大型火炮部队所组成的师，就一度不得不在夜间集中步兵攻坚，来突破埃及人的防线。
这场战斗打了整整 24 小时，可见其艰难程度。
而且人们不应忽视的是，1967年的埃及步兵，就像1940年的法国军队一样节节败退。可如果埃及人能像库尔斯克战役中的苏联红军那样坚持抵抗，那战争的结果，恐怕就很难说了。
也正因为此，战后，塔尔“全坦克”理论的批评者指出，绕过并未消灭的抵抗力量是一种冒险，因为比埃及人更坚韧的部队，完全可以封锁以军坦克的突破口，并将其切断。
对塔尔的进一步指责，是他将机械化步兵中的精英人员过度调离，以至于连塔尔自己，也对其战斗力产生怀疑。
也或许正因为此，在1967年六日战争前夕，塔尔将一支机械化步兵旅的半履带车移交给一支伞兵旅的行动。该伞兵部队没有接受过任何装甲训练，但却被认为是“更好的战士”。
但无论如何吧，直到1967年，以军的机械化步兵仍普遍装备陈旧的M-3载具，且严重短缺单兵反坦克武器。甚至，以色列军队在夜间使用半履带车突击时，还往往喜欢开着车灯往前冲。
可以说，以军装甲部队不仅拥有对机械化步兵的绝对指挥权，还构成了以色列四大“职能”指挥部中最重要的一个。因此，它也被负责制定主要的作战理论和战术。
到1973年，大多数以色列步兵旅继续改编为装甲部队，仅剩下三支伞兵部队和一线寥寥无几的几支步兵部队。
到此时，标准的以色列作战旅编制，逐渐由两个坦克营和一个机械化步兵营构成。且以军坦克营中几乎剥离了全部步兵和迫击炮。仅存的一点机械化步兵，也主要被训练成坦克的从属角色。
这可真是无语到家了，要知道，迫击炮可算是压制反坦克火力中最有效的武器之一。
倒是以色列的伞兵部队，比较独立于常规步兵部队，其装备与训练也更精良（尽管自1967年以来，伞兵和常规步兵仅设有一名步兵和伞兵总指挥官）。
这一点，最早应归功于1956年达扬对伞兵的扩编。最初这被作为独立的突击部队成立，不仅负责针对阿拉伯恐怖活动进行报复行动，同时也意在重振其大量步兵。
但结果，伞兵部队人员编制的需求加剧了步兵人才的严重流失，使得常规步兵中负担基础训练的戈兰旅，开始不得不接收素质较低的士兵，反而进一步拉低了效能。
幸运的是，当伊扎克·拉宾于1963年接任以军参谋长时。他通过系统升级戈兰旅，使得到1967年的以军维系了部分步兵的高水准，从而确保了以色列最关键的戈兰高地之战。
而当时间来到1973年10月时，埃及军队在苏伊士运河的渡河行动，打了以色列人一个措手不及。
埃及人通过部署一道由苏制远程PTUR-61“响尾蛇”反坦克导弹、PTUR-64“萨格尔”反坦克导弹和RPG-7火箭筒组成的有效反坦克火力网，几乎从一开始就将以军第190装甲旅打重创。就算侥幸冲过去几辆，也会被随后的埃及步兵使用RPG7集火。
而这点，亦再次证明了“全坦克”理念的严重局限性。
当然了，我这里不是意图贬低反坦克导弹的致命性及其潜在的革命性作用。而是说，历史上，人们曾多次尝试将缺乏支援的装甲部队，拿去对抗准备充分的防御阵地，但结果往往都以失败告终。
对“全坦克”作战概念的过度依赖，还带来了一个不利影响，那就是以色列几乎放弃了他们传统上擅长的夜间作战。
比如在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就几乎没有夜战的记录。其结果，这让以军装甲部队不得不承担起，本该由其他更经济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的代价。
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是以色列第七旅在夺取叙利亚的特尔沙姆斯时，就是试图通过正面装甲突击达成目标，但最后不仅损失惨重，也没撼动目标。
而在第二天夜里，同样是以色列人，以军一个伞兵营仅仅以四人负伤，便成功拿下了相同的位置。
所以我们说，“全坦克”学派往往表现出对日间作战和良好天气条件下战争的偏好。但这种偏好，恰恰严重了部队的战术发挥。
此外，由塔尔治下的装甲军官主要依据技术能力和炮术技能进行考核，这种过度依赖“机械解决方案”的倾向，使得他们与伞兵部队在战术上的优异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除了少数例子外，以色列步兵的实质是普遍缺乏机动性，其装备也不如苏联提供的武器。至于以军的反坦克能力，也因为 IDF中普遍存在的错误假设，即最好的坦克对抗手段是另一辆坦克——而被大幅削弱。
人们普通认为，装甲部队能够“在没有步兵紧密支援的情况下自由行动”的观点，在海姆·赫尔佐格将军看来，被证明是“自六日战争以来，以色列军事思维中一个危险概念”。
而从这个角度看，沙龙在夜间渡过苏伊士运河的行动虽然受到很多批评，但其表现却比鲁莽更显得辉煌。毕竟作为一名创新者，沙龙非常擅长于制定周密的攻坚战，并且对夜战极为熟悉且训练有素。
到1973年，以军不仅步兵数量不足，且现有步兵的质量也不如坦克部队。对火力和装甲力量的过度迷恋导致了一种对步兵价值的视野局限，或者至少是对步兵技能的漠视。
也正因为此.IDF最需要的事实上是一支高素质的、配备适合沙漠环境装甲运兵车的精锐步兵部队。而非传统上人们所认为的，那些威风凛凛的坦克部队。
然而，以色列国防军依然能够坚持并最终获胜，主要归因于其训练方法和悠久传统，即便是在被忽视的步兵领域，这些因素也比武器装备本身更为重要。
不过尽管IDF的训练注重实战性和其充满活力的领导风格，所有军队也都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但在复制以色列某些方法时也存在一定危险，特别是那些步兵地位下降时期采用的方法。
例如，为了避免在1967年耶路撒冷战役中陷入逐屋作战的泥潭，以色列人选择了乘车沿街推进，一路射击，最终留下了残存抵抗的敌军。
在1973年的苏伊士城，因以色列人未预料到会遇到强烈的敌军抵抗，步兵在进入城市前不愿下车，最终导致了以军的重大的伤亡和撤退。
而我们姑且不必争论阿拉伯军队是否素养低劣，但至少可以推测的是。如果这种战术用于奥尔托纳和斯大林格勒那样的战场，那以军很可能会遭遇灾难性的失败，因为那些街道更是会被致命火力所覆盖。
类似地，沙漠作战条件下的机动战争是否能为在地形复杂地区的战争提供适当的教训也是值得怀疑的。
威廉·E·杜普伊将军就认为，赎罪日战争的三个主要教训是现代武器致命性的大幅提升（“如果能被看到，就会被击中”），联合兵种的价值、以及个人和集体训练的重要性。坦克和飞机现已经加入了步兵的行列，步兵长期以来易受敌方火力的威胁，但步兵必须学会如何在敌方火力的压制下生存。
故而就此他得出结论，改进战术和机动，结合压制性火力对抗坦克武器，是未来战场成功的优选手段。
相对的，在对战略形势的深入审视中，苏联人逐渐亦意识到，如果因某种原因爆发一场大规模战争，对苏联最有利的策略是确保在北约决定使用核武器之前就迅速取得胜利，以避免全球浩劫的爆发。
因此，苏联军事思维逐渐转向，开始与研究纯粹核作战同等重视常规作战在核威胁条件下的表现。然而，他们很快发现，如果没有初期的核打击，敌方防御将保持基本完好且更加坚固，这使得进攻力量不仅需要借助成功进行扩展，还需更大程度依赖联合兵种的协同作战。
因此，在1960年代初，苏联红军中坦克与摩托化步兵师的比例为1:1.8。但到1974年，该比例已减少为1:2.2（新增了20个全摩托化步兵师）。这一比例的下降清楚地表明，苏联认为任何常规进攻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都依赖摩托化步兵的保护和机动。
然而，假设红军步兵起初在战斗车辆以及大规模间接炮火的掩护下，能够轻松突破北约的防线并维持可接受的推进速度。但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BMP步兵战车在现代反坦克火力面前表现出的脆弱性，却动摇了苏联陆军作战理论的根基。
因为BMP战车最初就是为配合核打击后的战场使用而设计的。然而，许多苏联地面指挥官，显然不愿简单依赖核武器来解决反坦克问题。其普遍共识是：如果坦克没有步兵的掩护，就进攻部署良好的防御阵地，那结果只能是被消灭。
同样，步兵如果依然搭乘BMP战车进攻，其结果也是失败，因为苏联认为BMP上的射击孔火力太不准确，为此仅能压制最薄弱的防线。
因此，在常规进攻中，苏联步兵将不得不下车作战。这个问题让苏联陷入了关于如何解决步兵在最后300米的战斗中的广泛讨论。
同时，这还引起驻德苏军中的摩托化步兵部队数量再次增加了大约10%，而坦克师的摩托化步兵营增加了100%（即每个坦克团配备一个摩步营）。此外，T-64和T-72坦克的三人乘员编制，也使得坦克的总数得以进一步增加。
由此，1971年一支拥有约10,000名士兵、243辆步兵战车和188辆坦克的苏联摩托化步兵师，到1981年时已增至约14,000名士兵、343辆步兵战车和272辆坦克。
相应地，一支1971年有8,500名士兵、81辆步兵战车和319辆坦克的苏联坦克师，到1982年时其人数已增加至12,000人，并拥有187辆步兵战车和331辆坦克。
这种重组部分是为了应对BMP战车在现代战场上的生存问题。过去，苏联曾认为BMP战车速度快，能够在敌方反坦克防线部署前进行大胆的袭击，目标是攻击敌方尚未密集部署反坦克火力的防御阵地。
然而，苏联历史上对于利用机动性和出其不意来确保低反坦克“密度”（即兵力与空间的比例）的传统作战思维根深蒂固。因此，苏联希望避免在连续的敌方防线间进行突破作战，宁愿进行一次初期的突破战，随后再快速进行装甲推进。
苏联炮兵官员就此还提议，与北约相比，苏联的摩托化步兵和坦克师在防御性反坦克系统上较为薄弱，但在炮兵和重型迫击炮方面却更为强大。
为此，应使用更多炮兵进行直接火力压制，作为对反坦克武器的压制手段。这种直接火力模式被认为比间接火力更有效，但也需要较高的战术分散性和机动性。
在冷战期间，与北约日益依赖复杂的指挥、控制和通讯系统不同，苏联专注于为更混乱的战场环境做好准备和不断完善其陆军的战术体系。特别是面对北约时，强调了更加原始和混乱的战斗形式，同时保持对电子战的高度重视。
讽刺的是，苏联不懈追求流动性和机动性的战争风格，激发了北约某些圈子中的模仿行为。BMP的问世与1969年德国“黄鼠狼”步兵战车(MICV)的推出前后相呼应。
随后，美国也启动了研发搭载11名士兵，装备25毫米高性能自动炮和陶式反坦克导弹的步兵战车。
在德国军队的重组计划（Model 4）和美国陆军86师重组研究中，步兵战车的战术运用占据了显著位置。这些提案通过削减班、排、连和营的规模，来增加这些单位的总量。
在德国新军队结构中，装甲战斗部队，尤其是坦克营，其主战坦克仍然被认为是对抗强大装甲敌人的最佳手段和所有作战的基础，
新的装甲旅由两个坦克营（每个营配有41辆坦克）、一个混合坦克营（28辆坦克和11辆步兵战车）和一个装甲步兵营（35辆步兵战车）组成。
而新的装甲步兵旅则拥有两个装甲步兵营（每个营34辆步兵战车）、一个混合装甲步兵营（24辆步兵战车和13辆坦克）以及一个坦克营（41辆坦克）。所有旅都有一个配备18辆自行榴弹炮的野战炮兵营支援。
基于二战经验，坦克和装甲掷弹兵（装甲步兵）之间的密切协作被高度重视。只要地形条件允许，一般会将一个装甲掷弹兵连分配到坦克营中，反之亦然。
有趣的是，这并不排除根据地形和能见度的需要，将地形考虑决定步兵是乘车作战还是下车作战。与此同时，坦克和步兵的合成也进一步下放至排级。
在进攻或延迟行动中，装甲掷弹兵通常会乘车作战，并使用炮塔上的武器进行火力交战。德国人长期主张在装甲车辆上作战，认为真正精确的自动火力在现代战场上战术意义不大，因为很少能在战场上直接看到敌军士兵。
在防御中，装甲掷弹兵将下车并利用迫击炮和轻型步兵武器准备防御阵地。这些阵地会尽可能设置在反斜坡上，以防止敌人过早发现。
而坦克和步兵战车则会从前方或侧翼阵地开火，并充分利用其重型武器的射程。当敌人继续逼近时，这些装甲车辆会适当后退，保持机动并继续射击，同时为下车的步兵提供支援。
美国陆军86师的重组研究，对机械化步兵战术原则也产生了显著影响。23吨重的M2布莱德利步兵战车可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步兵战车，其装备了集成的25毫米链炮、双发陶式发射器、同轴机枪以及六个步枪射击孔，每辆车可载有3名乘员和6名步兵。
每个机步排有四辆战车和一个5人指挥部组成。机械化步兵营则由四个机步连（每个连配有3个排和13辆战车）、一个反坦克连（12辆改进型陶式战车）、6门4.2英寸迫击炮和一个连部组成，通常它被认为拥有比BMP摩托化步兵团高出两倍以上的装甲击毁能力。
至于英军，英国人于1978年对莱茵军团(BAOR)进行重组，表明了它对近年来战斗群战术部署模式的失望。这种重组体现出一种不断增强的步兵定位感，以及对如何使用战斗车辆进行有效移动的需求。
新型步兵战车（MCV 80）的设计重点是为携带10名士兵及其所有武器、装备和补给品，提供保护和机动性。
但尽管如此，无论采用哪种战术部署，西方步兵在进攻或反攻时所面临的困境与其苏联对手基本相同。双方都必须决定在距离目标多远的地方下车，而这一目标必须通过实际占领来确保安全。
在面对准备充分的防御阵地时，贸然选择在目标区域下车无异于自杀。此外，所有的敌军也不会被单纯的支援火力完全压制，因此下车步兵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
苏联人的做法，往往会选择在距离目标400至300米的地方下车，以确保步兵紧跟在坦克后方，并提供必要的火力掩护。
而对步兵战车的依赖，还引发了军方对如何更好地运用步兵的广泛讨论。这突显出，现代战场对步兵和装甲车辆协调作战的新要求。
除此之外，在欧洲，现代反坦克武器系统的革命性影响并不是唯一影响步兵运用或地面部队战术行动的因素。因为自二战以来，战场地形的变化几乎未被军事眼界注意到。
事实上 ，欧洲的城市化进程已经显著改变了潜在战场的面貌。目前有374个1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密度极高，尤其是联邦德国（FRG）。其有60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以及4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
每平方公里约250人，同时有70%的居民生活在城中。预计到1995年，随着城市面积增长速度是人口增长的两到三倍，这些城市区域将增加50%。
而随着欧洲城市化的加剧，许多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已经合并成大都市区。尤其在西德，如莱茵-鲁尔、莱茵-美因、汉堡、斯图加特、莱茵-内卡、慕尼黑、汉诺威、纽伦堡、不来梅和萨尔布吕肯等地区。
其中，莱茵-鲁尔地区预计将在1980年代与荷兰的兰斯塔德融合，形成一条从波恩到荷兰海角长达300公里的连续城市屏障，这将阻挡传统的，例如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进攻路线。
同时，德国大约30%的土地仍为森林覆盖，尤其是德国、奥地利和卢森堡是欧洲最为森林密集的地区。据当前测算，森林和村庄占据了北约装甲旅防御阵地约60%的区域。这进一步限制了开阔空间的宽度和广度，预计进攻的机动部队几乎无法在不遇到村庄的情况下，绕过另一个村庄。
此外，政府的造林计划每年还将森林面积增加约0.8%。换言之，欧洲的开阔地区正在迅速缩小，而城市化正在成为控制地形的主导因素。
由此可见，传统的如“北德平原是一片广阔的农田”这样的概念不再适用。欧洲的大都市区，现存和未来的，势必会给战略家和战术家带来全新的挑战，特别是在威慑失效的情况下。
北约的军事策划者逐渐意识到，最好的反坦克防御措施不是另一辆坦克，而是以富勒提出的“大城镇”为基础的城市防御体系。
通过利用村庄据点和主要城镇创建“网络”式防御体系，这种方法早已被认为是阻止装甲部队和大规模进攻的最有效手段。
然而，对生活在未来战场上的人们来说，城市作战的前景并不比战术核武器在他们国家上空的随机投放更有吸引力。
自西德军事战略制定之初，西德的战略一直是基于前沿防御，旨在将敌方部队和战术核打击保持在远离该国最大城市工业区的地方。
尽管这种防御策略的目标是防止国家被毁，但其潜在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可能像1940年的法国防御那样，呈现出线性结构，容易被突破。
城市化不仅改变了地形的面貌，也提升了步兵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历史经验表明，纵深防御体系、结合静态和机动性抵抗，往往是最成功的防御策略。在未来的欧洲战场上，步兵将成为在城市化环境中制胜的关键因素。
由于在建成区的军事行动（MOBA）可能意味着“为了拯救城市而摧毁它们”，因此西德和其他西欧国家对城市作战的不情愿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最有效遏制全面装甲攻势的办法，或许正是像苏联人在其“伟大的卫国战争”中那样作战。如果历史能告诉我们任何事，那就是最成功的防御，是在纵深中结合静态和机动抵抗的防御体系。
比如在一战中，冯·洛斯伯格（von Lossberg）的弹性防御体系——包括防御村庄、强点以及机动反击力量——一次次被证明是极为有效的，并且相对减少了德军的损失。
而1940年法国未能加强城市防御和实施纵深防御，却导致了“欧洲最强大军队”灾难和屈辱性的失败。另一方面，苏联人通过以“抵抗岛屿”般的坚固的城市系统，亦成功击退了德国坦克部队的进攻。
可以说，闪电战（Blitzkrieg）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要塞外被击败，在斯大林格勒的“绞肉机”中被粉碎。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基于中欧建成区的弹性防御体系，甚至辅以Werwolf式的游击战，不能对入侵的苏军造成同样的惩罚。
须知，北约盟军很可能在苏联红军的蓄意行动下，被迫进入以步兵为主的城市作战中。苏联人早已意识到城市地区是理想的防御场所，因此很难想象他们会冒险绕过北约中欧那些规模巨大且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
此外，苏联还可能会通过有意采取“贴近城市”的战术来限制北约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能力。
要知道，苏联在城市战中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在1945年1月和2月，红军将德军逐出300个城镇和城市。而与美军花费10天攻克亚琛（Aachen）相比，红军仅用7天就攻下了柏林。
今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北约没有哪个军队比苏联更为擅长城市作战。苏联将领朱可夫（Chuikov）的话更充分说明了苏联当前城市战斗理论的深度：“根据在伏尔加河和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城镇作战的经验，专门为士兵和军官制定了《城市进攻战术手册》。
在这种作战中，决定性因素不是大量的军队，而是士兵的技能和指挥小型作战队伍（如排、班）军官的自主行动。坦克并非作为独立力量，而是与其他地面武器协同作战，组成突击小组。
城市中的推进是逐步进行的，从一个占领的建筑跳跃到下一个建筑。……如果说包围城市是作战艺术的一部分，那么对城市的攻坚则是战术行动，需由小单位执行。
指挥排、连、营的军官必须组织这些突击队，并根据目标的性质组成特定的攻坚小组。……士兵和军士的行动以及小单位指挥官的主动性，成为城市战中最关键的因素。”
如同一战中德国人在他们的弹性防御中应用了冲锋队战术，苏联人在二战中也将他们的防御性突击战术应用于城市进攻作战。苏联组成“突击小组”以应对敌方的“支撑点”，而“突击队”则被安排用于消灭较大的“抵抗中心”。
正如德国人所学到的教训那样，苏联人意识到在城市街道上使用装甲部队会让坦克像无助的“恐龙”，等待敌方步兵手中的反坦克武器的摧毁。
在柏林战役中，某些苏联指挥官为了保全面子，不愿意将战术控制权下放，结果是大量坦克损失惨重。
在1945年4月25日至5月2日的柏林战斗中，第二近卫坦克集团军因这种错误战术失去了64%的坦克，其中一半被德军步兵携带的反坦克武器摧毁。
显然，城市作战的短程混乱环境中，徒步作战的小分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在城市区域防御所需的兵力远少于进攻，因此这为北约提供了重要的防御启示。
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成功的防御往往是在纵深中进行的，而城市作战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这种防御体系的核心。
再一个问题是技术进步，尤其是反坦克武器系统的发展，结合欧洲中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极大地增强了步兵在地面部队作战中的作用。
根据A.J.特里萨尔准将的观点，在装甲战场的背景下，步兵在可预见的未来，就将肩负起清除反坦克导弹和其他反装甲武器的重任，从而保障坦克的前进。
也因此，尽管随着装甲运兵车的引入，传统的步兵技能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但这些技能在轻步兵和山地部队中得以保留并将重新发挥其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吧，我们很难准确预测未来欧洲战争的具体形式。正如利德尔·哈特引用的一位作家所说：“在战争前，军事科学看起来像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像天文学一样；但在战争后，它更像占星术。”
因此，一个合理的推测是，无论其形式如何，未来战争很可能与当前的计划和普遍预期截然不同。
如果当时具有远见的华沙银行家I.S.布洛赫今天还在，他那出色的常识和逻辑推理能力很可能会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核弹爆炸的第一声巨响之后，基于人类的本性，战场上的士兵可能会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开始挖掘战壕。
唯一曾在核威胁下作战的军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朝鲜战争中它们确实采取了这种行动。中国CCP军队的战壕和野战工事比联合国军的深得多、广得多，这绝非偶然，因为解放军确实相信核武器可能会被用于对付他们。
当然了，无论是否存在核威胁，类似的情况也可能在欧洲发生。1976年，德国步兵学校在哈默尔堡按照苏联的作战条令，用火炮和迫击炮对各类阵地进行了打击，阵地中的步兵由假人代表。
而测试结果显示，暴露在开阔地的步兵将遭受100%的伤亡；没有顶部防护的战壕中的士兵则会遭受30%的伤亡；在有顶部防护的战壕中的士兵伤亡率则仅为10%。
由于常规火炮和反装甲火力的极大提升可能造成初期的重大伤亡，在欧洲全面战争中，唯一有效的步兵野战防御必须是彻底挖掘并进行伪装的防御工事，军队可能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迅速挖掘战壕（帝林：别说，作者是1981年写的书，今天的亚阿战争和俄乌倒是某种程度有所验证）。
然而，除了迹象表明未来的欧洲战场可能以静止不动而非机动为特征外，还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快速机动的装甲作战将受到电子通信真空的进一步抑制。而完成这些工事所需的时间与当前的机动作战概念基本不兼容（尽管与更多的阵地战概念兼容）。
鉴于这一可能性，以及富勒的警告“战争中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依赖和平时期的训练”，当前对欧洲高能耗的机动装甲战的战术重视，可能会像上次大战前对机动骑兵作战的关注一样错位。
在当时，即便在最悲观的人中，也普遍认为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必定会迅速结束。而当士兵们开始打趣道“头七年会是最糟糕的”时，战争的短期幻想就已经破灭，除了将军们，几乎所有人都对机动作战的情景失去了信心。
如今，改进后的步兵反坦克武器与打败骑兵的机枪之间似乎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之前指出的，城市化的影响进一步削弱了完全依赖机动装甲部队的可行性。
基于上述论点，步兵在欧洲的田野、森林和城市定居点中，依然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步兵的打击能力已被重新增强，能打得更远、更猛，因此步兵凭借其传统技能，几乎不可能成为“装甲部队的附庸”，尤其是在以前他能轻松承受装甲部队带来的“冲击”时。
大地无疑仍然会是步兵最好的朋友，而如果正确使用步兵战车（MICV）和装甲运兵车（APC），步兵的整体机动性和安全性将大大提高。虽然在攻击的最后阶段，如何确切使用这些车辆尚难以确定，但它们肯定能减少步兵在炮击和空袭中被轻易杀死的几率。
当然了，直升机也给了步兵比坦克更大的机动性。此外，虽然步兵仍然可能是开阔战场上最脆弱的人，但他同时也是所有军兵种中最具韧性和适应性的一支。
在欧洲战争的背景下，北约步兵在城市或森林环境中表现最佳，因为在那里他几乎有无限的机会来扰乱、破坏并瘫痪敌人。但为远距离机动作战训练步兵，却不为近距离的森林和城市作战做好准备，则可能会是北约战术中的一个严重错误。
若战争持续时间较长而非短暂，且以静止为主而非机动作战，届时将需要大量灵活机动的轻步兵。无论它是在西奈还是在欧洲。
